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记（四）· 北京

北京是最难落笔的一个城市。本来我想放在第二个讲，改了又改，总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之后还不被封号，只好放在最后来写。我是作为北京市认定的海归专家的身份来写这个事情的，所以有些话我说的稍微直一点，也请各位领导原谅。

北京这座城市不仅仅代表北京自己，也代表了中国北方，乃至全中国的一些奇特的风格和现象。北京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们的父辈来说，那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多少人从全国各地奔向北京，建设首都。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强调主义和精神来北京的少了，听到的更多的是“北漂”的故事。

“北漂”这两个字，是当代绝大多数在北京打拼的人的真实写照。我们谈在北京创业、工作、经营时，不可避免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字背后的普通人的奋斗、挣扎、屈辱和希望。题外话，北漂这个词在台湾变味成了去台北混，这其实缺少了那种在北京漂着没有根的艰难。

与之对应的，“沪漂”这个词出现的要晚的多。由于前几十年的建设，北京从文化角度对全国各地来的人相对更包容一些，但是政策不友好，让人感觉自己缺少安全感，无根漂着；而上海以前则比较排外地爱外国，外地人到上海连漂着都没法形容。近十几年在排外地方面好了不少，沪漂才算是个词。

公共安全

作为一个北京东北上海西雅图人，小时候在北京大院里长大，也算是目睹了北京的治安从稀烂一步步走到非常安全的地步。90年代北京治安有一段时间曾经极其糟糕，最差的时候是98年，当时在滨角园的桥上经常可以看到上游漂来的浮尸。学校旁边是增光路，又称吸毒胡同，是某某村的所在地，随处可见大量无业毒民和针头。隔壁花园村中学有俩女生在增光路被杀，其中一具尸体在厕所里拖出来，另一具再没找到，弄得我们都不敢去村里吃饭了。当时班主任要求放学走晚了女同学必须要有男同学护送，离开危险区域才可以分开，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在一起的。

非典之后杀人的事情听的就少了，偷东西的多，而且都是团伙作案，平时不专项打击也没人抓。在西直门地铁站口上曾经碰上小偷偷一个小姑娘东西，我一喊，小姑娘噌就跑了，五个小偷围上来，旁边警察和几十个路人就默默的看着我跟五个小偷打架，打狠了才拉开。小偷们理直气壮，警察们说别打狠了，旁边围观的群众看看我只被打了一脑袋包，觉得没啥意思，也没见血，散了散了。

北京的小偷真正少起来还是到处装监控摄像头之后，监控这东西是有利有弊，你要问我支持不支持装监控，我是支持的。北京虽然警察多，但警力关注点非常分散，以前日常治安只能靠运动性的严打，打完了又出来了。有技术手段加持之后，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那么弊端当然是收集过多隐私，难以保障不被滥用，但说实话国内个人隐私都被内鬼们泄的不成样了，怎么看摄像头这个事情还是利大于弊。

虽然比不上新加坡、东京，现在北京的犯罪率应该是全国最低之一，基本上可以赶上上海，和我们小时候的北京比强了太多了。前几年在中国到处跑，除了在上海地铁2号线里被人偷了把比较贵的伞之外，没丢过别的东西。中国现在都用手机支付和共享单车，小偷的传统两大艺能无处发挥，专业偷儿们不聚集，减少了平时被偷的可能性。

十几年前和一个CMU的妹子一起在北京微软实习，妹子去西单图书大厦看书，手机放在一边，转头就没了，到处哭诉，跟我说在美国是不会出这种事的。现在你在北京收快递扔门口丢的几率都很少了，而在美国专业偷快递那是大有人在……现在北京长大的孩子，看起来都缺点那种street smart（街头生存智慧）的劲儿，也不知道以后走向社会是好是坏。

政策支持和稳定性

单独谈落地北京的政策支持，总是很难写。我们在这里写北京，其实也是顺带写我们这几年和各地政府接触下来的感触。

先说北京本身。一方面，北京市在欢迎海外华人华侨带着资金、技术创业方面还是很努力的，我自己就拿到了市级的海归专家和创业奖励，但另一方面，市级这种奖励基本上都是一次性，而且覆盖面比较小，对创业企业一开始有一些帮助，缺少长期、实质性的帮助，比较看运气。区一级的政策对创业公司很不友好，北京好的科技企业太多，就算有政策一般也是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企业设计。

此外就是北京的人才户口政策极为苛刻，对创新企业缺少帮助。像我们这种海外背景的软件企业，把研发设在北京，主要是为了北京的人才聚集效应，但再往下对团队在京扎根这件事上我就比较一筹莫展，已经有不少不错的小哥们离京回老家了。

