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我们在上海举办了第118场一席演讲，以下是本次活动的幕后花絮和精彩片段。2009年我又回到村里待了九个月。那些我在1980年代曾观察过的孩子们都能听懂泰雅博语，其中有几个还说得相当好，我让他们用泰雅博语给我讲故事时，他们能讲出语法正确的、复杂精彩的故事。但是，他们在村子里从来不说这门语言。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说，我感到羞耻。一说泰雅博语，一些老人总是会马上跳出来：你说错了，你没学会，不会说。年轻人则反击：我们不会说是因为你们没教过。水獭不单是被科学家或保护团体遗忘了，它是系统性地被所有人都忘掉了。这个其实挺触目惊心的。我们如果在上海的城区里去做貉的保护，你问一个人说，你知道貉吗？他可能说他不知道。但你说一丘之貉，他一下就能联系上了。或者我们去保护豺，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豺是什么东西，但你一说豺狼虎豹，对方就能知道。但当你说出水獭的时候，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俗语是与它相关的，甚至连一个糟糕的刻板印象都没有。虽然家长们都希望有一个“黄金标准”的教养方式，但我想说，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方法，只有跟孩子的气质、个性特点相匹配的教养，才是真正合适的。对于趋近型的孩子，一定的约束和管教是需要的；而对于抑制型的孩子，我们需要更多地激发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在动力。天性没有好坏之分。如果能在孩子早期成长阶段去了解他们的特点，日后就更有利于我们因材施教。
我在北大荒的作品再美也只是歌颂集体主义的，我想把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呈现在作品中，这才是真实的我。我从小有个毛病，就是爱说话，多嘴，至今都没有沉默寡言。所以我做了一把壶，也刻了一张木刻，叫“多嘴的家伙”。因为生活告诉我们，多嘴不宜，少说为佳。但是几十年的生活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闭着嘴，谁为我们说话？很多职校学生面临的困境，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广大一线劳动者的普遍性困境，那就是劳动待遇比较低，社会保障比较差。最近这些年我们在讨论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上大学是否可以促进个体的阶层流动。但在我看来，改变命运不等同于个体的阶层流动，而是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我希望我们的职校同学能够意识到，我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值得有保障的待遇，值得别人的尊敬，我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对我而言，《还童》意味着一种回归，真正地回归家庭，回归孩子的身份。这张专辑里有父亲的说书和母亲的绘画，是我们三个一起完成了这些作品，所以它们是关于时间，关于自然，关于成长的。这张唱片的制作过程中，我有很多收获，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接纳。接纳完美的父亲，接纳有缺陷的母亲，接纳当下的自己。只有真正接纳此刻的自己，你才能完整地表达当下的你，不然的话会很痛苦。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真正接纳当下的自己，不论他是完美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当时浙江的一些基层干部并没有严格执行激进的左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或支持了民间自发性的地下经济的发展，从而与群众形成了一种互惠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基层干部没有很大动力去执行比较激进的政策。一项政策如果最后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很多时候是基层干部承担不小的责任。这是因为，政策本身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否定，问题主要体现为政策的执行出现了差错，这时候执行过激政策的干部就会面临来自群众批评的巨大压力。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了很多案例，比如某县曾专门派了一个检查组到一个村子里蹲点查账，发动群众检举过去工作中有问题的干部。但因为这里的干群关系不错，过了一个月，群众并没有积极参与和配合，工作组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好撤走了。
“家”字是讲到文字的文化内涵常举的例子，说房子里养一头猪，有财富才是一个家。但是这不合常识啊，不管是把猪养在人的房子里，还是人住在猪圈里，都不合情理。我们看甲骨文、金文，发现“家”字里不是一头普通的猪。商代甲骨文的“豕”字有大嘴巴、大肚子、短尾巴。如果在猪的胯下增加一划，这是公猪，在古代就叫“豭（jiā）”。如果这一划掉下来，是去势公猪（豖zhuó）。商代周代文字中的“家”里是只公猪“豭”，和家庭的“家”同音，当时大概都念/kra/ 。所以“家”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声字，宝盖头是形旁，那只猪只是用“豭”来表音的声旁，和家庭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正在鸡娃的父母？有没有父母觉得最应该“鸡”的就是数学？如果有的话，恭喜大家，你们已经达到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高度了。因为伽利略就说过一句话：自然是一本用数学写成的书。当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数学公式，那么我们也会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管理，比如睡眠、时间，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那个造车的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福特主义是不是也适用于“造人”？
✿✿✿ 一席 x 跳海 ✿✿✿
陈月龙 x 韩雪松 · 与野生动物为邻
▲ 石藤咖啡/摄
▲ 石藤咖啡/摄
场地鸣谢：石藤咖啡、跳海酒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