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梅不是明星导演。提及她时，媒体会加很多前缀，比如女导演，比如“马来西亚新浪潮”代表导演。
关于“浪潮”，陈翠梅说，更像是民间激起的一小波涟漪。导演Amir Muhammad在2000年自编自导的作品《嘴对嘴》，偶尔会作为马来独立电影的开端被人们提起。一群人平日做律师、电子工程师、设计师，周末抱着几台DV，东拼西凑，在各自的电影里担任剪辑、摄影师和演员，拍完后再互相当观众。后来，他们的电影开始出现在欧洲国际电影节中，逐渐有了“马来西亚新浪潮”之称。这波浪潮中被提及最多的导演，便是陈翠梅。
27岁时，她拍长片《爱情征服一切》，捧得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之后的十多年里，她拍短片、写小说、谈很多恋爱、生孩子、练武，电影成了生活的一小部分。在豆瓣简介上，她这么介绍自己：“陈翠梅5岁钉过一个小板凳，8岁开车撞过一根柱子，9岁做过一本儿童杂志，12岁读完一整本科学百科全书，17岁开过一个文学专栏，21岁电脑动画学位毕业，27岁拍过一部《爱情征服一切》，38岁生了一个小孩，41岁决定习武。”
2019年，陈翠梅在香港电影节遇到导演杨瑾，他问：“60万人民币你能拍一部电影吗？” “没问题，”她说。没多久，天画画天影业便公布了一个电影计划，邀请陈翠梅、蔡明亮、石井裕也、翁子光、张律等亚洲导演，各自以低成本的方式拍摄一部艺术长片，主题正取自陈翠梅27岁拍的电影——“爱情征服一切”。在此契机之下，她完成了影片《野蛮人入侵》。但《野蛮人入侵》与爱情没有关系，陈翠梅说，她拍的是寻找自我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故事。生孩子后，她有三年时间身体好似废墟，所以想拍一部关于重建自己的电影；故事里有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分别是她精神与身体的反映；准备剧本时，她的孩子出生，于是有了小孩的角色，女主角每天武馆厮杀完，就和小孩在沙滩上用木棍打闹。很多年前她问导演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对方说，这就像问“什么是生活”一样。在《野蛮人入侵》的最开始，陈翠梅加入了一段对白：“以前年轻的时候，电影是一切。现在年纪大了，一切都是电影。”到现在，《野蛮人入侵》路演了七八个城市，每到一处，陈翠梅都要在当地找个武馆打一次。她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自己的串馆日记，回复柔术爱好者的留言：“麻烦给我馆名、地址、时间表，到时找你。”
界面文化：你在以前的采访里说，最开始想写的故事是：一个女演员怀孕后身体变成了废墟，她接到了一个新的武打片机会，通过习武重新打造身体，找回了自己的生活。最后呈现的这个故事和你最早设想的生发出了更多意涵吗？陈翠梅：最开始的设想是很简单的，做的时候会慢慢把生活里的东西放进去，包括电影的主题是“自己是什么”，虽然故事是从女演员作为母亲的困境开始的，但后来整个电影不再谈母亲的困境了。女主角最早是论人摆布的、不自主的状态——被小孩拉着的妈妈，被动地接受新电影角色的女演员，被师傅欺负的徒弟——学武之后她找到自己的身体，后来失去记忆，再到后来好像这些都不重要了嘛，都脱掉了，包括她在海边脱掉假发和鞋子，她完全只是在问自己是谁。
界面文化：“自己是什么”这也是好莱坞电影里常出现的情节模式，你觉得你电影里的自我寻找，和好莱坞大片式的“自我寻找”有何不同？陈翠梅：我想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要找到认同感或者价值，相反，是想质疑这些是什么，自己是什么。当被问我是谁的时候，我肯定会先说我的职业、我拍过什么电影，有很多关于自己的论述，它们也是虚构和编造出来的自我。从电影最开始的身体到社会身份，把这两层都剥去了之后，关于自我的比较本质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界面文化：电影里有《黑客帝国》《谍影重重》这些电影的情节，为什么把它们的影子嵌入在电影里？是否想要挑战它们的叙事模式？陈翠梅：我写的剧本里，导演要拍一个间谍片，所以很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和“寻找自我”很贴切的间谍片《谍影重重》。《黑客帝国》其实也是，当女主去找高僧的时候，被问要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其实手里两边都是酸的果子。之前一个僧人师父跟我说，《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是最接近佛法的作品。用这些倒不是戏仿，我对电影没那么关心，既不是迷影梗，也不是去讲其他电影，只是我们真实生活里会用电影来讨论事情，于是借一个情境来开玩笑。但这也是它想问的问题——你要选择看到真实的，还是继续现在这样？ 
陈翠梅：我觉得《芭比》的故事很不一样吧。《芭比》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和掌控欲望，但这个故事其实到最后是放下一切，要把其他东西都去除掉，更加禅宗。
界面文化：你之前提到自己因为赖声川的《飞侠阿达》开始喜欢现代武侠的概念，对于现在的武侠片你还关注吗？陈翠梅：《飞侠阿达》说的是在台北这么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想要学轻工的年轻人，他整天去公园听老人家讲武侠故事，后来年轻人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最后真的学到轻功，这是一个现代生活里发生的武侠故事。我看了很多徐皓峰的书，很喜欢他的电影，他谈到人物还有武术的时候都特别真实。他也带着特有的伤感，好像这些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物都是不合时宜的存在，但她的女性角色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其他的我都很喜欢。界面文化：你曾经说过你是80年代香港武打片的铁粉，而且把崇拜的动作女星李赛凤（Moon Lee）的名字编入了电影女主角的名字。这部电影里有来自当年常看的武打片风格影响吗？陈翠梅：武馆的部分比较多，功夫片常常跟师父学武，师父也会做了一些训话，电影里做的有点像香港功夫片的里一些师父教徒弟的场景。小时候我们看很多古装电视剧，还有台湾的歌仔戏、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金庸小说里最短的一篇是《越女剑》，我就一直很喜欢演女主的李赛凤，崇拜她剑法非常高超，一个人打100个人。
