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了解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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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很早就已经是一个成为经典的思想家了。甚至在他的主要著作还没出的时候，1978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就写了五六百页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一直在工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出书。对于任何把哈贝马斯作为一个主要研究文本的研究者来说，做好这份工作不是特别容易的。美国哲学家Richard Bernstein就是把哈贝马斯作为一个研究文本，同时也是他非常亲密的学界朋友。他说哈贝马斯是一个moving target（移动中的目标）。你要追踪他还是要有点力气的。

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我认为哈贝马斯的重要性在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和我们自己问题的相关性。他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欧洲、西方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身处现代世界的我们自己的问题。借助于对哈贝马斯文本的阅读，我们对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有义务去研究的那些自己的问题，可以理解得更好。

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哈贝马斯的学术研究跨越的时间特别长，跨越的领域特别多，使得他的作品非常浩瀚，思想也非常复杂，在中间有很多变化。

他的整个理论都可称为交往行为理论，该理论本身提出后,他不停地根据阅读者或对话者的批评来调整，因而显得复杂。罗蒂曾谈到，你跟哈贝马斯谈到某本书或某个人的观点，如果他以前没有注意，他一定去了解，过段时间，他可能就会在某篇文章中做出回应。哈贝马斯的思想本身就具有交往性，他对所有的新知识都非常乐于吸收，乐于回应，因而，他的思想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变化。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1969

哈贝马斯曾经说，伽达默尔的思想是海德格尔思想的urbanization，即还俗化。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高深莫测，伽达默尔把它理解为我们浸润其中的文化传统。我们总是生活在某种传统之中，倾听它的声音，理解它的意义，通过与传统的对话，我们既获得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获得了对自我的理解。这样，“存在”概念既脱去形而上学的神秘性，又保留了它的合理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都以理性概念为基础，但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理性多少是超验和先验的，它如何转化、塑造并影响生活，我们难以很好地理解。哈贝马斯对近代意识哲学或超验哲学的理性概念进行了还俗化，还俗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行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借助于赤裸裸的暴力进行支配和统治的话，那总是要讲出理由，为什么我的政策是这样，为什么这条法律是这样，这样，理性就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有了直接的关联。

汪行福：哈贝马斯的著作跟文章都非常多，如果大家自己去摸索，没有一个很好的阶梯或者拐杖，很容易迷失。吉登斯对他也有批评——《交往行动理论》写了两大卷1200页，完全可以写成一卷，因为充斥着大量的对韦伯、涂尔干的材料的讨论，没有必要写那么厚。普通读者去阅读哈贝马斯，甚至会厌烦这样一种非常繁琐的、非常细枝末节的文风。

但是有了《哲学导言》这样一本书，你大致可以对他的思想有个基本的认识。哈贝马斯之所以能够有跨学科的能力和影响力，在伦理学、政治学领域，包括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等等方面都可以有所言说，是因为他自己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合理性的基本观念。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如果你对哈贝马斯——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之后的哈贝马斯——他每一个论域的著作、背后的结构，要做到心中有数的话，我觉得这五篇导言非常重要。

《哲学导言》告诉我们哈贝马斯如何能够成长为写出《交往行动理论》的哈贝马斯，也告诉了我们这棵大树的结构是什么——为什么通过去先验化的过程所完成的所有这些理论哲学的新建构，实际上是它的根；为什么这个根的最富成效的表达是它的干，也即他和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对话之后所给出的社会理论；还告诉我们这个干当中有哪几个重大话题——为什么会有对理性概念的重解，为什么会有对伦理学的重建，为什么会有对法律哲学创造性的给出。

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他随着新的时代条件和理论环境，对于科学、技术、宗教问题的挑战回应。他是一个介入型的学者，介入了当前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有一系列的关于现实的时代主题、政治事件的写作，这些写作就是在有根有干的树上必然长出来的枝叶。

五卷本的哈贝马斯自选文集，苏尔坎普出版社，2009

童世骏：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哈贝马斯对自己整个的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做了集中的阐发，他对自己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过程做了梳理，对这些思想的问题指向做了澄清。这些只有他自己来做才比较清楚。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当你对他的工作有所了解以后，如果还对他的哲学有兴趣，现在阅读此书正是时候。

