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你是机器

前段时间，B站上的一条“二舅”视频，把“精神内耗”这个词送进公共话语。回想2021年，最流行的网络词语是“躺平”。再往前，2020年，相似的词语是“打工人”。

而最触目惊心的，还是2019年的“社畜”，将人与动物并立。

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来形容或者自嘲一种身不由己的生存状态，在社会学意义上则称为异化状态。

“社畜”，大意就是白领阶层过着一种被压榨、无休止、泯灭个性的畜生一般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就是人的极端工具化。“打工人”“躺平”“精神内耗”，要么是程度差别，要么是工具化导致的结果，要么则是在工具化现实之中发挥唯一的“能动性”——消极抵抗。

对这些现象最有概括力的，还是“社畜”。作为人，却以“畜”自况，这在过去，尤其是1980S——理想主义年代、1990S——市场英雄主义年代、2000S——全球化狂想时代，是难以理解的。

而今所有的存在都能够被理解；或者反过来说，过去所有的不可理解，都已转换为某种存在。

原本难以理解的还有“吊丝”。

这个词产生于2012年，席卷2010年代。它最常见的写法，是给“吊”字加上“尸”字头，那是它的原貌。全球化让人们领略了分化的残酷。

一个社会，集体地、坦然地以某种器官以及其上的附着物自况、互称，回首人类文明史，史无前例。

虽无前例，但有参照系，比如陛下、殿下、阁下、足下，东汉蔡邕说，这是不敢直称，“因卑达尊”。对方地位太高，我不能直视，因此用不直视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事物代替之。

“吊丝”显然并无此意，因为即便紧紧盯着看也看不见，它的多种写法都是为了规避“文明”困境而化生。也就是说，想尽办法冲破重重障碍，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我贬低的自由”。

这种自我矮化，是对现实境况的反映。

人们从潜意识里发现，正如彼得·L·伯格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是让我们身陷囹圄的历史囚笼。”身在囚笼，无法冲出，于是便自嘲和互嘲，以此忘记囚笼是一种苦——这就是获得快乐的有效方式。

“吊丝”代表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蕴含的也是一种主流社会心理。

观察今天的社会，必须正视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主流文化是由社会中下层来代表的。这和史书里的世界大异其趣，过去的风尚几乎完全由上层创造和引领。

道理很简单，过去是阶级社会，而今天是市场社会。市场是打群架的，人多，就能自发生成和强化价值取向——虽然因为难以联合而不能制定规则。

那些创造性的顶级企业领袖是市场上制定规则的人，但托举他们的是数以亿计的中下层；明星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也是装给数量巨大的“吊丝”们看的。

“吊丝”时代，中下层的自我意识还是很强烈的，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获得快乐，正说明人还没有放弃对人格完整性乃至自我实现的追求。“我”可能先天、后天条件不如他人，但“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接受当前低下或者一般的经济、社会地位，但人格完整性并没有被瓦解。

当主流自况从“吊丝”转换为“社畜”的时候，背后的心理意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格完整性被瓦解了。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过得不体面，但基本上不会承认自己是“畜”。“畜”是用来和“人”相对应的，不仅是一种灵性差别，还是一种道德差别。只有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极其反社会的时候，人们才会把他和动物并提。

比如，“是禽兽也”“禽兽不如”。

“社畜”这个词背后，没有一丝快乐，没有自嘲，没有玩世不恭——玩笑总是有度的。所以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承认，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承认。

这种存在状态，是缺乏自由意志，被驱使，不能停歇，机械式地生存。“畜”字很触目惊心，符合中下层大众的形象思维特性，但它真正所指的，其实是机器。

笛卡尔说，动物是机器；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社畜”的意思就是，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机器。

“鬼畜”“社畜”两个词都来自日本。中国人从19世纪末以来，就保持着语言借用的习惯，主要的借用对象就是日本。早期，我们借用的是他们率先翻译的西方现代理性概念，以及一些原本不知道的风物、地理名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他们“重口味”思维中不时闪现的高度概括力。

