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现代革命”的萨帕塔？一种替代性解读

萨帕塔运动“副司令”马科斯

引言

被广泛视作“第一场后现代革命”的萨帕塔运动，似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某种“景观”。运动的去中心决策体系、扁平化运作以及不以“夺权”为目的的终极诉求，让相当多的学者看到在恰帕斯原住民身上承载的超越既往的非凡政治能量。尤其，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围绕社会运动议题的讨论中，萨帕塔的诸多特征十分贴近诸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1]、拉克劳与墨菲（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e）[2]以及哈特与奈格里（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3]等人所构想的“自发性社会运动”形态。相比之下，在中国大陆的学术世界里，对萨帕塔运动的关注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但从戴锦华与刘健芝等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这场运动所呈现出的“新”，同样左右了学者对该运动的认知与想象。考虑到这一背景，本文意图呈现这场被称之为“第一场后现代革命”的当代运动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牵连，并以“胜利哲学”为落脚点，提示后现代革命内含着的或者说依旧无法摆脱的“现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受决定于更广阔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百年前的革命者与当代的抗争主体之间分享着一些相似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以萨帕塔为契机，重新检索那些被宣布死亡的二十世纪遗产——即那些“旧”的东西——仍旧意义重大。

“历史少数”与“革命大军”：以列宁为起点的政治序列[4]

萨帕塔运动关涉的是一个“历史少数”的政治表达问题。在1994年1月1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日，萨帕塔分子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墨西哥，与新自由主义在整个国家的蔓延并不断推动权势阶层崛起相对的，是一个在历史上政治能量长期遭受压制的原住民群体的反抗。然而，尽管得益于“解放神学”以及更早的一系列社会抗争与自治实践，可真正使萨帕塔运动受到广泛关注的仍在于运动自身允诺的政治理想。正如“副司令”马科斯指出的,“我们不是为夺权而战，我们是在为民主、自由和正义而战......它是如此激进，以致整个传统政治光谱（右翼、中间、左翼和其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批评我们并远离我们的谵妄。[5]”

然而，长期边缘化的原住民群体，如何能成为积极自觉的政治行动主体并担负起具有激进变革性的政治使命？这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关切。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场当代运动的萨帕塔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呈现出了某些隐蔽的牵连。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暗示的，在“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之间存在着只有凭借政治教育与改造才能弥合的距离。尽管这一论断由于其深层次的精英主义立场而遭受批评，但它的合理性仍在于：在经济地位上受压迫的群体并不必然具有变革既有秩序的革命视野。在某些状态下，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即，该群体会向“反革命”的政治势力靠拢。譬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示了[6]，农民这一潜在政治行动者被“复辟者”波拿巴势力收编的命运。这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围绕“南方问题”的写作中表达的部分关切[7]。简言之，在萨帕塔的情景中，作为历史性被侮辱与被损伤的少数，当地的原住民何以才能转化为真正意义的政治行动主体？更进一步看，在这种转变的进程中，是否存在知识精英积极影响原住民内部的“公共讨论”，并有意识地培育进步意识的努力？如果存在，这样的介入又是否有着一定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阶级”的概念正变得“不合时宜”[8]，活生生的组织问题依旧考验着任何当代社会运动。

从萨帕塔留给我们的实践与写作中看，墨西哥的抗争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一“革命主体”塑造的问题，甚至清醒地认出，革命运动的成功也取决于广泛的其他阶层的加入。我们看到，一方面，“副司令”马科斯以发言人的身份一再确认萨帕塔运动的起点来自于原住民对现状的不可忍受。所谓“够了，受够了！ (Enough is Enough)[9]”的政治呼喊本身便带有对既有不平等结构的否定。这种否定可被看作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即，彻底推翻对于自身“底层性”的定义[10]。它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原住民在经济上依旧贫弱，但在政治意识与能量方面将彻底成为积极的政治行动主体，承载着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副司令”也引人瞩目地不断强调，革命性运动的前景有赖于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和支持。关于这一点，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政治原则层面，“副司令”郑重宣告，运动并不意图成为一种新的“先锋”。事实上，萨帕塔提供的只是一面旗帜。与之平行的其他旗帜可能来自工人、学生、农民、教师、家庭主妇等等[11]。其次，在具体的政治协商中，萨帕塔致力于推动的是一种近于“公共领域[12]”但同时超越它的西方版本的政治对话平台。它把自己的观点只作为提议或方案带出，并不反感政治竞争与多元化[13]。

参与萨帕塔运动的人

简言之，在具体的革命策略上，当代运动仍需确立起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革命主体”，并在一个跨越阶级抑或阶层的联盟基础上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其中牵扯出一个广阔的问题域，涉及政治精英的作用，精英与群众的互动，乃至精英本身的构成等议题。也就是说，尽管“不致力于夺权”作为萨帕塔的“新”或“后现代”特征得到了广泛承认[14]，但在具体的革命情势中，墨西哥的抗争者并未与二十世纪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形成隔阂与断裂。

