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硅谷当陪审员……

题图：来自电影《失控陪审团》

作者：丁香妈妈，北京出生，在旅居过 3 个国家，12 个城市后现在美国硅谷定居。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体验人生。帮助诺基亚，谷歌建立起过三个十亿美元的业务，倡导女性领导力。

在一个医院里面，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护士，受到她负责的病人口头和动作上的骚扰，这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面算不算犯罪？笔者有机会作为陪审员，参与了一个在硅谷审判的刑事案件（性侵犯），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了美国法治体系的运作。

背景：

我于去年年底搬回美国，在硅谷（圣克拉拉县，即苹果/谷歌/脸书等诸多硅谷大厂总部所在地）安顿下来。今年七月就收到法庭发的通知，要求我去参加陪审团。

我之前在亚洲工作了很多年，收到过法庭通知也无法参与。个人一直喜欢看和法律相关的电视剧，对庭辩特别感兴趣。正好 9 月份工作上我有一段空档期，就决定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通过实践学习法律并了解美国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运作。

▍关于陪审团机制和运作：

美国的法律采用陪审团制度（Jury），即由 12 个陪审员来听庭辩，判断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然后根据这些事实和相关法律条款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在做出有罪/无罪判决之后，由法官来量刑。

美国的法律体系要是 12 个人必须做出完全统一的意见，才能判定。如果 12 个人不能达成一致，就属于“Hung Jury”，那么法庭需要重新开庭。所以，通过陪审团来断案是耗时间、成本很高的一个选择，结果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大多数的刑事案件（~90%）是通过 plea bargin（辩诉交易），即由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协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判定和刑期，法官核准后服刑。这样的选择对于双方在时间和金钱成本上都是合算的。所以被告决定通过 Jury trial 来决定他/她的命运，一定是因为双方律师达不成辩诉交易，选择了庭审。

▲ 图片来自作者

▍陪审团和陪审员的选择：

因为是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么陪审员的选择以及他们能否公正地根据法律裁定就至关重要了。候选陪审员是从美国公民中随机挑选的，由法庭发出通知。收到通知后，候选陪审员必须履行公民责任，到法庭报到，参与候选过程。

法庭允许公民提交不能陪审的理由（如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庭审期间无法工作以至于导致生活困难等等），被法官核准后，才能推掉。然后，由法官，双方律师联合选出 12 个陪审员加 2 个替补陪审员，这样才能开庭听案。

▍挑选陪审团的程序：

1、报到法庭的公民随机排序，组成候选陪审员，分配到不同法庭/案件。他们按次序入座陪审团席位（有 18 个位子），然后每个人依次，当众回答法官准备好的 14 个问题。回答完毕后，法官会有后续问题。

18 个都回答完法官问题后，双方律师有机会针对个人提问。然后，法官先可以筛掉候选人，剩下的进入到 Voir Dire（法语，预审）流程。这时候双方律师轮流筛掉候选人，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各有三次机会。如果一方弃权，对方仍然可以继续。

2、重复如上流程，直到从候选陪审员中挑出双方律师都可以接受的 14 个人（12 个陪审员加 2 个替补），这时候所有的陪审员都宣誓入座，正式开庭。

▍庭审的流程：

庭审包括几个环节：

1、开场陈词（opening arguments）：双方律师各给出他/她们对于案件的描述和概要，阐述为什么他/她认为此案的判决应该是有罪/无罪。

2、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双方律师依次请证人出庭。每个证人宣誓后，入座，然后由一方律师（A）先提问。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律师（B）可以随时打断这方律师的提问，法官根据打断的理由，决定是否支持（sustained）或者反对（overruled），然后继续法庭流程。A 方律师盘问结束后，法官问 B 方律师是否还有问题。双方继续，直到双方律师都没有问题了，然后叫下一个证人出庭，如此往复，直到所以证人出庭完毕。

3、法官解释法律条文和如何判决：这时候法官会解释此案件应该遵循的法律条款，然后解释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断定有罪。法官会详细地解释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什么叫“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什么叫合理的怀疑，什么可以作为证据，什么是直接证据，旁证等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检方才可以算完全证明被告有罪等等。这段是最好不过的法律课，读多少本书都没有这 20 分钟对于法律、法治学得深刻。

