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洁癖症”：空间病理学问诊现代城市
文｜高宇（南开大学文学院）
在一般情况下，洁癖（mysophobia）主要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对干净、整洁的过分执着：它在行为上多表现为强迫性的反复清洁行为，不论是自己的身体、物品还是所处环境如房间等；在心理上则集中表现为特定的焦虑，即对实存或潜在污秽（乃至于无序）的排斥、担忧和恐惧。轻度洁癖对正常生活影响有限，毕竟“爱干净”通常被看作一个人的优点。但严重的则不然——对深陷此种境地的患者而言，其行为是远非自愿的，是远非常态精神力量所能把控的。乍看之下，作为强迫症表现之一的洁癖显然是针对个体主体及其心理状态而言的。用精神病理学概念来审视城市这个庞大又复杂的对象，似乎无异于“看病走错了科室”。然而，一种关注现代城市空间病理学的研究视野表明，这一组看似莫名其妙的“医患关系”并非完全异想天开。
“广场恐惧症”：精神分析问诊现代城市
早在19世纪末，一种现代城市空间建成形式导致的典型神经官能症，即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就已经引起了当时心理学家的注意。1871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心理医生卡尔·韦斯特法尔（Dr. Carl Friedrich Otto Westphal）在精神病治疗杂志《精神病学与神经疾病档案》（Archiv für Psychiatrie und Nervenkrankheiten）第三卷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场恐惧症：一种神经病理症状》（Die Agoraphobia: Eine Neuropathische Erscheinung）的文章，并在其中首次提出上述病理概念。韦斯特法尔发现，广场恐惧症患者格外害怕横穿大型的露天公共广场（柏林敦霍夫广场），并往往同时出现心悸、颤抖和眩晕等焦虑症状。该病症的发作通常伴随着无法驱散的、对死亡的恐惧等，往往导致个体向狭窄封闭的街巷、居所甚至卧室退却。
无独有偶，法国精神病医师亨利·罗格朗·杜索尔（Henri Legrand du Saulle）于1885年同样在《神经病学评论》第三卷（Révue Neurologique 3）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场恐惧症》（De l'agoraphobie）的文章，并记录了另一个有趣的病例。一位女性在瑞士的瑞吉山之旅中遭遇了上述恐惧，患者在返回巴黎家中之后立即痊愈，然而却在宽阔的城市广场（巴黎协和广场）旧病复发，而且症状日益恶化。
在1929年，伯纳德和荣格（A. Bernard and Ch. Jung）在《医师》第八卷（Le Praticien VIII）发表了题为《对恐惧症研究的贡献》（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cremnophobie）临床研究论文，并根据恐高症和眩晕症（vertigo）发明了一个新词“悬崖恐惧”（la cremnophobie），用以描述某种濒临深渊、生怕一头栽下去的恐惧心理。这一概念的发明同样源于实际的病例观察，即患者在开阔的城市空间（同样是在协和广场）中遭遇了由空无一物所导致的焦虑和行为失调，并且表示对患者来说“深渊的概念令其害怕，但这种恐惧远比不上协和广场”。
类似的病例还有很多。但综合上述记载首先可以明确，尽管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心理-生理症状，广场恐惧症更为关键的要素乃是其“诱发情境”。那么，为什么阿尔卑斯山脉的风光会和城市广场导致相似的后果？广场恐惧症究竟是在何种情境下孕育，又是如何被诱发的呢？杜索尔、伯纳德和荣格的病例在此提供了有益的切入点：在二者的描述中，广场恐惧症的症状似乎很像是“崇高”。
根据康德，遭遇崇高的时刻，乃是自然作为理性观念而非触觉经验发挥作用的时刻。由于表现的对象集中于那些不可言说、无以名状之物——也就是无法概念化的未知事物及其令人敬畏的品质（比如，崇山峻岭、峡谷深渊及其惊人的尺度感和压迫感），因而往往唤起恐惧的情感。在康德看来，理性观念意味着一种源于想象的、不稳定的抽象概念，它可以经由解释未知事物和概念化死亡的能力来挑战和超越理性本身，因而往往被看作是某种通过智力的冒险而获得的“人的特权”——崇高表明了面对荒谬之物的焦虑情绪，但这正意味着“真实”的人的存在。
然而，广场恐惧症患者面对城市广场而体验到的焦虑，绝非崇高式的积极智力冒险，而是个体发觉对所处世界的感知变得不可靠的消极领悟。在描述广场恐惧症的症状时，韦斯特法尔特意强调了它的高发场所，即由帝国建筑、纪念碑与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的，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广场）。出于类似的敏锐，伯纳德和荣格同样指出，建筑对自然的抽象很可能会导致广场恐惧症的发生。不难意识到，进一步探究广场恐惧症的诱因，必须首先将目光转向常常被人所忽视的、全新的现代空间建成形式。
“空无空间”：作为全新情感结构的现代城市
基于对广场恐惧症的考古与反思，社会研究学者凯瑟琳·米伦（Kathryn Milun）完成了《现代空间病理学：空无空间、都市焦虑与公共自我的恢复》（Pathologies of Modern Space: Empty Space, Urban Anxiety,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Self）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该研究的主要背景之一，便是广场恐惧症在上世纪末译介至美国时被取消了关键的历史语境。随着医药工业特别是精神类药物的拓展，该病症日益被看作无关特定城市场所，因而堕入了纯粹的生理病理范畴。在纯粹的生理-心理病理讨论之外，米伦尝试为广场恐惧症重新寻回“现代文化病理”这一至关重要的失落内涵，由此重建心理医学、个体精神病理与现代城市空间的关键联结。
通过发掘和重探广场恐惧症的发生土壤，米伦恢复了这一现代精神症候的社会空间因素。米伦试图阐明，广场恐惧症并非对任何开阔空间的单纯恐惧，而是由空无空间（empty space）这一全新现代城市空间所诱发的。她集中强调，作为一系列恐惧和病理学反应的罪魁祸首，空无空间不仅是向巨大的范围领域敞开的现代城市场所，更是某种都市空无性（urban emptiness）的建成形式。空无空间作为一种调节公共自我嵌入现代城市的图像结构，为现代主体提供了空无的精神-心理结构。