在北京之外，政策支持就比较多样化了，落户也容易。各种支持政策需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聊，我们谈一圈下来，感觉苏州和深圳是相对比较文明的，政策扶持也有针对性，其他地方一言难尽。话说Zoom虽然是“美国企业”，实际是靠合肥起家的，这也是一种思路。

再说稳定性问题。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基本都是制造业，制造业可以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但是今年以来状况真的很不好，最近稍微有些起色，希望能是触底反弹的征兆。

制造业关乎就业、产业聚集、城市发展，主力其实是民营企业和外企。对于这些制造业企业来说，政策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总结成三个字是：“可预期”。这些天政府一轮轮的鼓励大家投资，没见到什么成效。如果有可靠预期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的话，吸引民间投资和海外投资不是问题；反过来你越瞎折腾，大家就把钱包捂得越紧。

过去总有人说，制造业迁不走，外面想搞制造都是瞎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制造业迁不迁走就是个本地政策、人口红利和地缘政治导致的成本问题，帐算不过来了是肯定会迁走，只不过是温水煮青蛙，过程大概是几年时间。

过去几年在北京，或者说在中国大陆，最普遍的问题是政策不连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越来越短。以前扶持和激励政策往往和当届领导的政绩挂钩，持续性和任期接近，民企有一个几年的预期，现在可能短到个把月就会变脸。至于涉及民企经营的一些具体事务，国务院还在天天强调支持，到了部委就能变味，互相矛盾的政策和文件比比皆是，让人感觉是左手打右手，不知道跟谁走好。

为了避免被人说是以偏概全，我举点其他行业的例子：国家提倡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这话怎么在执行层有些人就能解读成需要管控和打击非中华传统文化了呢？前脚说要减少备案支持民营企业，不到一个月就发明出更多的备案要求给民营企业加负担？如此封建+官本位，这些人党建的时候干啥去了？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这种还算比较理解中国的华人华侨都一脸懵逼，一帮老外直接拎包跑路。

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拿什么都要去备案这件事来说，背后映射出的官本位主义是主因，次因是部门争权。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款自研生成式AI的App，涉及收费，在其他国家你写好隐私条款，TOS，根据各国法律调整合规需求，基本上就可以上架引流了。在中国大陆，同样的事情需要什么呢？网监、网信、工信、市监等的备案许可，甚至同样的事情变着花给你来N次 – App备案、算法备案、模型备案、ICP备案……很多要求完全是一样的，这些数据内部自己不互通，各部门为了争夺管理权，又想把出问题追责的成本转嫁，就把企业折腾了一遍又一遍。

监管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保持良好的监管水平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多想想怎么执政为民，而不是甩锅避责呢？

有位在大陆做了几十年制造业，一直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同胞来问我，这几年这些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讲得很好但感受到的执行不一样，我解释来解释去，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最后跟他讲，你不要只听中央说什么，还是要仔细看一线的政府机构实际做什么，窗口指导是什么。政策在基层实际怎么执行，非常考验当地政府的实际执行能力。不折腾、有惯性的地方政府（比如之前提到的苏州、深圳）在招商引资方面就有先天优势。

“不折腾”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太难能可贵。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走过、工作过、生活过之后，再回来看中国，你会感觉中国人民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中国每个普通人身上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是无数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把中国从80年代初一片荒废的社会建设成了现代化国家。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在每次被各种外因打击之后，你都能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再次找到生存和繁荣之路。但是如果被打击的次数太多，人心也是会出问题的。能不折腾，就尽量别折腾。反复横跳是B神的能力，不应该是形容政策的词。

另外一个是银行业对民企的先天歧视。做生意离不开现金流周转，很多键政侠不懂什么叫现金流，总觉得你自己没钱就不能做生意，甚至动不动就把企业借贷说成是想骗钱不还，其实这是对现代企业经营的严重误解。

抽象一点说，老百姓把钱存银行，银行给利息的前提是要贷出去赚利息，相当于银行帮你理了个财。银行赚的是企业贷款、个人贷款和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经营贷款让企业现金流充裕，支撑更多人就业，也支撑了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但是这里面在企业对社会贡献和银行支持方面并不对等，银行并不倾向给民企放贷，甚至这几天国家都开始下令要求银行系统研究如何给民企增加贷款的新闻– 中央不是不明白，但执行的时候就特别难。地方银行可能还稍微灵活一点，北京的银行们爱的只有国企，这是风险偏好问题，放给国企收不回来银行责任比较小。