4、结案陈词（closing arguments）：双方律师的总结性发言，根据已经提交的证据和法律条款，再次阐述为什么被告有罪/无罪。

5、陪审团审议（deliberations）：这时候，12 个陪审员被送到一个封闭的房间讨论他们的判决，有一个法警陪同。这 12 个人必须就判决达成一致，才能结束这个环节，否则，这个案子属于 hung jury，法官需要重新审理，即重复选陪审员，开庭的流程。

6、宣判：陪审团把判定结果拿回法庭，法官主持宣判。如果有罪，由法官量刑，如果无罪，被告就无罪释放。到此整个案件审理结束。

小结：选陪审团的过程可以持续 2-5 天，然后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证人的多少，庭审可以在几天之内结束，最后的陪审团审议也可长可短，这样下来，一个案件平均需要 1-2 周左右，至少有十几个人参与才能做出一个判决，是个成本很高的选择。

▲ 图片来自电影《十二怒汉》

▍第一天/第二天：选取陪审员

第一天早上 8:30 到法庭报到后，法庭随机地把我分在了 50B 组，这组大约 40-50 人。这时候我是多个候选陪审员里面的一员。我们一直等到下午，才被叫到法庭，坐到观众席，开始参与/见证陪审团筛选的环节。

这时候，法庭里面有被告，被告律师，检方律师，法官，法警，书记员和候选的陪审员。12 个席位刚刚选中了前 8 个，所以书记员依次叫了 10 个人入座陪审团席位，填满 18 个位子。法官简单地给大家讲了这个案件中被告被指控性侵犯（sexual battery），然后介绍了双方律师。

被告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65 岁。他的辩护律师是一个 Public Defender（公共辩护人），年纪在 30 多岁。公检方也是个 30 多岁的律师。他的辩护律师说被告决定不出庭作证。

然后法官详细地解释了选取陪审员的流程，每个人必须依次当众回答 14 个打印出来的问题：何时来这个县入住，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孩子年龄，自己的职业，最高学历，配偶工作等等。然后有几个问题明确问你是否自己或家人，亲密朋友在法律行业，执法部门工作？你/家人是否有过受害经历，当过证人，或者被判过罪？你会参加什么样的志愿者活动，或者给什么机构捐款？

法官一般在每个人回答后会有几个后续问题，主要是观察候选人是否可以胜任陪审员的责任：能否听懂证词，理解双方辩护律师的逻辑，能否根据法律公正地做出判定？能否独立地决定，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是否有类似受害人经历而无法履行责任等等？因为这个案件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法官和律师都相当仔细。

因为这些问题都必须当众回答，这个环节给了我一个极好地体验和观察美国社会的视角。比如一个早期来美国的移民，成功地养大了 3 个孩子（很自豪地提到一个孩子在脸书工作），他明显对英语掌握不好，不能理解“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所以当被告律师问他是否会更相信警察的证词？是否会因为被告被指控，就认为他一定有罪？他的肯定回答马上就让他被筛掉了。

其他被筛掉的例子：一个年轻女性说家里都是姐姐妹妹，所以她会更相信女性证人；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说自己听力不好，年纪大，希望“随大流，尽快决定”；一个退休的男性说他 24 岁的时候因“非法携带武器”而被判过罪；一个科学家说他很难接受通过自己的决定来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更倾向于轻判；好几个在回答“是否自己是受害人，或者见证过受害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情绪激动，声泪俱下，语无伦次；一个中年女性提到她弟弟因为精神疾病，杀了人被判刑，尽管她说自己认为是弟弟的错，接受这个判决结果……他们都被筛掉了。

这样，开始入座的 10 个人，最后只剩下 3 个。这样陪审团才坐满了 11 个人，就已经到下午 16:30，第一天休庭。后来我问了已经入选的陪审员，原来他们从上周二就开始参与了。也就是说法官选了 4 天，筛过了第一组（40+人），才选出前 8 个陪审员。我们是第二组候选人。

第二天上午开庭继续挑选陪审员。这次，我入座到陪审团席位上了，开始接受法官和律师们的提问。被告律师问我的问题：在一个假想破坏财产的情景中，我会如何处理间接证据，我的回答让他满意。另外我也提及了我对“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的理解，检方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证明有罪，但也提到很多性侵犯都没有目击证人等等，最后我被留下。这次入座的 7 个人中，只有 3 个人留下，这样似乎我们陪审团就齐了。（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能够最终入选陪审团的大约在 15-25% 左右，也就是美国大学的平均录取率吧。）