这些词汇惊悚，但形象。

在线性的现代生活逻辑下，日本一直走在中国前面，所以这种借鉴无可厚非。作为近邻，日本人总是比中国人早一拍感受到现代化的高价值，同时也早一拍地体验到“囚笼”的滋味。

“囚笼”，今天主要表现为机器。实体的机器，以及机器化的社会运行方式。

多数人的机器式生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当人的竞争对象是机器，而且人由机器来指挥的时候。

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白领、柜员、程序员，写作者，医生、律师，艺人、直播者、网红……这些主流职业，都在与机器竞争，并且被机器所指挥。有点累赘，但为了便于理解，还是说明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机器”。

工人至少从200年前就开始和机器竞争，作息也由机器决定。

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对手和指挥者都是作为机器的平台。

白领的机器是电脑、手机以及背后的工业制度。

柜员的对手是程序员研发的机器程序，而程序员的对手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日益聪明的机器程序。

写作者的指挥员是机器统计出来的阅读偏好数据。

医生早已机器化，律师也一样在机械化流程下完成工作，好医生和好律师都是因为还保留着动情的能力。

艺人、直播者、网红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他们的“上司”，也是机器使用大数据技术完成的流量统计。

可以说，在当代城市社会，生产过程不依赖机器、控制手段不机器化、效率评价不以机器为榜样的职业已经非常稀有。就算是乞讨，也需要一个二维码，否则破碗里将空空如也。

人总会寻求身边主流群体的认同，而不管它是什么群体，获得认同，是自我安放的必要条件。现在，几乎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被机器操纵的特征——工业机器和机器化的企业运行。想要得到机器化群体的认同，只有一个办法——成为机器化的人。

机器只要有动力，就是永动的。只要机器在动，人就不能停。

“社畜”的哲学意义，就是“永动的人”。

人是如何成为机器的？

前面其实已经指出了大致的逻辑：社会是人的囚笼，人是身不由己的；接着，技术发展和理性的评价制度让社会机器化了，所以人也必然、必须机器化。

宏观判断非常无情，在微观情形下，任何变化都涉及我们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而这正是变化会给许多人带来痛苦的原因。

社会自有其运作机制，个体的痛苦微不足道。只有人文主义者会在乎后者，但人文主义的声音在今天已经非常微弱。

人与机器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爱。

这和人与动物的区别类似，但是更彻底。因为动物可能没有社会性的爱，但还是有生物性的爱——没有审美，但有冲动，而机器没有任何形式的爱。

动物会抚养后代，母鸟会反复来回，为自己的孩子抓虫喂食。

有的成对的动物之间还有本能的一体感，比如元好问以亲身所见写下的《雁丘词》，一只大雁被猎人网杀，另一只悲鸣不去，触地而死。痴绝的爱，“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动物之爱，出于本能，而人类之爱，由社会决定。

人类联合为社会的目的，在洛克、卢梭看来，是为了变得更好；在霍布斯看来，是避免更坏；而比他们早得多的中国先贤荀子认为，联合是为了共同对抗其它动物强于人类的先天优势（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是被迫相爱。

总之，动物未必要相爱，但人必须相爱。这里的“相爱”是意义宽泛的，指的是自发的利他性，社会必须依赖合作来运行，而合作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有所让渡。冰冷的算计、极端的自利是反社会的，倘若人人如此，必然导致社会瓦解。

但是，所有建构我们的基本道德律和代代传承的基础认知的公理（包括“人必须相爱”），都有一种和计划经济一样的根本缺陷——无法考虑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及新的市场、商业模式的出现。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在今天表现为机器笼罩一切，机器是没有任何道德情感的。

把生产的指挥和评价全部交给机器，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机器文化，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公允、客观的形式印象，把所有问题都转化为经济效率问题。

不过，效率的代价是挤压爱存活的空间。

中年男子喝醉后哭着喊“妈妈”；连续加班一个月的女子在地铁站痛哭流涕；收费站女员工因为帮忙推车迟缓了另一辆车的通行而被责骂，默默拭泪；知名企业直接在工位上宣布裁员；大企业员工在患病以后被迅速辞退；还有，不时发生的加班导致猝死事件……

