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应该去一次佛光寺

佛光寺是我这次旅行的第一站，但真的没想到，首站即巅峰。

我们是在平山一位师长的别业“柴门人家”临时决定的这趟旅行，从平山驱车前往佛光寺，不过100公里，一路都是蜿蜒山道，路随着地势歪歪斜斜地上升下降，仿佛一条天街。我们无意之间导航失误，遇到数十辆运煤的大卡车，三车互相协助，这才化险为夷。

我这样的“血色玫瑰”，当然是没有资格驾驶的，只得坐在副驾驶胆战心惊胡思乱想。忽然一阵恍惚，想起梁思成考察日记里的一段话——

那是1937年的6月，常凯申在庐山上开着会，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将部分兵力悄悄调往华北，空气中渐起火药味，侵华战争一触即发。在北平，梁思成夫妇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坐火车前往山西太原，而后一路北行至五台山。他们避开了香客如蚁红尘滚滚的台怀，径直赶往南台外豆村东北，直奔佛光寺而去。

与其说是梁林夫妇选择了佛光寺，不如说是佛光寺选择了梁林。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日本学者抢先发现了佛光寺，发现时间是12年前。一个叫小野玄妙的净土宗学僧在1922年的秋日拍摄了佛光寺，这些照片被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收录在他们合著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里：

关野和常盘早于梁林见到了佛光寺，但他们谁都没有亲赴现场，而常盘在1925年再次拜托太原某照相馆拍的照片，让两位日本学者非常疑惑，因为两张照片上的建筑和经幢发生了不小的变动——他们并不知道，正是在这三年之间，寺内的僧人们对佛光寺进行了重装。

也因为此，他们对佛光寺的评价并不高。佛光寺的佛光注定是属于中国人的，它在十年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名字从此将和佛光寺一起，铭刻在历史上。

豆村通往佛光寺的路不宽，但路上的车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三辆。最后，一条狭而长的羊肠小道展露在我们面前，指示牌告诉我们，小道尽头，便是佛光寺。

孤鸟带烟，断云收雨，最先迎接我们的是古松翠冠，满眼皆绿。我们之前听说，因为疫情佛光寺曾经短暂关闭，于是请教了一位当地朋友。他告诉我们佛光寺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但他仍旧早早等候在那里，一边把我们送进大门，一边要请我们吃午餐。我们都大为惭愧，因为已经耽误了人家不少的时间，怎么好意思再继续叨扰，于是一再婉拒，并提出由我们请客，一起午餐。他笑笑，拱拱手，说“你们好好看吧，佛光寺值得的”，而后挥手自兹去，风吹衣袖，隐没在绿林之中。

之后数天里，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山西人，他们都不善言辞，一笑，就从脸上的褶皱里透露出许多慈悲，那是一种最原始最淳朴的善意，带着点侠骨柔情的，又是不拘小节的，后来我到了云冈，看到那些北魏塑像，忽然明白，这叫秀骨清像。

我们一边口内称谢，一边开始攀爬眼前那高而陡的阶梯。忽然，我觉得自己无路可走，无路可逃，因为就在这一瞬间，就眨巴了一下眼睛的那么一瞬间，我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眼前的这座再无松涛遮挡的庞然大物，轰地一下，骤然铺陈在我的面前。

风一下子止住了，空气中自有一种宝相庄严，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冥冥中自有一种力量推动着脚步向上，但每一步都是慎重的，都是虔诚的，仿佛每进一步，我都能越来越强烈感受到那种神秘，那种威严。

最终，我停下了脚步，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一切禅定于此。

佛光真容，今日始见。

我不舍得立刻入内朝拜，绕着大殿走了一圈又一圈。所有的颜色都褪去了烟火，仿佛经历了无数时光之后，只剩下从容淡定。在它面前，人类渺小而脆弱。

寺庙前也有一群正在测绘的年轻人，他们爬上爬下，像极了1937年的前辈们。和他们攀谈，发现是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他们正在为佛光寺的外檐做3D扫描。

