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一个书单里的远见与未见（四）

「总有一种远见，超越我们的未见。」— 许倬云

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工业革命的发生，更重要的决定性力量，是法治精神的诞生与成熟。工业革命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中国近代史上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富不过三代，本质原因在于私人财富没有争取到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庇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商人阶层的痛苦是: 集权制度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千百年来，商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其实是一种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因为工商对国家税收太重要了。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只是轻视商人而已，因为国家需要完全控制产业经济。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开放，管制，半衰，崩溃，这个轮回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

有效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又是问题本身。拉美的现代经济史就是一部缓慢增长，危机，不平等和贫困的历史。经济民粹主义: 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却忽视由于通货膨胀，外部约束，和经济主体对积极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做出反应而带来的风险。拉美的民粹主义打着有利于穷人和本国居民的幌子推行抑制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政策。拉美地区大多数民粹主义盛行的时期，都表现出威权主义的倾向。

促进国家的增长和繁荣的基本准则: 促进法治，保护产权，抑制腐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鼓励出口，通货膨胀稳定，货币汇率稳定。破坏性创新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导致旧的生活方式崩溃和过时的技术消失，这个过程并不总是温和与美好的。一个民族改变自己的特质，将自己的天赋都用于模仿某一外国模式，却牺牲了自己天生的创造力，是没有现实益处的。

不少人认为，鼓励经济增长与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错误的观念。要想永远摆脱贫困并实现繁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教育民众，鼓励创新，建立高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强化保护产权。经济现代化，健全制度，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与利益集团和垄断斗争，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而拉美的技术官僚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改革行动的长期支持。

（作者: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斯）

价值投资里，价值是一个多余的词汇，拿掉价值，就没有了投资，只有投机。价值投资的每一种替代方案都能够创造一个成功的投资记录，但长期看只有价值投资才是真正的投资。投资首先需要降低风险，然后才是更高的回报。大概率的额外回报无法抵消小概率的损失。对于投资者来说，耐心和敏捷都是一种美德。时间是好企业的朋友，是平凡企业的敌人。好公司是那些没有受到新进入者的挑战，收益在增长，在技术上不容易被攻击，并能够通过派息，股票回购或是治理再投资，定期产生足够多的自由现金流，以使股票持有者满意的企业。相比判断规模庞大，变化莫测的经济形势，单独对一家公司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容易。

价值投资: 首先评估资产，然后评估当前的盈利能力，最后评估其潜在成长价值。估值的三个要素: 资产价值，盈利能力价值，利润增长价值。成功的价值投资者的基本任务是准确地确定资产的内在价值，以充分利用市场的错误定价获利。公司的盈利能力价值是衡量一家公司内在价值的可靠指标。盈利能力价值与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公司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价值。判断一家公司的进入壁垒的存在和可持续性是评估其未来增长价值的核心。公司资产的重置成本，任何特许经营权的当前盈利能力，以及特许经营权下的利润增长，是价值的三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