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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一本书，叫《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作者大卫·科兹是美国经济学家，苏联问题专家，虽然作者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偏左，但他对苏联的一些观察却十分敏锐。他认为苏联体制之所以终结，不在于民众对苏联体制的反感，而在于苏联的党国精英抛弃了体制，党国精英们发现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能最大化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诸多关键的节点抛弃了戈尔巴乔夫，站在叶利钦一边，正是这些成功转型为寡头的党国精英们塑造了现在的俄罗斯。大卫的观察是正确的，在转型政治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转型前的状态，即除了执政党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组织化力量，在波兰，执政党外的组织很强大，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的力量不亚于统一工人党，这两个组织的存在有力推动了波兰自下而上的变革。苏联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苏共控制着整个社会，苏共之外没有任何强大的组织，而且经过多次政治运动，苏联老百姓已经被驯化的十分麻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政治是危险的，最安全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在苏联末期的关键节点中，大部分苏联民众的表现十分冷漠，他们既没有帮助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支持叶利钦，大部分人都是被动地跟着形势走。苏联末期唯一活跃的在野力量就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本身没有力量，如果没有上层的默许，他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当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颁布公开性政策时（解除对公共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知识分子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仍然伪装成支持改革的态度讨论问题。直到1988年，《真理报》发表文章驳斥斯大林主义者安德雷耶娃对媒体的攻击，知识分子才明确戈尔巴乔夫确实要放松管制。民众没有变革的意识，知识分子没有变革的能力，变革能发生就只能是党国精英的推动。苏联的党国精英对改革的态度一直在变化，起初他们确实怀疑改革，但之后通过与西方的交流，他们发现改革也许对自己更有利，而且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将利益最大化，当时的一些民调清晰的体现出精英的态度。当时苏联民众确实对僵化的旧体制不满，但他们更希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小修小补，他们希望改革能扩大民主和自由，而且最好不要触及已有的福利，而纯粹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改革一定会对国企员工产生巨大的冲击，当时苏联大部分人都就职于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其实都缺乏竞争力。1991年5月在俄罗斯西部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主要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36%的俄罗斯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23%支持瑞典式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而只有17%支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还有10%的人支持恢复苏联的旧体制。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希望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模式仍然保有政府对经济的大量干预以及较好的社会福利，并允许保留部分国有企业。与俄罗斯民众不同，苏联的党国精英态度要激进得多。1991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莫斯科的精英中竟然有76.7%的人支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支持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只有12.3%，还有9.6%称要回到旧体制。大多数莫斯科的精英希望推动纯粹的私有化，政府最好不要对经济进行监管。为什么苏联的党国精英和俄罗斯民众的想法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他们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变革直接跳跃到支持叶利钦？主要是他们发现叶利钦的改革最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部分苏联官员都是为了实际利益才加入苏共，大量的官员只是苏共成员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很多保守派会说戈尔巴乔夫开始后苏联官员才丧失信念，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官员们就没有信仰了。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后，苏联官员前一秒还说要打倒法西斯，后一秒就变成打倒英帝国主义了。苏联官员早就会随着斯大林观念的变化随时改变说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这种神圣感更是被完全消解，戈尔巴乔夫完全忠于列宁的说辞和社会主义理想，反而是一个异类。对苏联官员来说，从极为保守的共产主义迅速倒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难事。真正影响他们的，只会是利益。
谈到利益，苏联末期有两个变化影响了党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是苏联面临的内外压力已经超出了官员们能解决的范围，他们无力解决内部矛盾，诸如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只能通过放松管制，引入局外人推动改革，这给了官员们形成利益集团的机会。二是苏联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官员们的物质利益。很多人会说在苏联体制下，党国精英都是受益者，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尤其是可以享用别墅和特供商店，但问题是这些待遇是极不稳定的，他们不是官员们的私产，而只是拥有政治权力的顺带好处。一旦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己也将丧失优越的物质生活，运气坏一些甚至会锒铛入狱、丢掉性命。他们必须时刻讨好上级，并时刻担忧自己在政治上失势，因为不存在私有财产，他们也很难将财富顺利地传给子孙。苏联体制给予他们的好处是不稳定的，而任何国家的精英都会寻求稳定的预期。相比于苏联的党国精英，美国的政治家即使被选民厌恶也能和平退场，而且还能去大公司合法担任顾问，赚钱养家，过上安全的，可预期的优越生活，这与苏联官员的朝不保夕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这种对稳固特殊利益的欲望，催动着苏联精英们支持私有化改革，事实证明，叶利钦改革后，他们确实是最大的受益者，1992-1993年俄罗斯财富排名前100位的私营企业家，只有25.8%的人属于技术人员，而有68.1%的人属于前国企官员。在其他国家，每当革命发生，前政府成员要么被赶走要么部分丧失权力，但唯有俄罗斯在转型前转型后掌握权力的是同一拨人，职位和人员都没有变化，只有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些前精英们改头换面，成为了新俄罗斯的寡头和议会成员，仍然继续享有权力，而且财富比苏联时期又增长了数倍至十数倍。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俄罗斯学习英美实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会变成这个结果，核心原因是国情不同。古典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少作为，但少作为不是不作为，政府必须确立公正的法律，确保契约执行，并且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这样的政府，在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市场经济只能在法治化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而俄罗斯完全没有法治和不同力量间的制衡。
美国的法治和市场经济是同步发展的，历史上，美国也有政党分肥和大企业垄断，但很快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强大的社会组织（媒体，工会等）就会约束腐败，制衡政治、经济精英。俄罗斯的情况和美国完全不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6年间，苏联并没有建立法治，社会上也未形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社会资源仍全部掌握在官员手中。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就注定了这场改革必然是一场上层的革命，而改革必然会以党国精英利益的最大化为基准。苏联体制的崩溃，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精英已完全丧失维持旧体制的意愿。民众的意愿，在整个过程中，无关紧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分析问题时一定要考虑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和力量对比，变革一定发生在那些有力量的群体中，那些没有力量和资源的大多数，只是一串无关紧要的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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