探索真相之旅：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是我留学收获的最大的财富
转载：美国华人
0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上面说的书籍都是教授挑选指定的，比较有代表性。有的是某方面经典作品，有的代表了某种新观点或者最新研究趋势。总之内容丰富，观点极为多样化。我们一般要给每本书写3-5页书评，在写书评之前，通常要参考同行评阅（peer-reviewed）的专业评论，从中又接触到其它观点，并了解该著作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很多严谨的历史著作后面往往附有一篇“文献综述”(Bibliographical Essay)，细说某一方面研究的演化、代表性作品、和主要学派。什么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等等，五花八门。或观点迥异，或相互补充，光大发扬；往往有独辟蹊径者，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那时刚从国内出来，忽然接触到这样内容丰富，具有个性，有些甚至很有智慧的见解，非常受启发，也觉得很过瘾。这种开放、自由的思想风气，私下想恐怕只有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才有。
美国聚集了来自各国的人才，并允许他们各抒己见，独立思考，其产生的能量是非常之大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当时觉得美国很厉害。也改变了以往“美国无历史”的成见。美国历史虽短，但发展经历丰富而且多样化，其历史研究（尤其是本国历史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博大者有之，细致深入者更是屡见不鲜。
02.说话要有根据
我们那时每门研讨课都要交一篇学期论文（term paper）。我写过的最短的学期论文大约10页，一般在15-30页之间，不算注释和参考文献。
记得有一次写学期论文，老先生要求我们每写一个段落，就要有一个注释（endnotes），标明出处。我当时很有些不满，写文章作注释谁不懂呀？但每一个段落都要写注释，太过分了。有些段落可能是我的总结或内容介绍（introduction），怎么写注嘛？
老头是中西部人，很倔很严格的那种。不过人家是老师，只好听他的。我当时对他的要求很有怨言，但后来（一直到现在）觉得他的那种训练方式很有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注重调查和查证（investigation/verification），以事实为根据，尽量避免说些没有根据的话，这对写文章、观察问题，乃至于为人处事都有益处。（当然也可能有副作用，搞得人一板一眼比较罗嗦）。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学期论文，内容是关于美国公众舆论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后来把文章扩大，囊括了从1945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政府与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成为我的毕业论文。
在分析尼克松对华“新思维”起源的时候，我引用了尼克松回忆录的相关材料。没想到老教授（即上面说的那老头）把文章立马打回来，在课堂上对我（还有其他同学）说道：尼克松是个骗子。我不相信他 （Nixon is a liar. I don't believe him）。其口气之坚决肯定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我又一次对他非常气愤：我研究的是尼克松对华思想的转变，不用他自己的回忆录用什么？没有办法，只得再去查资料。后来找到尼克松在1967/68年间当选总统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
当时为了给6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尼克松到亚洲（包括东南亚）、欧洲做了一次相当全面、深入的“采集事实”（fact-finding）访问，通过和当地领袖人物交流，尼克松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些脱离变化中的亚洲和国际政治的现实。
在这篇文章里，尼克松首次表示了不应继续孤立中国，以及维护国际和平需要拥有八亿人口（当年中国人口数字）的中国参与的想法，这是后来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包括1972年破冰之旅）的思想基础之一。
这篇文章证实了尼克松回忆录中他本人对当年思维转变的回忆和记载，只是一般回忆录多少有些self-serving (为作者本人服务)的嫌疑，而且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本人的信誉大打折扣。《外交季刊》那篇文章显然更令人信服，两者结合，比较说明问题。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佩服姜还是老的辣，在运用证据方面严谨、一丝不苟。
03.关于“权威”
当时到美国不太久，对美国的主要报刊并不熟悉，于是在课堂上请教老师。原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我的问题是：美国有哪些权威性报刊？老先生一听愣了一下，然后边思索边回答：我们（指美国）没有权威性的报刊。沉思片刻，老头又说道，也许是你的背景吧（指我从中国大陆来的背景）。我们通常只说某些报刊比较有影响（influential），或者倾向自由派liberal，保守派conservative等等。然后他举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等几个例子。
04.道德评判