拿疫情期间的疫情贷举个例子，各家国内银行根据政策要求推出了疫情贷以及扶持中小企业的贷款产品。但是无一例外，贷款产品的时限相对于国外都大幅缩水，美国、日本都给的是十年、三十年期疫情贷，而中国这边银行基本上都是一年期，而且到期之后，大量中小企业被拒绝续贷。

真实情况往往和公众感知差异很大。在疫情期间，很多银行所鼓吹的“无还本续贷”实际上是特例而不是常态，这对民营企业的短期现金流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小企业主被疫情政策的反复打到现金流很差，听宣传说有无还本续贷的选项就选择了贷款，但银行再上门的时候就变了一张脸，强制要求还本付息并且不再续贷，这样的企业就被一波带走了。

这些事情政府知道吗？不清楚，因为报道上是有断层的，我问过好几个体制内的朋友，发现他们对这些情况都一无所知。

我们总是在新闻里看到中央又延长各类扶持和贷款政策，也经常看到某某日报上采访企业说政策落实到了实处。但实际执行往往是另一回事。我跟创业的小伙伴们一般都会讲，这些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你要想明白再拿，你是民营中小微企业，是银行最看不起的边角料。银行把钱贷给国企，国企出了问题是自家的事，远比贷给你们然后出问题要好解决。即使中央有政策，三令五申银行要帮扶中小企业，真到实际落地收尾的时候，银行是既又还的。如果你现金流不足，不能有银行会默认续贷的期待值，要找别的解决办法，做好你的Plan BCDEFG。

不要期待有人雪中送炭，但一定要防备有人落井下石。如果政府这次能够真的推动中国的银行业支持民营企业，把他们这些坑人的做法改改，大家会谢天谢地。

商业经营信誉

民营企业的景气问题和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时效性不太一样，很难从短期的各种表现中看出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中国普遍存在对民营企业的超长账期问题，这个问题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账期问题中最冠冕堂皇的是承兑汇票，如果在经济下行时期仍然大面积使用承兑汇票之类的金融手段去搞供应商，那么在银行的配合下，民企基本上没有活路，而长期还是民生倒霉。不管是超长账期还是承兑汇票，本质上都是把民企的现金流转换到了国企手中。这种做法非常普遍，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对比起来，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座城市（西雅图、新加坡、东京）中是不常见甚至不存在的。

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本质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整个中国北方的营商环境搞得那么糟糕？是什么形成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们能回答东三省为什么扶不起来的问题，也许就能回答现在中国民企面临的各种挑战的问题。再多就没法写了。           

人才资源

北京科技人才众多，各方面也是全国最全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对于人才来说，最难的还是户口。北京户口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户籍的问题，它涉及到你的娃能不能正常上高中，这就不是用钱能合法解决的事– 一张纸难倒多少北漂父母。

我们曾经跟北京某区政府谈落地，什么都谈的很好，甚至说愿意量身定制核心骨干员工人才政策，但一到了真要办的时候，扔给我的就还是北京市那个连续三年应税年薪要求的文件：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总部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主体中承担重要工作，近 3 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一定倍数的（企业注册在城六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为 8 倍，注册在本市其他区域的为6 倍）

北京市社平工资是多少呢？13万多一些。这就要求你这个骨干员工连续三年要超过104万年薪。除了互联网公司，有几个给的起呢？正常创业企业也不是纯靠薪水来留人的，这种政策说白了，还是给互联网大公司，和普通的科技创业企业毫无关系。

话说到现在该区政府跟别人说我司已经在当地落地，人家已经找过我来对质了，这真没有。这样做不太合适，真的。这个关键政策不解决，我们没法谈。

人才扎不了根就会走，企业落了地，人却都在漂着，总是一声叹息。

最后说一句科创企业的股东退出问题，这不是北京的事儿，是全中国科创企业都面临的问题。现在国内IPO政策对于科创企业已经是基本封杀了。也许是为了救市的短暂现象，但是这两年有国内上市计划的企业可能都会出问题。我不太明白这是图什么，本来应该更严格的甄别什么是科创企业，什么是装流水的集成商，什么是财务投资正常套现，什么是管理团队靠离婚跑路。结果变成了一刀切，不让上市，上市了也不让退出，那为什么好的科创公司要选择国内架构呢？

您不能总既又还啊，想发展科技，让中国强大，那是不是应该让制度健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呢？不能一边懒政，一边折腾，一边还要蓬勃发展吧。

臣妾我是真做不到啊。

这篇文章删删改改，希望尽量不会被封掉。如果这都不能说，以后也没什么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