在评价佛光寺的斗拱时，梁思成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四个字：“秀健整丽。”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描述，建筑的美丽，在我们这些外行眼中是不可说的，但梁思成的感悟，可以说非常准确，因为就是这四个字，点出了佛光寺东大殿建筑的美感——力量与秀美并重，那些没有名字的工匠们，在用塑造神像一样的心情，建造大殿。

甚至可以说，整个大殿也是一种神祇，只不过是用建筑的形态表达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初遇它时那种莫名震撼的由来。

殿内似乎没有灯光（也许我的记忆有偏差），和梁林见到的“仙林”相比，我们显然没有那么幸运了，一座栅栏阻隔了我们，一瞬间，有一种看狱神庙的错觉。我记得自己一开始有点失望，因为殿内塑像的颜色显然是重装的，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了常盘和关野判断的那次，梁思成的考察日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梁思成的用词实在精准，醇和古厚，这正是古建筑的色彩给我们的最大感触，而眼前有些艳丽的颜色，使得这些塑像显得有些刺目。但这样的感受只持续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当你重新透过那些栅栏，细细观摩那些菩萨，那些天王，那些护法，甚至是两边的明代罗汉，涌上心头的是一些惭愧，何必计较那些外在的颜色呢，只要看到那些轮廓，那些线条，明明还是可以窥见古人的美感的，这样想着，心渐渐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直到一声巨响——

“这位女施主，这位女施主，请你不要放无人机，请你不要放无人机！”

所有人望向殿外，一个黑衣女孩手持遥控器，无比尴尬地看着我们，她显然被喇叭里巨大的声音吓坏了，望向门口坐着的大叔，有些手足无措。大叔狡黠一笑，你别看我，不是我喊的，我们这里监控很多，你继续放，他们会继续喊。

而后，大叔缓缓回头，面向殿内的我们，你们要是在殿内拍照，也是同等待遇。

大叔没有撒谎，在这之后，社死的大喇叭又响了几次，包括但不限于“不要拍照”“不要放无人机”“不要直播”，这声音时不时折磨一下我的耳朵，不过确实有效，放无人机的女孩离开了。

我的颈椎病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缓解，因为我全程都仰着头，为了看梁上那些晕开的墨迹。

1937年6月，当全部测绘工作结束之后，梁林仍旧没有发现可以断定这座寺庙年代的直接证据。王军老师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里记载，尽管如此，乐观的林徽因仍旧提议把他们的罐头和其他好吃的都拿出来，大家在佛光寺大殿台基的北面来了一个“picnic”（野餐）。

在场者莫宗江说，picnic的时候，33岁的林徽因边吃边看，忽然，她对梁思成说：“梁下有字。”——她的远视眼真是目力惊人，我看了半天也只是一团混沌墨迹，还带着一点水气，那样模糊在梁间，这还是梁林们清理之后的结果。

小徽徽看到的字迹，写在梁的底面，那是六个字，关于佛光寺最著名的六个字——

“女弟子宁公遇。”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轻易找到东大殿台阶前经幢上“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的字样了，这是无数人的功劳，因为这几个字已经被抚摸出了包浆——

而每个游客也都会在导游的带领下看看大殿右侧角落里那尊著名的宁公遇塑像，是的，就是小徽徽站在旁边留下著名照片的那尊。

宁公遇，这是一个在所有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名字，这甚至是一个不太女人的名字。但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似乎只有唐代女儿，才有这样的气魄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化名。

宁公遇，你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她是一位太监的妻子或者干女儿。理由是大殿北次间梁下题记除了“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那一行之外，还有一行“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

右军中尉这一职务，能对得上时间和姓王这一线索的有两位，一位叫王守澄，一位叫王元宥。王守澄是晚唐时期有名的大太监，执掌朝政十五年，在唐文宗时被鸩杀。他的未亡人或者干女儿为了替他赎罪忏悔，于是出资供养，重新恢复了佛光寺。这个理由听起来说得通，但有一件事值得商讨，“大中十一年”是唐宣宗的年号，王守澄是杀害宣宗父亲宪宗李纯的帮凶，宣宗能够容许这座皇家寺庙的梁上出现杀父仇人的名字吗？

