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天才,竟然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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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早逝的天才诗人李贺,跟王勃一起,被公认为最让人扼腕叹息的唐朝才子。
论诗名之盛,李贺登上“大唐十大诗人”排行榜,应该问题不大。他被誉为“诗鬼”。在大唐诗人纷繁的别称中,知名度恐怕仅次于“诗仙”“诗圣”和“诗佛”。
论经典之诗,李贺有不少传诵不息的诗,比如《雁门太守行》《高轩过》《金铜仙人辞汉歌》等等。他的一些“金句”,像“天荒地老无人识”“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等等,更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但是,这样一个无论人气还是实力均属唐朝一线的大诗人,在目前最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中,却没有一席之地——连一首作品都没有入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至今争议不休的问题:是李贺的水平有问题,还是《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出了问题?
▲《唐诗三百首》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图源/摄图网
最经典的唐诗读本
《唐诗三百首》是目前最经典、传播最广泛的一个唐诗选本,甚至上升到中国文化的代表。有学者直接说,一个懂中文的人,只要认真读一下《唐诗三百首》,就不可能不被中国化。
不过,《唐诗三百首》的出现距今不到300年。
它的编者署名蘅塘退士。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蘅塘退士何许人也,对他的了解几乎为零。这就像是天外飞仙,留下一部经典,然后了无踪影。
直到最近几十年,经过朱自清、金性尧等学者的考证,我们才知道蘅塘退士本名孙洙,康熙五十年(1711)生于江苏无锡,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先后出任三地的知县。孙洙为官清廉,很有同情心,每当卸任时,当地百姓都自发为他送行,伤心泪流。乾隆四十三年(1778),孙洙卒于无锡,终年68岁。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当年孙洙已54岁,是在他的继室徐兰英的协助下编成的。
孙洙在这本唐诗选集的序言中说,他之所以编这本书,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儿童启蒙诗选《千家诗》编得太粗糙了,“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他想精编一本真正的唐诗选本,作为私塾教材。
可见,孙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编一本好的唐诗教材,并没有想到在他身后,这本教材的流行程度远远超过了如今的黄冈密卷。
据统计,迄今为止的唐诗选本大约有600种,包括著名的《唐百家诗选》(王安石编)、《唐诗归》(钟惺、谭元春合编)、《唐诗别裁集》(沈德潜编)。这些选本的编者都大名鼎鼎,结果,反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经久不衰。史载,《唐诗三百首》刊行后,“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
在五四以前,许多私塾均以《唐诗三百首》作为古诗教材。民国一些大学者在回忆童年时,都会提到学习《唐诗三百首》的经历。钱钟书曾回忆说,他童年时随伯父、父亲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
一些大人物也把《唐诗三百首》当作必读经典。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能够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5种不同版本的《唐诗三百首》。
因为《唐诗三百首》的流行,使得这本书具有了超越编者孙洙本人野心之外的权威性和经典性,从而被赋予了多重解读的意义。
比如入选其中的唐诗,会变得耳熟能详,像李商隐的多首《无题》诗,诗意朦胧难解,但却因入选《唐诗三百首》,化雅为俗,随便一个人都能张嘴背几句;
比如一个唐朝诗人是否入选其中,成为衡量其重要性的关键指标,杜甫、李白、王维稳坐唐朝三大诗人宝座,跟他们入选《唐诗三百首》的诗歌总量排名前三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某个诗人会因为一首诗被选中,从此名垂千古,像《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金缕衣》,作者杜秋娘尽管是个女性,但国人却永远记住了她的名字……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作品入选《唐诗三百首》,人们就会怀疑这个诗人的重要性和经典性,进而怀疑这个诗人的水平。
比如悲催的李贺。
被嫌弃的“诗鬼”
为什么李贺在《唐诗三百首》中没有一席之地呢?