通过将一种现代心理病理归因于空无的现代空间形式，米伦强调，现代都市人的焦虑远非某种纯粹心理或生理因素使然。广场恐惧症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个体心灵中的象征性问题。相反，它实际上表明，现代都市文化向高度敏感的自我所提供的，反而是某种非充分的象征建构。而那些由此导致的、被剩余的不可言说之感，才是焦虑等现代个体心理病理引发普遍社会影响的关键所在。正是在上述由现代城市所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抽象空间及其空无性中，那些不可言说、无以表征的东西转而以心理学意义上的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形式公开呈现出来：广场即（水平的）深渊。
米伦为广场恐惧症的发生提供了全新的诊断思路。在她看来，19世纪末兴起的纪念碑式建筑空间，主要被用于展示和促进帝国和城市的集体荣耀。其新古典主义的宏大美学往往以精密的几何形状、夸张的直线营造既整体又开放的空间。在这种抽象和复杂的空间关系图景中，一个城市、一片区域乃至于一个国家实现了物质性的整合和统一性的表达。借助中心-边缘的结构，纪念碑、公共建筑及其广场实现了视觉和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呈现。在这一转变中，一种抽象几何式的透视学视野（取代了建筑本身）成为了现代空间真正的物质边界。
更重要的是，巨大的透视性训令取代了城市中的局部经验，曾经有赖于综合感官和记忆所获得的综合知识，永远被交付给了纯粹的视觉和理性抽象。由于上述城市公共空间正是启蒙运动中人格概念的体现，广场恐惧症患者便只能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抽象空间作为唯一可能的感受结构。然而，在这种结构中理性是高度受限的——当理性无法把握想象力以纪念碑式的抽象形式呈现给它的观念时，与深渊的强烈虚无感就即刻相遇了。当面对建筑环境中启蒙理想的全新文化表达却无法理解时，广场恐惧症患者与同质、抽象空间的相遇便成为了一种压倒性的、自相矛盾的体验。
然而，空无空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空间呢？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意识到，它远非什么清白无辜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规模甚大、分布尺度甚广的建成空间，现代城市空无空间乃是对同质化现代城市环境的合理化建构。在此，建成的空无（built emptiness）作为一种在尺度、规模和同质性意义上构筑出来的物质性存在，其工具性功能集中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功能。那么，空无空间在何种意义上承担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以上与本文开头提到的“洁癖”有什么关系？这便不得不提到列斐伏尔的“抽象空间”概念。
简单来说，在马克思主义都市批判理论家列斐伏尔的分析中，抽象空间是多种历史进程的交叉所造就的产物。首先，抽象空间脱胎于围绕资本积累所开展的漫长的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目标目标也总是指向潜在的“投资区域”。经过漫长的战争，工业大量进驻被战争毁坏的乡村区域，并将其全面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工业生产空间。其次，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国家正是诞生于上述漫长的战争中。而其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便是由其施加于自身空间之上的暴力。这一暴力既指向空间中的财富和土地，又需要借助整体的、逻辑的、可操作的和量化的特殊理性（表现为官僚体系和军队等）才能切实地运作于空间。
列斐伏尔强调，任何国家都需要生产一种空间的完成形式：一个统一、标准的，也就是同质化的社会。在经济的层面上，空间的主要功能在于作为一个整体来生产剩余价值。空间在此隶属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范畴，一如商品的生产。而只有经过抽象和均质化，空间才可能成为量化的，因而是可计算的。换言之，只有使其中各种元素都可以量化地交换，空间才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因此，所谓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本质上就是能够在其中实现价值互换的商业化的空间。其核心和根本的使命，就在于将空间进行分割，以便用来买卖。
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作为“知识”的空间不仅被直接整合进生产力中，也被间接地整合进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力量的首要目标，正是生产出这样一种无差别和无差异化的抽象空间，以服务于私有财产和国家组织对空间实施的政治性支配。因此，一种以城市规划或行政管理为主导的抽象空间总是作为某种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对象而出现：它总是试图向我们呈现出客观性和纯粹性，从而赋予自身一种中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以新古典主义公共广场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空无空间之所以被类比为深渊，正是因为它的抽象特质——除了自身的空无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然看到，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清除乡村空间中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以将其生产资料纳入原始积累，“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还需要同时清除世界上所有的落后文明，从而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那些“烟消云散了”的东西，不外乎各种历史、社会甚至自然之传统。这一宏观历史的转变并不乏区域-地方性的例证：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提到，曼哈顿岛的殖民征服与都市化过程，同样也是原始森林和部落的清除历史；在《巴黎城记》中，哈维也详细描述了奥斯曼工程如何重塑了巴黎城市的历史景观……