然后法官问所有 14 个人，对于刚才律师给我们 7 个人的问题其他在座的是否有顾虑，认为他们不能“公正地判决”。这时候第 8 号陪审员举手，说出他的一个顾虑，他就被筛掉了。于是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流程，选取最后一个陪审员。

这次的入座的 5 个人中，也只有一个被留下：是一个 50 多岁的男性，物理博士学历。他提到 10 岁的时候受到学校两个男孩子的霸凌，被逼迫口交，告诉母亲了，但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手段，反而是他在学校因此受到更多的歧视和欺负，但这是 40 年多前的事情，他也不会因此而偏颇判定。

我在听他的回答的时候，心想那么他一定会被筛掉吧。没想到法官、双方律师把其他 4 个都筛掉了，就把他留下了。这样我成为陪审团替补 1 号，他是替补 2 号，坐在了我的左边。等我们都宣誓，坐好后，我轻轻地对他说，“我很抱歉你小时候的经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两个完全的陌生人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庭审经历。

▲ 图片来自作者

▍第三天/第四天：案情和庭审

等 14 个陪审员最终选出来之后，已经到第二天下午 4 点。法官决定开庭，当天只够让双方律师做开场陈词。

案情是这样的：今年 6 月 28 号，被告在某县医院接受治疗，他右手臂上打着点滴（IV）。原告是一个年轻护士，是当天分配来照顾他的，之前不认识。被告是个“难缠的”病人，一会儿想不遵循医嘱，结束治疗，一会儿又决定留下，最终医生同意他离开，但需要签字，他又不肯签。等决定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也需要护士站安排社保出租车（政府出钱的 Uber，免费），但给的地址是一个公园地址，不符合免费条件等等。

护士下午 1 点午休回来后，需要给他拔管子。拔完管子的时候，他伸开双臂，示意一个侧面拥抱。护士给了他一个侧面拥抱，左手拍了他的背。这时候，被告的右手从护士的背上下滑，摸了一下给他治疗的护士的左侧屁股，并停留了 5-10 秒。护士震惊之余，后退，然后告诉他这是非常不对的，他笑了，还说“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就行”。

护士离开房间后就报告上司，然后报警，专门负责医院片区的刑警很快上门，通过身上带的摄像头（bodycam）记录了护士的事后情绪反应（哭、情绪激动等等），护士决定指控被告，所以警察询问了护士，询问了被告，取证，写出了警察报告。根据提交的证据，检方决定起诉被告。

很多法律电视剧中都对交叉询问有详细描述。这次检方请了三个证人：替补护士（她在护士午休的时候照顾被告），护士以及刑警。被告律师没有请证人，被告决定不出庭作证（即 take the fifth）。证人依次出庭，接受交叉询问。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尽量让更少的证词成为证据，挑战证人的可信度，而检方则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本身和不轨意图。

这个过程中，辩护律师显得咄咄逼人，经常打断检方的询问，以至于检方显得非常有挫败感。第一个证人提到了被告在两个护士交班的时候对替补护士说“这样就有两个女生了，我们就可以搞三人活动（threesome）”。而且替补护士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原告。

第二个证人（也就是原告）是整个庭审的亮点。她是一个年轻女性，2022 年拿到她的护士执照，所以刚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碰到这个事件。我坐在陪审团席位的前排，是离证人席最近的位置，可以说是第一视角，真切地感受到每个证人的气场。

她一开始声音比较小，后来被要求靠近麦克风，我们都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她一开始非常平静，有很好的，清晰的陈述。但在某个阶段，因为回想到当时的情景，她有些情绪激动，开始掉眼泪，但很快又镇定住了，继续接受询问。

最后被告律师问了她几个比较刁难的问题：她如何对付“难缠”的病人，她为什么给被告一个侧面拥抱，最后还特地根据性侵犯法律中的概念 — 是否这个动作有性意图，是否引起性勃起等等提了问题。她都冷静地给了很好的回答，同时她也提到说这次事件之后，她只愿意照顾女性病人，即此事对她的职业是有影响的。

当被告律师的问题涉及护理专业的时候：比方说被告是否胳膊上有针头，她会很准确地给予纠正（不是针头，是塑料导管）。整体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专业的护士，想认真地做她的工作。在她出庭作证的过程中，她的家人（父亲和男朋友）一直在旁听，在支持她。

第三个证人是刑警，穿着制服出现在法庭。因为事件本身没有目击者，但警察是半个小时就到达现场，他的证词就显得很重要。案子是三个月之前发生的，所以警察会需要重新去看一下当天的报告来帮助回忆当天的场景。