哈贝马斯的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他做哲学的方法也是不停地跟人家进行交往，进行对话。关于他如何处理和其他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在《哲学导言》里有非常精彩的材料。哈贝马斯会把同时代的大哲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做的主要工作和他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他曾专门为自己的这种做哲学的方法进行辩护。

这本书可以当作当代哲学史来读，也可以当思想自传来读。书一开始哈贝马斯就讲到他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高斯讲座，陈述了他思想中出现的清晰的语言学转向。从某种意义来说，《哲学导言》是哈贝马斯对他自己的思想迷宫所做的澄清，等于给了你一张地图，让你可以去追随他。这点对年轻人来说特别重要。

哈贝马斯，1977，摄/Brigitte Friedrich，《南德意志报》

应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教训》中曾经对他的意大利访问对谈者多托利肯定，“在杜撰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名言方面，哈贝马斯总体上是一个旷世奇才”，同时认为哈贝马斯“从根本上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从根本上说是一位政治思想家”。相对于此，《哲学导言》可谓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证言”。事实上，哈贝马斯自己在此书的序言里谈到，他之所以同意以这样的形式出版一部《哲学导言》，也是基于他认识到有必要撰写一部一般性的哲学论著。

当然，这并不等于无视和否认哈贝马斯在哲学观上与伽达默尔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可以在修辞的层次上把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哲学上的关系拿来刻画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哲学上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强调两者的同与异之权重同样应该是随着时代语境而转移的。

另外，作为本书的一位译者，在翻译和通读文本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这书的笔法有一种第三人称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色彩，在我看来，这既是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著作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种魅力所在。

张双利：哈贝马斯所面对的时代主题是在现代化过程遭遇严重倒退之后再度重振现代性事业、在二战之后重建政治。他面对的理论对手一方面有对现代性事业持暧昧态度的德国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另一方面还有以卢曼为代表的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他能够借助的传统，就是经过韦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传统说，现代社会一定有问题，现代性一定有矛盾，但是如何在回应问题和矛盾的基础上，把这个事情进行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要找能够支持他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新的资源，所以他会关注实用主义，关注所有最新的讨论。他有自己的理论使命。

我2019年的时候在德国，刚好Die Zeit有一个哈贝马斯专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重新阅读哈贝马斯”。从196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创造，他的东西一直被大家理解为是在哲学的高度对时代主题的回应，所以产生极大影响。他的影响超出了德语世界、超出了欧洲边界，他不仅仅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影响，也在东欧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持续的影响。

转折点发生在他80周岁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无法被理论话语遮盖。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哈贝马斯是很真诚地在思考和回应。他有理论层面的回应，他重新去解读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他有现实层面的回应，有访谈，有一些介入性的写作。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理论遭遇到了现实问题的挑战，但是他认为他理论的核心和骨干——哈贝马斯是很顽强的——不能被放弃。

我们为什么要再读哈贝马斯，就是因为他对于特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根基性问题的关注，我们在90年代接触他的时候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没有那样切身的生命体验。到了今天，经过又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哈贝马斯把这中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经验都化为自己思考的血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真正能够读懂哈贝马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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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我自己曾经调侃，我不是哈贝马斯思想的研究者，我是他的使用者。但这个使用，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直接使用到现实问题，而是使用到我自己对哲学问题、政治哲学问题的了解中，也即把哈贝马斯的思想作为资源，用到我对英美政治哲学的讨论中。

我认为就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而言最主要的资源，来自哈贝马斯自己和他的主要学生在80年代以后，高度地、有深度地进入当时英语世界展开的所谓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这些理论资源的激荡，激活了他对康德、黑格尔之关系的重新思考，特别在伦理学的取向问题上，可以说是从小的古今之争进入了大的古今之争，其间的理论得失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相关思考是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的。

哈贝马斯在书房

汪行福：我始终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犬儒主义，就是对那些价值、规范、理性的东西都抱着一种否定的、嘲讽的态度，认为怎么来都行，没必要较真。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学者，认为唯一不可原谅的就是犬儒主义——放弃对任何的理性、道德、真理、正义的认真态度。这是他理论的重要动机，他认为实证社会学也可以被归结为犬儒主义，也就是以一种经验的目光看待世界，有如烈日照耀下一切东西都会蒸发，一切理念、规范、值得追求的东西都挥发掉了。

