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才不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

随着电影《芭比》的热映，影片中的一段台词也刷屏社交网络。

网上对于电影《芭比》的讨论，多集中于父权制和女性主义。电影中着墨不多的关于母女关系和女性身体的展现其实也很巧妙。在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方面，一是Gloria和她的女儿Sasha之间的关系；二是“芭比之母”露丝和芭比之间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露丝引导芭比认识自己，做出自主的选择。芭比观察、学习、接受现实世界中女人的生活方式，但女人的难处，远远不止电影里提到的这些。

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你现在做什么都得想到孩子”。当一个女人的身份变成“母亲”，人们的关注焦点会放到孩子身上，或者是孕妇怎样做才对孩子好，妈妈的行为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那么，母体和胎儿之间有着怎样神秘的连结？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

科学界对“母体记忆”的关注由来已久。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无论是民间风俗还是顶尖的科学家与医生，无不认定父母对下一代的贡献不同。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观念是，母亲的心理状态、周边环境、日常饮食乃至妊娠期间转瞬即逝的念头都可能被胎儿“记住”，并伴随孩子的一生，决定下一代未来性格的形成。

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驳斥了这些旧观念。他提出，卵子和精子是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发育成熟的。两性生殖细胞融合时，对受精卵基因的贡献程度相同。

他的观点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全新但“极端”的理论：每代人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母体环境除了满足胎儿的基本营养需求，对胎儿再无其他特殊影响。这种主张性别在遗传中扮演平等角色的观点，挑战了19世纪盛行的性别遗传差异说。

20世纪初，优生学重塑着母体印象论。当时的科学优生学家坚信，人类生殖细胞的种质是决定所有遗传性状的关键。191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埃德温·康克林写道：“已有细致的研究结果表明，所谓生理、心理或情绪方面的‘母体印象’都不存在。”“我们必须培育出更好的人种，让这个种族具备更强的遗传能力”。而这场优生学运动的幕后推手，是白人群体对未来文明的愿景：它强调种族净化、进步与阶级制度，丝毫不隐藏改造人类基因的野心。

20世纪30年代以后，小鼠实验研究者和农业繁殖者发现了母体效应并建构了相关理论。一些科学家受此“启发”，将这种效应延伸到人类身上。由此，作为生殖个体的女性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女性不仅是胎儿与社会、环境暴露因素相接触的管道，也是种种社会现实的储藏室，还是社会痼疾的放大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子宫”这个空间也被外部更大的社会环境所渗透。母亲的身体被卷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争论中，成为种族差异与社会不平等思想的试金石。

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一股鼓吹孕妇威胁胎儿健康的狂潮。研究人员大量研究烟草、酒精和毒品等环境毒素对母体内胎儿的影响，结果显示孕妇吸烟可能导致新生儿体重不达标，过度饮酒就可能导致胎儿患上“酒精综合征”（重度酗酒者的孩子容易出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问题）。通过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这样的研究结果甚至直接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生育政策。社会上出现了制裁、监禁（监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极端行为）、侮辱或污名化孕妇的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孕妇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

吸毒的女人失去孩子，面临判刑，却没有人做些什么来帮助她们戒毒，好让她们能与孩子在一起；也没有人试图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暴力、边缘化和虐待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促使她们吸毒的原因。也没有人教她们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人们总是对人妊娠期的风险因素倍感恐慌，却对法制、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挑战熟视无睹，忽略了那些可能损害新生儿健康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对孕妇的过分关注很容易让人忽略两个事实：第一，孕妇行为还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第二，父亲、母亲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责任为孩子提供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哲学家、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开篇的《生物学论据》中写道，“卵子细胞核在生命活动中的地位，与精子细胞核完全同等。实际上，父亲精子的种质与母亲卵子的种质会同时传给胚胎，只不过胚胎的性别可男可女。也就是说，胚胎总是带有雌雄同体的种质，超越了男性或女性”。波伏娃用无性的“种质”作为生物学论据，驳斥了性别政治中的不平等观念。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受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种质学说”的启发，《第二性》既成为社会革命的结果，又成为生物学革命的产物。

到了21世纪的后基因组时代，今天的科学界对母婴影响的关注度重新高涨起来。通过上述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母体子宫的研究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进，最终将子宫定性为一个充满生物社会影响的场所。这些思想谈论着胎儿面临的风险与母体在此过程中应当担负的责任，还牵扯到理想的人生结果与社会未来。20世纪到21世纪的生命科学始终未能在遗传学问题上突破性差异的偏见。

长久以来，身体一直是医学界和自然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将目光转向身体。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 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身体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一种载体。早在母体效应研究出现之前，人们对于生育结果由谁负责、负什么责就已经有了普遍预设的看法。母体效应研究出现后，正是因为这些事先存在的假设，“母亲为生育结果负首要责任”的科学论调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社会秉持的假设就是会让一些事情比其他事情听上去更有逻辑和可信度。

谈论到“母体记忆”“母体遗传”这样的话题时，女性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女性自己。话语作为一种温和的“暴力”也在悄悄规训着女性——“你这样做对孩子不好”“孕妇怎么能这样”等等。当偏见成为认知的根源，科学将无法赋予任何意义。

科学界至今没能突破母体效应的隐秘性，也无法证实母体宫内环境与后代健康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更没有产出任何有助于改善父母或后代健康结果的干预手段。人体以不易察觉的方式适应着社会与物理环境的巨大影响，而健康不仅与生物化学有关，还与社会环境有关。母体与胎儿的关系是一个影响广泛且神秘的课题，其背后蕴藏着比人们想象中更复杂的谜团。如果仅仅将妊娠期女性的子宫认为是决定胎儿生命质量的关键因素，那这种论调必然会促使社会限制女性的生育自由。

《母体记忆》所叙述的，与女性作为生育体看待的主流历史故事并不一致。作者冷静分析了表观遗传学、后基因组学和生物社会学等学科在母体效应上有着怎样的连续性，又有着哪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本书旨在帮助到有孩子、未来想要孩子以及关心孩子的人，而并非为孕妇提供建议。如果我们能正视生育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就能摒弃性别偏见色彩，以更加科学的、审慎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身体。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芭比。在影片快结束时，芭比和露丝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芭比对露丝说，请允许我成为人类。而露丝笑着告诉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无需经过我的允许。露丝想要告诉芭比的是，虽然我是你名义上的“母亲”，但是母亲无法控制孩子的未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故事的最后，芭比化着精致的妆容，面带微微紧张的神情走进大厦，却只是为了见自己的妇科医生。

芭比的生活还在继续。身为女孩，身为女人，身为母亲，我们在剧情之外的思考也在继续。希望这股粉色风暴不要停歇，毕竟 “ 认识自己 ” 是人类一生的命题。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