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越快越好

‍

可以理解为中国几亿打工人血汗拼搏，最后劳动成果没在国内剩下多少，就这样的模式还有什么继续维持的意义呢？所以说中美脱钩，越快越好，不是小好，是大好。

（二）“二八开”

这里需要讲一讲历史，当年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对外交流，非常重视与世界各国的友善关系——但是是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新中国必须要处在一个平等互惠的地位上。毛主席不愿意打交道的国家，是他们看不起我们，想把我们当作压迫和剥削的对象。然而这一挺直腰板的外交政策却长久以来遭遇到抹黑与污蔑，以至于很多人产生了毛时代是“闭关锁国”的错误概念，更有学者颠倒黑白的把他称为“反全球化主义者”。

在电影《让子弹飞》三大影帝飙戏的高潮段落“鸿门宴”中，师爷开始要“三七开”，后来看黄四郎答应的爽快，说“二八开”就可以，说明师爷心虚了。而张麻子张口就要“五五开”，意味也很明显——我跟你黄四郎是地位平等的合作。

我们就把黄四郎想象成美国。师爷“二八开”的观点代表的就是买办阶层，以及我们领导干部中的妥协派；而张麻子平等独立、共享收益的立场，不仅仅是一些老革命所坚持的，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诉求。

对于买办阶层来说，帝国主义能赏给他们“两成”，他们就山呼万岁谢主隆恩了；对于少数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干部来说，美国人那么强大、那么先进、那么发达，跟我们做生意，多挣一点钱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派革命人看来，我们跟美国人的地位就是平起平坐的，要么五五开互惠互利；要么你们别把我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和任人宰割的韭菜。

有人说毛时代的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先行，因为我们跟美国人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不做生意，这是错误的。我们彼时跟意识形态明显不同的国家交流合作过很多，只要保证两个大前提：平等、互利，新中国是乐于交朋友的。我们之所以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没有太深入的交流，说白了是他们想跟我们二八开，想把中国置于国际经济生态链的底端，想把中国当成人肉血汗工厂和韭菜田，想用剪刀差价剥削中国，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有什么论据支撑这一论点呢？首先，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但是重视归重视，我们不做“舔狗”。毛主席说过：“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毛选第五卷，p343）

毛主席还做过一个判断：“我们跟美国建交……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毛这篇讲话是在1957年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大会上，十八年之后就是1975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这个预言是大体准确的。要知道，1957年中苏并未交恶，这时候毛主席就开始规划和美国建交的事宜了。但是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就是要“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让我们跟美国“五五开”。

其次，当时新中国是有一套完整的对外引进先进技术的计划的——四三方案。是在中苏交恶后，为了让我们跟上世界技术进步的节奏，用我国宝贵的外汇，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四三方案先后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老版人教历史课本评价四三方案意义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四三方案核心是购买西方整条生产线——要么把技术给我们，我们也舍得花钱，要么就算了。这就是张麻子“五五开”思想的贯彻。从长远来看，确实要比“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划算很多。汽车产业四十多年贯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结果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国内车企发展举步维艰，市场全部被国外汽车品牌占领，所谓的合资企业全都变成了买办企业，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所以说我们跟西方经济交流进程缓慢，根源在于我们想五五开，他们想二八开。我们想站着把钱挣了，他们还觉得我们还得从前一样跪着。如果我们早觉得二八开可以，那早就开放了，皆大欢喜。到后来贯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后，四三方案“五五开”（一定要买到核心技术）的思想自然就被搁置了。那时候我们宝贵的外汇不买生产线了，都给老干部买高级小轿车了。当然，老干部们在嗡嗡嗡期间受了不少“委屈”，买一些高级小轿车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们不想开放、不想交流，是黄老爷要跟我们二八开，我们坚持五五开而已。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赶英超美”，黄老爷坐不住了，又要开始打压我们了。近两年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扼杀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死活都不想让我们五五开，都不想让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与他们平起平坐，分摊他们的红利。