可见，以抽象空间为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资本主义积累扩张及其全方位的“空间征服”，本身就内含着某种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历史清除计划”。尽管在周期与尺度上各有不同，但上述进程都在客观上消除了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痕迹。鲍德里亚曾在一部游记中用“沙漠”和“原始状态”的意象来形容美国的城市及其文化，其背后所内涵的正是现代城市空间的“历史洁癖”或“失忆症”。而用列斐伏尔和哈维的话来说，这乃是某种处置空间的典型现代性态度，即视其为“白板一块”（tabula rasa）。而这也就解释了新古典主义城市广场何以激活了广场恐惧症患者的过剩经验：现代城市历史洁癖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城市主体的“经验洁癖”。正是由于空间生产实践将空间视为空白的绘图纸，各种各样的欲望、功能和对象才得以投射于其上，从而以景观的形式获得真实性和中性特征。
应当承认，不论从历史还是理论的层面，空间洁癖症仍有更丰富的话题。仅从本文探讨内容出发，不妨分别从两个角度加以总结：以人为症候主体来看，现代城市空无间创生了某种“新的崇高”，激活了城市个体的过剩感性，从而诱发了普遍的现代焦虑；以城市空间为症候主体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空间生产则要求清除其固有历史与经验，进而创造一个趋于纯粹的洁癖空间。
由此，一种现代城市空间病理学的视野至少显露出三重含义：首先，从广场恐惧症的例子中不难发现，如果个体无法从现代城市空间中获得充分的象征秩序架构，其心灵便会因遭遇实在界的剩余，从而诱发病理症候并表现为行为失调；其次，如果现代城市空间无法维系其中个体的意义感，这种空间自身便应当看作是某种症候，即某种病理性的结构。
“病理性的”这一表述在此并非是说城市空间“出现或遭遇了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将城市空间看作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矛盾体。例如，列斐伏尔曾在《都市革命》中倡导一个概念即“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目的在于挑战将现代城市单纯看作工业之产物、城市只是“上层建筑”等诸如此类的传统观点。相反，他试图说明，城市空间既是现代社会世界的普遍结构和基本逻辑，又是这一结构和逻辑的具体表现——既是结果及其现象，也是造成结果及其现象的原因。
一言以蔽之，结合精神分析和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视野，不论是洁癖症还是其他的空间症候，都不妨看作是现代城市不可避免的“宿命”。这一宿命背后乃是一道无法被弥合的裂痕：人生活在城市中，其基本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存在感都必须经由城市来获得，然而，城市自身的发生、发展和续存命运却并非处处关照人对城市的需求。“城市的空气带来自由”是流传已久的德国谚语，但近年来大多数城市问题告诉我们的反而是“城市不在乎”。
参考文献：
1. Carl Friedrich Otto Westphal, “Die Agoraphobie: Eine Neuropathische Erscheinung,” in Archiv für Psychiatrie und Nervenkrankheiten 3 (1871): 138–161.
2. Henri Legrand du Saulle, “De l'agoraphobie,” Le Praticien viii (1885): 208–9.
3. A. Bernard and Ch. Jung,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cremnophobie.” Révue Neurologique 3 (1929): 438.
4. Jeffrey Boyd and Ted Crump, “Westphal's Agoraphobia.”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5, no. 1 (1991): 81.
5. Kathryn Milun. Pathologies of Modern Space: Empty Space, Urban Anxiety,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Self ,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7. 雷姆·库哈斯：《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唐克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8.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9.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10.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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