他有 15 年的警察经验，也处理过几十个的性侵犯案件，他的最核心的证词是原告当天的反应肯定是“受到精神刺激”了。辩护律师问了几个关于调查流程的问题：在调查被告的时候读了 Miranda Warning（即被告被警方告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在哪里做的询问？是否通过随身的摄像头拍摄取证？这几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只要程序不正义，整个案件就不能成立。辩护律师肯定是想在警方的调查环节找出漏洞，而检方这时开始不停打断辩方，指出有些辩方的提问和案子不相关。警方的调查流程无可指摘。

证人出庭和交叉询问结束后，法官进入解释相关法律条款的环节。她明确解释了该案件应该采用的法律条款（有两个：情节严重和情节轻微适用的不同条款），检方需要证明什么才能定罪。然后她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什么可以被接受成为证据，什么叫“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什么叫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 doubt）？被告决定不出庭作证，但陪审团不能因此认为被告有罪（宪法第五条的保护）。法官并不期望陪审员懂法，只需要他们遵循法律的逻辑和条款来判定。这个环节真是最好的法律课程。

然后我们进入到结案陈词环节，由检方先开始。这时候检方需要遵循法官选择的法律条款，采用证词，逐条证明被告有罪。检方律师很认真，还准备了一个 PPT，这样他的逻辑就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第一个证人的“三人活动”证词是来说明被告是有“性意图”的，原告的证词也完全满足法律条款的几个条件，所以他认为被告应该定罪。

然后辩护律师做他的总结：他核心想证明的是这个事件是一个“accident（意外）”，被告的手也可能是无意滑落（？！），被告之前说的“三人活动”就是一个“玩笑”，等等……他特地说原告和被告的年龄差距，被告是截肢坐在轮椅上，表明被告是没有性企图的。之前辩护律师在证人环节上还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在结案陈词中，这些辩词在我眼中是非常苍白的。

第四天下午四点，我们进入审议环节，12 个陪审员就被带到一个专门的屋子里去讨论他们各种的判决。我和替补 2 号就不需要参与了。这时候我有点小失落，似乎一个大片看了开头，但是不能参与到结尾的故事中。法官和书记员告诉我和替补 2 号可以回家了，等通知就行了。

等到周一，我收到法庭的电话，书记员说陪审团决定被告无罪。“性侵犯”有两个级别：严重和轻微，陪审团认为被告的行为在两个级别上都是“无罪”。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再次和书记员确认了一下，然后我说“我很失望”。最后陪审团的 12 个人里面是 8 男 4 女，最终的无罪结果是否也受到这个影响？”

▲ 图片来自作者

一周下来，我感受非常多，总结下来几点：

1、犯罪的普遍性，尤其是性骚扰/性侵犯

在选取陪审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讲到他们/家人/亲友是某个犯罪的受害者：偷车、砸车非常普遍，性犯罪也是相当普遍的。一个通过避难移民来美国的女性，在讲述她在避难所里面的经历，就已经痛哭流涕，语无伦次了。一个从第一周就开始参与的陪审员听到过更多候选人的故事，也提到她很惊讶性骚扰/性犯罪的普遍性。

很多性犯罪的本质是一个人对比他弱小的人展示的一种权力（power）：我可以欺凌你，而你不敢把我怎样，或者你说出来会受到其他人的嘲讽。所以，性犯罪大多数是由男性对比他们更弱小的女性或者男性来实施的。最近几年，对于性犯罪/性骚扰的理解是通过 #metoo，及几个大案子的报道（包括前美国总统最近的性侵犯的败诉），才让美国公众对于这个罪有了更强的认识。

原告在事件发生后，马上告诉被告这是不对的（inappropriate），而在原告还继续笑着说“你只要不告诉其他人就行了”。这点是原告认为被告有“性企图”的理由。原告的最后一句证词是“我感谢有机会把这个事情在法庭讲出来”，说明她有勇气，不接受这种越界的骚扰。检方特地也提到我们在 2023 年不能接受被告这样的行为。

2、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是民主的基石

整个庭审过程中，我特别感受到在美国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这点在好几个方面体现出来：被告是一个社会中下层的人，可能是无法自请辩护律师的，但是他可以找一个公共辩护人（是由政府出钱），人家还相当认真，努力。