看贸易摩擦期间美国打压我们的领域：高铁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这两年间美国对中国打压指向性很明确，就是中国发展什么新兴产业就打击什么产业。这不可能是川普说的贸易逆差之类的问题，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中国崛起，阻止张麻子设想的“五五分成”。

关键更在于，为什么师爷觉得二八开就够了呢？因为这“二”是他们自己挣的，是他们买办阶层落在自己口袋里的钱，那当然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美国爸爸这点钱就算两成也够他们几辈子了；而麻子要五五开，是要把“五”分给穷人，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所以事实上“二”看起来很多，“五”看起来很少，但境界与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历史应该走进新的进程中了，供养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二八开”已经必须要抛弃了；然而历史毕竟有其顽固的惯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呼唤如特朗普这样的“加速主义”出现。

曾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我们也迎来了类似的窗口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刮骨疗毒、长痛不如短痛，没有借用那个危机与国际吸血资本切割、完成经济模式升级。反而喊出了“救美即救中”的口号，继而四万亿大放水，还是靠大水漫灌和房产泡沫来救市，错过了宝贵的产业升级窗口期。

如何理解这个窗口期，就必须科普一下世界经济体系，这个我说过很多遍了，但非常重要还是要再说一遍。这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沃勒斯坦的理论：我们这个世界是分阶级的——第一阶级就是美国，英国和瑞士一半在第一阶级，一半在第二阶级。第一阶级统治者金融业，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美联储一印钞，全世界通货膨胀，坐享其成割韭菜。同时他们也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输出的高地，为什么文化产业是英国的支柱产业？因为英语的地位在全世界无可比拟。美元、英语这就是第一阶级最耀眼的标志。

第二阶级以日德法等国为代表，负责高端技术制造业和奢侈品产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专利壁垒和剪刀差价剥削全世界，也算是国际局势中的“上等人”。

第三阶级就是中国，东亚非发达地区，以及近年来的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从事中低端奴工工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算是世界贸易产业链的最底层。

第四阶级的亚非拉落后地区。他们连世界贸易的产业链都难以进入，是标准的“化外之地”，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原材料产地、发达国家垃圾出口地、生物化学试验场和人体器官提供方。不只是经济如此，政治、文化同样会有这样的高低之分，全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特权永远只属于塔尖的那一小撮人。

对于我国来说，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第三阶级的状态——即作为发达世界的血汗工厂。在八十年代，我国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对我国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吃苦耐劳，无论是血汗工厂还是996，只要能给自己、给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都心甘情愿为之拼搏，这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

坏处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绝大多数被跨国资本和买办集团攫取了。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和剪刀差，站在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金字塔顶端，凭借品牌、专利、设计、知识产权，赚走了一件商品绝大多数利润，留给中国劳动者和本地企业家的，仅仅是一盘大餐中剩下的油花。

除了外部问题，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有没有因为决策失误而主动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呢？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掩膜版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截至目前，我国光刻机能制造的芯片是14纳米，但是无法满足如华为手机等高端芯片的应用，因此只能从荷兰ASML公司进口。但是西方资本主国家的先进技术对中国层层设防，尤其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后，想要进口最新的光刻机更是困难重重。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自主研发落了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开始布局研发光刻机，彼时荷兰光刻机生产巨头ASML尚未成立。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了行业生产指导《光刻掩模版的制造》。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成功第四代分，光刻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运10、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技术项目下马，光刻机项目也在其中。彼时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在光刻机的科研上已经在光刻机项目上有了20多年的技术积累，是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然而没有了国家经费的支持，一切都成了空谈。1994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破产改制，变成了一家副食品加工厂。那时候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并不是一句空话。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当年虽然能生产光刻机（现在也能生产），但是在技术上跟西方有代差，并不是一些网文中所谓的70年代“中国光刻机技术世界第二”。不过就算我们是后发国家，缺乏必要的技术积累，也不代表盲目下马项目就是正确的。毕竟笨鸟都要先飞，我们想要弯道超车就更不可能半途而废。结果我们光刻机项目二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化为乌有，一步落后步步跟不上，到现在又得从头捡起。当年包括武汉电元三厂在内的诸多科研人员，想必会产生“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的悲凉。

（四）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