孙洙没有解释原因,我们只能作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测。
都知道李贺的诗好,但他的诗大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而是想象力爆棚、落笔奇诡的那种好。在讲究门派的明清两代,一个文人学诗总要问哪门哪派,你如果学李贺,基本只能说:对不起,在下无门无派!
▲李贺是唐代最奇特的大诗人,一个怪才
从晚唐的李商隐开始,千余年来,学李贺的诗人代有人出。到了元朝,更是达到极盛,无论大诗人还是小文人,都以学习李贺诗为荣。但明清以后,一般人已经不敢轻易去学李贺,除非是徐文长、龚自珍这样的狂士大牛,才敢学,也才能学。
晚明人余飏说:“唐人诗品,以杜甫为圣,李白为仙,李贺为鬼,故唐诗无注可读者,李、杜皆是;虽有注而终不可读,惟贺为然。贺之诗,险仄奇诡,无一字可调俗言,无一言可入俚耳。”
这既是对李贺独特诗风的肯定,但也是批评李贺诗“险仄奇诡”,即使有注释,也很难读懂,更不要说去学了。
另一个晚明人许学夷也说:“后人学(李)贺者,但能得其诡谲,于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
这是劝告大家不要学李贺,没有李贺那样的才气,去学了反而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元末诗人杨维桢以效仿李贺闻名,诗名盛极一时。但明朝中期以后,诗评家们都把杨维桢当作学李贺失败的反面个案,告诫世人千万别学。胡应麟说,杨维桢有才,可惜耽溺于李贺的瑰奇诗风,以致“大器小成”,沦为笑话,可惜呀。
这种观念影响及于清代。跟孙洙同时期的郑板桥说得更直白,他说,“长吉(李贺)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不是李贺的诗不好,而是“鬼气”太重,故不想让子孙学。
就文学观念而言,明清人比唐宋人保守、正统。所以,以“鬼气”扬名的李贺在唐、宋、元的接受度颇高,在明清两代反而变得难以接受。
大人都难以接受,自然不会把李贺推荐给下一代。就像我前面所说,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的初衷,是给儿童启蒙用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诗风特立独行的李贺可能第一个就被排斥出局了。
▲相比李贺,“醇儒”杜甫的接受度就高得多 图源/摄图网
时代不需要呈现痛苦
还有一个原因,李贺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蔑视君主与皇权的态度,也被认为挑战了儒家正统观念,所以不为孙洙所青睐。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乾隆时期,一个官方认定的盛世,但其实那个时期的文网挺密的,动辄触犯禁区。孙洙本人也不是离经叛道之人,对帝国的思想规训十分认同。
他的《唐诗三百首》,正统和尊君观念极强,比如,他在“五律”诗这个类目中,第一首就选了唐玄宗李隆基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鲁迅就曾批判说,这首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又如,关于马嵬坡兵变的唐诗很多,但孙洙偏偏选了郑畋的七绝《马嵬坡》,还在这首诗下面批注说:“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
我们来读一下这首诗,看看是怎么个“温柔敦厚”法: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郑畋《马嵬坡》
诗的意思是说,唐玄宗返回长安时,杨贵妃早已死了,旧时恩爱难忘,而唐朝又重新振兴了。在马嵬坡处死杨贵妃,唐玄宗真是决策英明,不然的话,唐朝就会步陈后主亡国的后尘呀。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这首诗完全违背了史实,是诗人为了回护唐玄宗的形象而编造的谎言。真实的历史是,太子李亨在马嵬坡发动兵变,诛杀了杨贵妃。但正因为郑畋在诗中歪曲事实,突出了“天子圣明”,所以被孙洙认为“温柔敦厚”,保全了“一代明君”的面子和圣名,遂入选《唐诗三百首》。这就是孙洙的皇权观念。
再看看李贺是怎么写安史之乱中的唐玄宗的。
春月夜啼鸦,宫帘隔御花。
云生朱络暗,石断紫钱斜。
玉碗盛残露,银灯点旧纱。
蜀王无近信,泉上有芹芽。
——李贺《过华清宫》
李贺写他经过当年唐玄宗和杨贵妃寻欢作乐的华清宫,已经一片荒凉冷落,暗讽唐玄宗昏聩酿成安史之乱,祸国殃民。诗最后一联甚至不称唐玄宗为皇帝,直称其为“蜀王”,只会逃难到四川,不顾帝国生死存亡。