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什么是“道德评判”(moral judgment)？标准是什么？历史研究难免对一些事件、人物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比如历史人物的功与过算不算“道德评判”？其中分寸、尺度怎么掌握？如果道德评价仅仅是善与恶，是与非，（或者中国传统的忠与奸），似乎又过于简单。还有，有些历史问题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黑奴制度，希特勒的种族清洗（Holocaust）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是非和道德色彩，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处理？
这样一个弹性较大、含糊的概念，西方“史学方法论”（至少是我接触到的）把它列为原则之一，我想，可能还是为了避免研究者受自身道德和价值观影响，以便尽可能保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试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的道德观念也有差异，此一时彼一时，用一个时代，或者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去套另一个时代，很难避免偏见。
同时历史学家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观念的人，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的确是非常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提出避免“道德评判”可以时时提醒人们在历史评价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做道德上的评判，尽可能客观对待历史。
人们常说，把某人（或事件）的功过是非留给历史评说。谨慎对待“道德评判”并非要否认历史本身存在是非、道德含义，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对历史真相进行investigation (调查并发掘事实)，通过描述、叙事和分析，尽可能恢复历史真相和原貌。揭示和还原真相，往往是最有力的道德评判。
05.淘尽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料
闲话少说。有次修他的课，老教授要求我们写学期论文时，要“exhaust all available materials in the library”(淘尽校图书馆内所有相关资料)。其实一般我们写学期论文，都要遍寻学校图书馆内有关资料，有时候根据题目需要，往往还得通过图书馆的“校际图书馆借阅交流服务”（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向外校去借。老头是美国农业史领域几位著名老专家之一，学问深厚。他郑重其事要求“淘尽校图书馆内所有相关资料”，我们便一点也不敢马虎。
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期末最后一次研讨课上，我们讨论各自写的论文。老头进门后在由两张桌子拼起来的长桌头前坐下，扫了大家一眼，然后当着众人的面，直截了当地点着一位来自沙特的博士生的名说他抄袭。老头书本都不用翻开，随口就能说出抄袭的内容出自那一本书，作者是谁，第几页，甚至段落。那位同学开始还想辩解，最后哑口无言。第二个学期以后，再也没有看见那位沙特学生的踪影。
毕业后至今，我如果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了，想写点儿东西时，多少会有一点“淘尽所有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的劲头。有人灵机一动也能写出好文章，但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还是要靠系统研究和平日积累。老一辈人说“厚积薄发”，仍然有道理。
▲学会思考，在书中下功夫。（Photo from Flickr/timetrax23）
“淘尽所有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可能有点类似科学研究中的读文献和试验工作，一方面了解、掌握某项科研动态，特别是知道别人在同一题目上作过什么，有哪些观点；如果自己没有新的发现，没必要重复；有些相同的观点，必要的话可以补充发展；不同，尤其是相反的观点，也要心中有数。
往往资料读多了，时常会有意外发现，可以不断补充、修正自己的观点。不然的话，结论的准确性往往受到限制。在读书和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思路撞击某个问题，往往很受启发。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现在学科专业内部分得很细，每个人都研究本专业内一、两个分支，许多专门史著作和文章的确是写得很棒。这本来是好事，但很多普通读者阅读范围和数量有限，也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往往在读过几本书后就得出很宽泛、一般性（generalized）结论，容易以偏概全，漏洞百出，或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样的事例很多，依笔者观察，现在网络和微信上有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争论也是由此引起。两千多年前国人就知道“盲人摸象”的道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抱住了大象的大腿就说这就是大象。如果对某一历史、社会和时事问题很感兴趣，最好还是多观察、并多读些相关专业书和资料。要想全面，急不得。
上面聊的，都是些常识，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或有意识的培养才能逐渐形成习惯。我们常说的“批判性思维”，就是这样通过调查/查证、收集事实/资料、质疑、分析和探索一点点积累、培养而成。
作者：启明，转载：美国华人。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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