界面文化：电影里的女主角形象和李赛凤差别很大，特别是前半部分在武打训练场景里，不时会穿插着和儿子宇宙在沙滩打闹、操心孩子零食吃太多、担心他会走丢。“武功高强”的设定与琐碎的母职缝合在了一起。当时你拍的时候，你会去思考母职和武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吗？它们是对立的两端，还是互相连接的？陈翠梅：女主在人物上其实是和李赛凤没有相连的，只是用了她的名字而已。形象上我参考更多是其他有小孩的女演员，她们怀孕生小孩了，但其实是非常有才华的演员。本来故事里没有小孩，但后来因为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开始带孩子了，才把这个放进去，主要是我自己遇到了这个处境。 界面文化：最近网上对你的访谈发言有一些争议。你提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候，女性导演有比较多的机会和红利，作为男性，反而会因为性别被歧视，如果想要坚持做自己的东西会更难。你觉得女导演比男导演的机会更多吗？陈翠梅：访问的时候我可能话没有说很清楚。因为我讲的是国际电影节的事情，艺术界的圈子不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会尽量多元化，比如人们很少看到东南亚电影，电影节就会给东南亚的导演更多机会，即便质量不是特别好。在真实生活里，我自己也会受到男女不不平等的待遇，不过在我的国家，更大的问题是种族不平等，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对待。我没有特意去设计一个女性电影，我不太会去想这些。电影提到的怀孕感受是个人体验，“怀孕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社会了的”那句感想，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听一个姐姐说的，她怀孕时被别人摸肚子，我那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有点像现在大人看到可爱的小孩会去摸脸颊，好像小孩是社会共有的一样。
界面文化：你被很多地方称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代表导演”，你怎么看这个称号？陈翠梅：我们不像法国新浪潮或者台湾新浪潮，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记，也影响了后面很多人，马来西亚没有那种程度的新浪潮。从2005到2008年，很多国际电影节都在放马来西亚电影，但之后就放得很少了。2000年起，马来西亚开始有人用DV拍电影，在周末不断地拍。可能2001到2005年是大量的短片，然后2005年开始有长片。我们都是没受过电影教育的，有些人平时做律师、设计师，有人做电子工程，没有一个去过电影学校——我可能和电影更接近一点，我是学电脑动画的。界面文化：为什么那段时间电影节出现那么多马来西亚？陈翠梅：新鲜吧（笑），在电影节世界里面，他们更愿意看到没有看过的东西，你拍一个很像王家卫的电影，或者一个蔡明亮电影，他们已经不想看了。我记得第一次去鹿特丹电影节，至少有三部马来西亚电影，三部截然不同，像三个国家拍出来的一样——一部是泰米尔语电影，说的是印度裔的一家人；另一个是马来语翻拍的《邮差总是按两次铃》；还有一个华语电影叫《美丽的洗衣机》，发生在城市购物中心里，讲述一对男女很疏远的情感，完全是一个现代故事。 
界面文化：这种情况下，你们创作时会不会觉得被国际电影节的目光打量？陈翠梅：最开始拍片完全不是为了电影节，就是一群人周末拍、自己玩，在当地的电影学院互相观看，完全没意识到国际电影节存在。2005年我才开始被电影节发掘，但在此之前就一直在拍了。但到后面的确有你说的情况，我去了很多电影节，突然觉得，噢，原来电影是这个样子的，会觉得我们用的方式好笨拙。第二部电影我其实想了很久，因为一直在想到底电影是什么，想要拍一个比较“真正”的电影，那就让我好几年不敢拍电影。现在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马来西亚当年的新浪潮已经过去了。很多人离开，后续也没有人再加入进来，可能只剩下几个还在继续做电影。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电影工业，不可能把拍独立电影作为事业的。界面文化：人们会用“东南亚电影”来标识很多影像，比较熟悉的有泰国的阿彼察邦、新加坡的陈哲艺。你觉得东南亚地区的电影有自觉的特点吗，比如讨论族裔身份、流散、多语言？影人之间的交流多吗？陈翠梅：民间的交流是很多的，我们在2005年开始去欧洲电影节的时候，东南亚导演一般都在一起混，后面也很多开始合作，有一些是官方支持的跨国合作，比如新加坡就有一种制片体系，如果你有一个新加坡的制片，你就可以拿到一笔新加坡的钱，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跟新加坡制片合作。你提到的离散、身份的题材，我觉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导演拍的比较多，他们还保留这种华人身份认同，非常强烈的，但印尼华人和泰国华人就谈得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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