▲西安华清宫,见证过大唐兴衰 图源/摄图网
两诗一对比,就知道李贺为什么不受孙洙待见了。盛世中的文人,只需要涂饰皇权的夜莺,不需要怪里怪气的乌鸦。
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
杜甫入选《唐诗三百首》的诗歌数量名列第一(36首),但为什么偏偏没选他最经典的“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唐朝诗坛真正的流行天王,但为什么他只入选了6首诗,而且他那些犀利的讽喻诗一首不选;
李绅讽刺时代的《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聂夷中直指皇帝的《伤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皮日休深刻揭露唐末极端黑暗社会面貌的《正乐府十篇》,所有这些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为什么一首未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可惜的是,那个诞生《唐诗三百首》的康乾盛世并不需要这些刺痛的诗,也不需要刺痛他人的李贺。
被错过的大诗人
《唐诗三百首》很经典,它在唐诗读物中的地位也无法挑战,然而,经典和权威并不意味着无可挑剔。
也许孙洙的初心只是编一本教材,从没想过它会上升为中国文化读本,以及由此带来的额外殊荣。但如同荣誉不请自来,质疑和批评也是理所应当。
很多人为孙洙辩护,说李贺落选《唐诗三百首》是李贺的诗有问题。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承认编选者本人的偏好与时代局限,比起鼓吹一个选本的完美无缺,更能让我们保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
因为,不管论者如何解释,都很容易找到反驳的理由。反之,亦如是。
你说李贺诗“儿童不宜”,但他也有“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样清爽的绝句呀;
你说李贺诗太难懂了,难道李商隐的诗就好懂吗?为什么同样不好懂的李商隐,入选的诗却能排到第四位(24首)呢;
你说李贺诗在各种类别都不是顶尖的,难道唐玄宗入选的诗就是顶尖的吗?《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这么平平无奇的诗都入选了,为什么真正的诗人反而没有一席之地……
你有一千个理由辩解,他人就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反驳。千万不要去做这种徒劳的工作。
不如直接承认《唐诗三百首》错过了李贺,就是时代观念导致的,是这本经典的瑕疵和缺憾,是涂抹不去的历史烙印。
不仅错过了李贺,它也错过了罗隐,一个像李贺一样的怪才,一个写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等经典诗句的奇人;
不仅错过了罗隐,它还错过了张若虚,那首“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在《唐诗三百首》中同样找不到踪迹;
不仅错过了张若虚,它还错过了卢照邻,那首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如此经典,影响全唐,却不配占有半页纸……
▲罗隐与李商隐、温庭筠并称晚唐三才子
唐代确实是中国诗歌的巅峰,全民写诗,催生了巨量的杰作,《唐诗三百首》怎么选、选谁上都不会错,但不选谁上,可能背后就有玄机了。
打个比方,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全民擅长玩这个,国家队就算不出一线国手,只派三线队员,也能在世界级比赛中夺冠。这个时候,选谁上,不选谁上,球技可能不是第一衡量要素了,那些无关个人水平的因素,比如政治面貌呀、忠诚度呀、人品呀、形象呀、跟教练的关系呀等等,就变成台面下的风起云涌了。
所以,对于李贺落选《唐诗三百首》,我们最后也只能归之于李贺这个人不讨喜、叛逆、反正统、政治立场有问题等无关写诗水平的因素了。
没有一个唐诗选集可以网罗所有的唐诗杰作,但一部遗漏了李贺、罗隐、张若虚、卢照邻等诸多大咖的诗选,细究起来还是挺让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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