这些，都是对“社畜”的现象印证。

现象背后，逻辑一致：今天的社会运行是机器式的。人作为部件，如果不能正常运转，就会被马上更换。

这意味着，人必须成为永动机。

现代世界，以及每一个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大人物，是功勋卓著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对抗饥饿的历史，而现代化的实现，让人们只要有能力并且愿意劳动，就不会挨饿。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拥护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要无视这些成本。在这一问题上，最显著的成本就是“永动”：人被机器化，进而“无情”，更少地收获爱，也更少地去爱人，因此也更容易心理崩溃。

爱，其实是一种人格要求。

神，不需要被爱，只需要被信仰；圣人不轻易动情，正如魏晋王戎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动物可能有本能之爱，但没有意识到的爱。只有人，需要去爱，也需要被爱，这是维系人格完整的基础。即便是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在家庭里也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如果没有这一角色来对冲“工作”中的极端工具化，他也不能存活。

爱，是自觉地认为对他人负有责任。即便对一个陌生人，同情，就意味着一份责任在心头滋生。

有一种东西会瓦解爱——物化。

在古代，最早源自道家哲学的“齐物”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接着被佛家哲学推演到极致，“物化则一片清虚，四大皆空虚，真淡之至也”。但这不是不爱，而是不特定地爱。

在现代，物化就表现为不爱了。科层制、泰勒制、功能化、流水线化、螺丝钉化、劳动货币化，都把人理解为一个局部，而局部是没有情感的。你的手臂，你的腿，是不会爱一个人的。把局部当作整体就再也没有整体，正如泛神论就意味着无神论。

非常冷酷，但我还是想说，今天，当一个企业去大学或者劳动市场招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招聘者看到的是这双手、这双脚、这张脸、这个专业甚至这个酒量能做什么，而不是这个人能做什么。怎样把一个人拆下来，最有效率地组装在机器以及机器化的机制身上，这就是今天对“劳动”的理解。

这不是推理，已经是一种社会现实了。现实会塑造人的意识，社会会规训人的行为。“社畜”就是这样产生的：刨除人格，抑制爱的需求，去做一个合格的机器零件。

在“社畜”之前，日本流行着一个半学术半民间的新词——“无缘社会”，无社缘、无血缘、无地缘。“缘”是纽带，而纽带的必要成分是爱，因此“无缘社会”其实就是“无爱社会”，它的下一步，必然就是“社畜”。

“社畜”已经是一种合理存在。人们，尤其是生于现代制度下的年轻人，会觉得在现代世界里，“爱”这样的非效率问题不被考虑实在正常。他们具有现代意识，因此超越前辈，但他们也正是最大的受害者，未来更甚。

当我说当下的社会日渐“无爱”的时候，可能会招致反对。反对的人们会列举各种事实：你看，网友们不是每天都在集体的声讨与谴责甚至辱骂当中表达着正义感吗？正义感不就是爱吗？

然而，动用键盘对遥远的人与事表示自己的道德义愤是零成本的，而一切不需要成本的行为，其真诚性都令人起疑。在这些过程中，人的道德情感的确还在，但它是虚拟性的存在。

真正向周围的人与事付出爱，是需要现实成本的，时间、金钱、他人观感、领导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遭际、事业前途，都可能成为爱的成本。因为爱，意味着个性，意味着人格完整，而机器化了的一切，排斥个性，排斥人格完整，个性和人格完整几乎将毫无意外地遭受惩治。区别在于，有的迅速，有的缓慢。

大多数人，一边在遥远的事件上义愤填膺，一边却在身边的不合理事实面前默不作声。无论是事关价值，事关爱自己的人，甚至事关自己，都是有爱不言，有恨不语。这种状况时常令人感到窒息。

当我们适应了这一套机器化规则的时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成功学驯化了，但“成功”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正因如此，成功学就是逻辑自悖的，它的接受面越广，就越暴露出其“不成功学”的真实面目。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会作为一个客观环境，个人不得不去适应，但社会本身，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既然如此，却不是必然如此。当你认为别无选择时，就是被现有的社会设置所欺骗，同时也在自欺欺人。

它是可以改变的，只是需要理想，甚至幻想，而理想与幻想依赖独立人格。那个怕被改变的机器化的现实，正在预防性地消灭独立人格。

消灭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忘了爱。

内耗者，躺平者，千万打工人，勿忘了王戎在“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之后说的另一句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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