同样，我们的时代还面临着思想的民粹主义化。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我们不需要讲理，只需要判断立场，不需要判断是非。民粹主义会把自己人和他人二元化，诸如我是正义的，你是非正义的，我是天使，你是魔鬼等等，类似于这样一种方式来做一个社会的区分，把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差异做了道德化。而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因为它同样会瓦解人们之间通过交往进行沟通，继而进行非强制协调的可能性。

交往总是希望以好的论据、好的理由来说服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所以他整个的交往理论强调的不是简单的情感共鸣，而是强调说理，是理由的交换。哈贝马斯说，如果我不相信理性，不相信我的书能起积极作用的话我就不需要做学术了；我相信自己的理论，我们在任何时候不应该放弃对理性的信念。所以哈贝马斯思想里包含着对两大毒症——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解毒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哈贝马斯的思想今天仍然十分重要。

哈贝马斯在家中窗前，摄/Gorka Lejarcegi ，《西班牙国家报》

童世骏：哈贝马斯强调当代德国人要同时继承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三大传统，主张让康德论证的普遍主义道德，通过政治文化建设而落脚到黑格尔所说的伦理生活之中，通过对接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过程，而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为此，他用了马克思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鼹鼠”。鼹鼠的特点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往前拱，虽然目标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知道不拱的话一切都是照旧，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其实有很强的所谓可错论的意识。他觉得在讨论实际问题时，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权威性是不够的，所以他会说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作为哲学家的观点和作为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观点区分开来，而且他这么多年来都会这么说。他十分恼火的是有人经常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以为你在哲学上主张怎么样，在政治上的主张就应该怎么样。

这本书恰恰希望人们来关注，他在一些实际讨论中的主张的理论依据的最哲学的层面，这个东西是可以和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表态相对分开的。你如果非常不同意他对俄乌问题上的意见，并不妨碍关注他在哲学层面上所做的工作。

童世骏：哈贝马斯对哲学的理解很有自己的特点，我自己冒昧对他的观点有个概括，借助他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对他的观点概括为“低调的哲学观，高调的哲学家观”。什么叫低调的哲学观？就是他不再认为哲学能够颁布意义、指导人生、指点江山、诠释整个宇宙，哲学不再是这么一门学科。但为了做好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哲学家必须做很大努力不仅研究哲学思想传统、思考通常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且必须深入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多门具体科学，必须想办法在哲学、科学和常识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他有篇文章专门讲哲学是“替身”和“译者”。哲学之所以是“替身”，是因为经验科学中有做出普遍主义主张的学科，包括韦伯的社会学、社会理论等等，在跨学科的讨论中，哲学可以带这些学科来占据一定位置，使得整个讨论当中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普遍主义的向度。

另外，哲学之所以是“译者”，是因为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多语性。它可以在专家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进行诠释和沟通，因为它使用的是日常语言，但是又能读懂专业文本。哲学还可以在不同的专家文化领域之间进行沟通，因为它在方法论层面有些基础性的工作是跟不同学科共同分享的。这样一些工作在现代社会特别重要，刚刚汪老师讲到反对民粹主义，其实哈贝马斯不光反对民粹主义，他还反对精英主义，反对专家治国论；为此他强调哲学的特有专长就是沟通不同专长，在各个领域之间进行沟通。

我在哲学系教书，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从哲学系毕业的时候带走些什么？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哲学的特点和科学的特点可以做一个对比，简单地讲，就是科学研究事实问题，而哲学则研究与事实相对的四个东西：一个是文本问题，第二是概念问题，第三是规范问题，第四是整体性的问题。这种对哲学的理解，也是受哈贝马斯影响。

比方说，哈贝马斯的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处理好多文本，哲学作为诠释者主要是面对文本。他也做了大量的概念分析，这是他工作的非常显著的特点，以至于别人批评他概念分析太细了，二分法太多。哈贝马斯说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为批判理论建立一个规范性的基础，在规范性问题上走出独断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同时，他虽说是要告别形而上学，但承认后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性，而“后形而上学”不是“非形而上学”，也不是“反形而上学”，所以，他对整体性的关怀还在。

在我看来，哪怕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系学生毕业时必须在处理前述四个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就是他是经过训练的，他应该带着在文本诠释、概念分析、规范意识和整体关怀四个方面的专业训练成就，走向社会，这也是我们哲学系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一席地位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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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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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 应奇 郑宁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