守密与开放性

1994年3月24日，在一封发给外界的公开信中，萨帕塔宣布：自即日起，萨帕塔武装控制地区彻底结束对外界的“完全开放”政策[15]。进入该地区的媒体将接受严格的核查与甄别。事实上，以2003年“海螺自治区”的建立为分水岭，萨帕塔运动在早期阶段始终处于和墨西哥政府的紧张对峙中。政府军的包围与进攻，直接催生了抗争者对“守密”的需求。运动内部的民主协商与实验不得不以此为限度。甚至当情势需要时，政治参与有必要让位于快速与守密行动[16]，以换取运动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从历史纵向看，这种在群众自发性与少数人密谋之间的紧张，不只考验着当代如萨帕塔一样的抗争者，更构成了自十八世纪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以降的现代“革命政治”的重大主题。

列宁就曾与“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围绕该问题展开过旷日持久的论战。列宁指出，“守密性”是俄国革命活动的必然要素。这是由沙皇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所决定的。在革命者之间落实一般性的民主原则，只会有损革命活动的利益[17]。相反，唯有在少数革命精英的积极作为下，革命群众广泛参与的条件才会得到巩固[18]。并且，列宁拒绝接受对这类少数人的制度性监督。他指出，俄国革命的历史一再证明，在革命环境的威胁下，唯有少数人之间的“非正式约束”才符合革命利益[19]。然而，列宁立场的疏漏，不仅为他的同时代者如罗莎·卢森堡所批驳，并且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中，一再被如萨帕塔为典型代表的社会运动所超越。在恰帕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当地的革命者力求在确保运动守密性的同时，仍为协商民主“预留”广泛的空间。换言之，对他们而言，至少在政治意识的层面，守密与开放之间的对立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而毋宁说，将在一个动态的过程里不断寻求变化的新均衡。事实上，在3月24号通告发布的两个月后，萨帕塔即宣告新一轮政治协商的成果[20]。更重要的是，这些具体的协商并没有局限在原住民群体之间。根据 CCRI-CG（革命土著秘密委员会-总司令部）的公开信，我们看到，更多元的社会主体被包含其中。

但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萨帕塔的突破仍是奠基在一个尚未彻底摆脱的“旧”的底子之上。换言之，中心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即便是当代的革命性社会运动，仍需要面对守密与开放之间的艰难平衡。更何况，有研究显示[21]，至少在运动的早期，萨帕塔的参与者未能严格践行其所谓“顺从民意行事（Command by obeying ）”的政治理想。因之，我们有理由怀疑，列宁的政治哲学或许在某些时刻仍被悄悄地复制。

“胜利哲学”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

事实上，形式上“去中心化”的萨帕塔运动拥有着异常清醒的“敌友划分”。一方面，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对墨西哥旧有体制的拒绝，并在此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构想着一种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新型政治关系。“副司令”马科斯写道：

“一种新的政治关系将诞生，其基础不是他们之间政治组织的对抗，而是他们的政治方案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对抗。政治领导将取决于这些社会阶层的支持，而非仅仅行使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不同的政治方案必须让全国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的提议最适合这个国家。[22]”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萨帕塔运动的空间尺度绝不仅仅限于恰帕斯一州。事实上，这场运动虽然广为人知地不以夺权为终极诉求，但它的视野从来都指向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跃进与改变。换言之，萨帕塔并未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锚定在以丛林、村镇、城市街区等为代表的空间范围内。它的无数公开宣言与行动都表明，这场运动所争取的胜利仍旧是国家政权的全面调整。并且，更进一步，追求国际间社会组织的横向联动与支持[23]。如此看来，“不夺取”的预期仍然是以建立新型权力结构为前提的。区别只在于，这种新的结构不再以某个阶级的专政作为重心。但请注意，它仍然是“大”方面的变革。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所携带的国家尺度与国际主义视野，仍内含于萨帕塔运动的政治能量之中。不同于欧美或是力求在既有选举体制内“再政治化”的努力[24]，或在更为基层也更为微观的层面号召人民“直接行动”[25]，墨西哥的萨帕塔分子仍旧十分“老式”地分享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所期冀推动的变革远非“自由左派”的政治视野所能衡量与概括。

2001年2、3月，“副司令”马科斯和蒙面的萨帕塔人抵达墨西哥城。

本人不否认萨帕塔运动携带的“新”。但通过回顾萨帕塔运动在社会阶层、行动策略与远景理念三个层面的表现，本文期望指出，对“新”的把握不能掩盖对“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新”，即对所谓“后现代”特征的把握，既无法为我们告别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合理辩护，又容易诱使我们忽视社会运动所必然面对的某些恒久难题。齐泽克曾指出[26]——“后现代政治思想告诉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劳动、集体、阶级等等概念都只不过是理论巫术的产物，它们不再适应于后现代。”身处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本文认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配得上一种更为复杂精致的辨析。二十世纪在今天仍然“外在于”当代人的政治意识。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内在”地处理过去，去真正看清究竟哪一部分因历史情势的改变而被淘汰，而哪些恰好相反，仍旧意义重大。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应从它的历史中生根发芽，而非来自抽象朦胧的思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