也许更有可能的是在唐宣宗时期任右军中尉的太监王元宥，杜牧还给他写过一篇《王元宥除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制》。值得注意的是，王元宥还曾经兼任“右街功德史（使）”，这是皇帝派遣专门监督皇家佛教工程和佛事活动的特使，也许他更有可能担任重修佛光寺的工作。

但我还看到过一个有趣的新解释，来自西安文理学院教授朱利民的研究，他认为，永福公主一生未嫁，她因为自己的个性脾气错过了“如意郎君”，这是《新唐书》里的记载：

我一直怀疑永福公主是故意把筷子折断，她也许压根没看上进士于琮，又或者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看上任何一个“臭男人”，她终身未嫁，一心向佛。

接替永福公主嫁给于琮的是她的妹妹广德公主，她在大中十二年正月成婚，成为晚唐有名的贤良公主，不仅允许老公纳妾，还挽救了被宦官企图以毒酒戕害的老公，当黄巢攻进长安，要于琮出来当宰相的时候，于琮选择推辞，于是被杀害。黄巢赦免了广德公主，但公主不愿独活，悬梁自尽。

我显然更愿意相信宁公遇是有个性的永福公主，尽管这位佛光寺的幕后赞助人只能以“送供使者”的身份署名，但她用一尊高贵美丽的塑像，聪明地将自己和寺庙同存，而千年之后，她找到了懂得她的人——那个叫林徽因的女人。

据说，林徽因一直念念不忘这尊宁公遇塑像，她甚至发愿，想要为自己塑一尊像，陪伴于宁公遇的身边。最终，梁思成为她拍摄了这张照片，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最终，她们都得到了永恒。

因为还想去南禅寺，我们在佛光寺呆了三个小时之后离开了。

在豆村燥热的小饭馆里，每个人都没有讲话，许久，有人说，还是应该在佛光寺多待一点时间的。

周围人都纷纷点头。

即便在过油肉刀削面大窑汽水的围攻之下，身为吃货的我脑海当中仍旧念念不忘的，是三个小时内的那些断章。

那简直要飞出来的巨大屋檐，会令你想起《诗经》里说的“如翚斯飞”，是的，那屋檐仿佛一只巨大的飞鸟。

唐代门板上匠人留下的墨迹，是唐草涂鸦，这也许是那个第二天将要正式描绘对面的唐草纹的工匠留下的。还有那个写下“凤鸾”字样的唐人，不知道你的心里在想着什么？

门板上糊着报纸，还可以看出来是wg时期的，我在上面看到了批判周扬的字样。

还有那两棵松树，“佛祖涅槃处，娑罗双树间”，那染了绿的松涛之声，在大殿前摇曳着春潮。回来之后，脑海里仍旧是双树的影子，翻阅资料找到了一张1937年梁思成拍摄的佛光寺照片，那时，松树尚未参天——

原来一切，都归功于岁月。

见到佛光寺的那天是黄昏，据说，那是欣赏东大殿的最佳时刻，黄昏下，一切都笼罩上一层暖色，殿前古松摇曳，影子映照在门板上，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哭了，这是美的力量，也是岁月的力量。

他们的调研电报在7月7日那天发出，那一天，恰恰是“卢沟桥事变”。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的结尾这样写道：

梁思成的祈祷，何尝不是无数华夏儿女的祈祷，佛光寺的遭遇，何尝不是华夏土地的遭遇，我们曾经经历多少战火，经历多少灾祸劫难，但最终上苍有灵，护佑中华。

几十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所有的往事都随风，梁上的墨迹会淡，门板上的报纸会腐，塑像的色彩会晦暗，但中华之美将永存于此。

答应我，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次佛光寺。

我一定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