被告在被检方指控，警方的调查以及庭审的过程，他是时刻被一个公正的程序保护的：警方必须读 Miranda warning，检方必须要假设无罪证明，庭审过程中，他的辩护律师可以筛掉对他不利的陪审员，他不出庭作证并不表明他有罪等等。这样宪法保护了公民的权利，限制政府机构（公权力）的行为。

同样，一个年轻的护士也明确知道她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接受病人这样口头和动作上的骚扰，通过报警，出庭作证，她明确地在维护她自己的权利，包括陈述案件的权利。因为此案涉及性侵犯，所以，她在案件中是匿名出现的，只是 Jane Doe（即“张三”）。

3、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陪审团，结果还被选中了当陪审员，旁听了整个案件。我问了其他陪审员，大多数也就被抽中过一两次，而且很多人在筛选的过程中就被淘汰了。所以能够最后入选陪审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可以行使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我也是有同感，整个流程是非常好的学习法律实际运作的机会。

美国是法治社会，法律是保障社会运作的根本：除了最基本的宪法之外，之后衍生出来的法律和法规，有好法，也有恶法。美国社会的进步都是因为人们通过挑战不合理的规则才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

比如一个起诉哈佛大学把族裔作为入学依据的 Affirmative Actions（俗称AA）的诉讼，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今年 7 月最高法院宣判哈佛的做法违宪。在 AA 的规则下，亚裔尤其是男生在申请大学时受到了很多不公平对待。这是一个由犹太律师发起的诉讼，代表了很多亚裔家庭，这个官司打了 10 年，其后果是深远的，可以说会因此改变所有美国大学的入学规则。

▲ 和哈佛打官司的律师 Edward Blum，走下高等法院（他打赢了哈佛）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在硅谷的华人父亲，决定为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高中生儿子维权：讲述他的经历，给参议院写信等等。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美籍华人：华人在美国大约五百万，只占人口的 1.9%，所以如果不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话，很容易被忽视，被歧视，被轻视，甚至被过度执法（之前在 MIT，Stanford 被调查的华人教授）。所以，有机会发出声音，有机会履行公民责任，我们一定不要畏缩，不要逃避。

4、怎样看判定的结果？

不可否认，作为女性、母亲，我对判决的结果是失望的，但也不惊讶。我对于性骚扰/性犯罪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在美国，只有 3% 的性犯罪才能够被送到监狱里。

在和我同龄女性朋友沟通中，我非常清楚性骚扰的普遍，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性骚扰：在公交车上被摸、跟踪，路上遇到过露阴癖，在工作上碰到过口头上，身体上的性骚扰等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没有直接证据或者其他目击者，这样从法律流程上，是很难将罪犯绳之以法的。

但是，这不表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理解的法律规则之后，我对众多女性/家长有如下建议：

a）如果可以还击，马上还击

如果受到性骚扰，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马上还击，留下印记。在公交车上可以大喊，在有土的地方可以把土扬到对方脸上，如果对方是要施暴，可以咬一口，给对方留下印记（想想那个被迫口交的 10 岁男孩子）。这些不仅给对方镇吓，你的行为也属于自卫的范畴，完全合法。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赶紧逃脱危险。

b）第一时间取证

马上报告附近的人，要求他/她拍照片，记录自己和施害者的状态。如果有机会录音，录像，马上采取行动。这些行为都留下第一手证据，这样到法庭上都会对你非常有用。检方即使决定不起诉，他们在 plea bargin 的时候也是有优势的。

c）该报警就报警

在这个案子里，年轻护士已经做得很好了：她第一时间报警。警察三十分钟就赶到，取证，写报告，完全符合处理流程。护士和警察的证词也非常可信，尽管结果是无罪，但是整个过程对于被告一定是一个威慑，这样他下次还想口头或者行为上占别人便宜的时候一定会再三考虑一下，这样至少保证了其他护士（包括男护士）的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她的行为非常值得尊敬！

在之前的描述中我特地没有提及涉案人的族裔，因为这些和案子的本质以及判定无关。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原告是一个亚裔女性，被告是西班牙裔。当我以第一视角坐在陪审团席位，听原告的证词，她清楚、专业、冷静的陈述和很多候选陪审员的语无伦次形成了鲜明对比：受害人很多，但是有勇气站在法庭讲述“她的故事”的女性不多。坐在离她不到两米的地方，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气场，心里为她大大地点赞！Speak Up（说出来）！加油！

PS：笔者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文章中涉及的知识也是通过阅读和实践来获得，如有疏忽不准确的地方，请读者随时指出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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