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翁贝托·埃科曾在《永存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列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十四个特征，其中一条是：“斗争不是为了人生，相反，人生就是为了战斗。”

那是一个无耻的时代，法西斯政权用政治谎言与假新闻操纵公民的生活。向人们兜售虚假崇高理想，鼓舞士兵将枪支炮火对向无辜妇孺的的独裁者宣称：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有在任何地方总是说真话的习惯，我的生命正是以此维系。”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战败后，法西斯当权者入狱，所谓的“真理”也烟消云散。无耻被击溃后，随之而来的时代属于迷惘。

战争期间因被迫害而四处逃亡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如何重建生活的思考，存在主义应运而生。

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在这一时期重提始于胡塞尔的德国现象学，实现了现象学在法国语境下的存在主义转向。

他抨击基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身心二元论”，在这一思想传统下，精神意识的存在是肉身存在的基础，在价值层面前者也优越于后者。

梅洛-庞蒂则相反，认为“我在”先于“我思”。人的身体不是阻碍人超脱的负累，而是人存在于世必需的载体：“当代人的英雄不是路西法，甚至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人。”

梅洛-庞蒂十九岁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成为萨特的后辈。在一番思想的碰撞后二人成为好友，一同与波伏娃等左派知识分子创办了《现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