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盲人张洪：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有多重要？
一周前，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最终定档，定于10月27日上映。该影片主要记录了盲人登山家张洪在向导的帮助下成功登顶珠峰的真实经历。两年多前的2021年5月24日，张洪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上珠峰的盲人登山家。
《看不见的顶峰》定档次日，《香港01》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专访了张洪。当天的采访原本定在上午10时，临近采访时间，张洪发来讯息说因为刚户外锻炼结束，需要点时间来洗漱整理，故而采访推迟了半个小时。虽然登顶珠峰的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但锻炼已经成为张洪的日常。
先于纪录电影上映，张洪所写的同名书也将很快出版。中国前跳水运动员郭晶晶为该书做序，郭晶晶7月13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这是）一部聚焦亲情与梦想，展现力量和温暖的纪实性自传作品。”“（该书）生动地诠释了‘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群体的良好精神面貌。”
“整个世界都黑了”
在因登顶珠峰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之前，1975年出生的张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理疗师，这也符合大众对视障者群体的刻板认知，比如自我封闭、从事推拿按摩。
根据残联公布的中国视障人口统计数据，在2011年至2016年中国已经办理残疾人证的人口中，残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办理残疾人证的视障人口为3795741人，占总人口的0.25%。残联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大量残疾人都没有办理残疾人证，而农村又是残疾人很集中的地方。
21岁时没有任何征兆失明后，张洪也成为严格意义上统计数据中的一份子，巨大的人生转变带给他的，也是自我封闭，以及急躁的情绪。根据张洪的自述，“完全失明的前一晚，我还在家里看报纸。第二天早上醒来，整个世界都黑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很长时间走不出来。自杀过好几次，吃饭都有障碍。”“失明前，我性格开朗，喜欢跟人聊天，喜欢太极、八卦，也有很多想法，想去做很多事情。失明后，我不愿意面对现实，不肯出门，对整个社会充满了抱怨和仇恨，甚至抱怨父母为什么要生下我……”“唯一让我庆幸的是，失明前的一两个月，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后来为了生活和生存，张洪和妻子辗转于成都、上海等地，“从21岁失明，跌入低谷好多年，到后来出去创业也好，打工也好，非常艰难，曾经有过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爱人要去菜市场捡别人丢下的剩菜来维持生活。”后来经一个客户介绍，2012年张洪在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安定了下来，随后妻子和儿子也跟了过来，拉萨因此成为张洪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西藏登山队的洛泽，以及登顶珠峰的泽龙，并在精神和身体上一步步向珠峰靠拢。
“如果错过了这次，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
在决定登顶珠峰之后，张洪面临的第一个难关，便是周围人的反对。“当我说要登珠峰的时候，大家认为我不仅瞎了，而且疯了。”“他们都觉得，一个盲人应该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去瞎折腾这种不现实、不靠谱的事情。这些声音有来自亲人、单位同事，还有社会上的……”在访谈和自述中，张洪多次提到来自妻子的支持。“我妻子对此可能很纠结，刚开始，她也不太赞同我，但她觉得我太孤独，生活单调乏味，难得遇上一项自己喜欢的爱好，所以也不忍心打击我吧。后来，我花钱买装备，她也从来不说我，还省吃俭用来满足我的需求。”
张洪面临的第二个难关，便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在40岁接触登山前，张洪毫无运动的经历和基因。开始登山后，张洪基本每天都要负重爬楼，为了平衡本职工作和锻炼，通常情况下早上四点多钟就爬起来，负重35公斤，爬120层楼，每次五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在登顶珠峰前，张洪陆续攀登了数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包括6010米的洛堆峰、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7年的一次攀登中，张洪差点掉进一个冰缝里，就只差半步，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觉得只有做的比别人的要求更高，才可能让我在真正攀登的时候增加一份安全。”张洪说。
张洪面临的第三个难关，则是攀登珠峰高昂的费用。张洪说，作为盲人，攀登珠峰的费用要比普通人高出三四倍，这样的天文数字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资金的问题，我曾犹豫过要不要攀登珠峰。2018年，我考虑再三，离开了拉萨，开始在全国进行为期一年多的演讲。我希望更多人知道我，知道我的梦想，支持并帮助我。”张洪在自述中说，同时他也告诉《香港01》，“我爬楼梯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当时脑子里非常矛盾，坚持还是放弃，继续坚持好像也看不到希望。因为一天天过去了，钱从哪里来还没有着落。按我当时的上班收入是不可能的，可能再过20年都不一定能攒够。”最终通过多方筹措，基金会、个人和户外品牌给予了赞助，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也帮了很大的忙。
面对重重难关，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张洪放弃，但最终，还是克服种种阻力，并在教练强子严格的训练之后，选择向珠峰进发。“如果错过了这次，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
“看不见的残疾，才是最可怕的”
在采访珠峰攀登者时，人们往往习惯回顾攀登过程的艰难险阻，但张洪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却更多讲述了攀登时的心境以及结束之后的故事。而且反复说的几个关键词是：静下来、反思、活着、死亡。
“我的教练强子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能看得见目标，看得见风景，也知道距离营地还有多远，但是你看不见，这个过程你在想什么？我跟他说，我确实不知道营地还有多远，但我知道每多走一步，就离营地更进一步，一定是向目标靠近的。”张洪说，攀登的过程中，他会设想自己是在跟大自然接近和对话，而且不断在寻找更融洽的方式。同时，冰爪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类似嚼薯片的那种声音，这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大自然是公平的，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盲人而区别对待。”
因为攀登珠峰是在疫情期间，所以结束攀登后，张洪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待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返回中国。这一年时间里，他住在一间民宿里，民宿老板是中国人，给他提供了免费的吃住。“在登珠峰前，我很容易急躁，但登完山回到加德满都后，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也是在这期间，张洪通过听《道德经》领悟了更多，“感觉道德经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跟自己发生关系。”张洪说，“当我们决定攀登珠峰，特别是在登的过程中，你会听到今天有人受伤了，明天有人遇难了，这都是习以为常的。”老子《道德经》里的“出生入死”——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张洪对此也颇有共鸣。在接受鲁健采访时，张洪坦言，在最难的冲顶阶段，自己脑海里不经意闪现的一句话是，“只有不怕死，才能更好地活”，而这句话，成为最艰难阶段对张洪的鞭策。
不过张洪也坦言，自己决定攀登珠峰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尤其是结婚生子后，很想给孩子更多的启发和正能量，给他树立一个父亲的榜样，让他知道盲人同样可以做成一些别人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后来随着聚光灯涌来，经过媒体的报道，最初的想法被“放大”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故事不仅可以给家人带来抚慰，还可以给身边的人、给社会带来一些推动和改变。我所要传递的是，残疾人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是物理上的残疾。今天社会上，可能很多人面临的是看不见的残疾，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回看通过登山走出自我封闭的经历以及疫情期间的种种时，张洪说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好事，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两面性，关键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当外部环境急速变化时，换个角度看，可能是快速自我成长的一个时机，只有在这个低谷期充分去武装自己，当各方面情况好转之后，才能接得住机会。”
采访最后，话题也拉回到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今年5月18日登顶珠峰的首位广东律师陈国庆在珠峰日记中写道，“珠峰回来，要过回我的小日子，跑我的步，喝我的酒，办我的案。我知道，真正的最高峰，就在平常琐碎日子里，却是我永远都难以登顶的最高峰。”与陈国庆一样，张洪也在最后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攀登一座山峰，这座山峰是看不见的，比如有的年轻人在求职，那找工作就是他面前的一座山峰，有人身体有疾病，那与疾病抗争就是他要面对的一座山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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