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格尔︱克服知识经济时代的“无可替代”

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

“无可替代”的桎梏

世界正在“无可替代”的桎梏下惛怓不安。纵观北大西洋富国，回想上一次重建社会制度、重塑意识形态的伟大时刻，产出的是制度上保守的社会民主制。这在二战前已现端倪，而在战后则趋于成熟。与之相对应的美国现象是罗斯福新政：它承诺要加强管制经济，通过贯彻累进税、社会支出再分配来削薄不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逆时针”管理政治经济体。

这种重建工程一度曾以极其精密的姿态出现。在西欧，在劳工市场要保护自己人、防范外来者；在产品市场要保护小企业、防范大企业；在产业控制中要保护既存者，防范挑战者……这一社会工程也仰赖政府促成交易，即社会协约、收入政策。一旦我们在宏观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便能避免毁灭性的冲突。

然而，现在的趋势是，社会民主制被迫放弃种种社会契约，也被迫放弃以牺牲外部利益为代价保护内部利益的这种做法——原因是成本既高、也不正义。最重要的是，以福特式大规模生产链为代表的传统工业，也就是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与基础，在现如今已逐渐被更先进的生产力——知识经济——所替代。知识经济的“先锋”既是跨行业的，甚至在生产系统中无所不在，也是孤立的，因为它将大多数工人、商业摒除在外。

在这些变化和批评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制一退千里，撤回了历史上的大本营，也是它最后一道防线：保障高度投资人力。但矛盾的是，其资金来源却是通过定额计价、价值累加等功能上类似的方法实现的间接累退消费税。

那些领衔批判社会民主制的人通常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不断发展他们的批判和提案，形成了一种对政府积极干预的普遍反对立场。在新自由主义的猛烈炮火下，也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断流失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制累受惩戒、不断压缩，但仍然坚持通过修正性、弥补性再分配举措，使市场经济秩序保持人性化。这种社会民主制又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可以说，新自由主义造就了社会自由主义。但以如今形势观之，与新自由主义相比，也许这种“社会自由主义”才是西方世界的正统。

不论是过去的社会民主制、新自由主义，还是适才提到的社会自由主义，都共享一个制度上的前提：它们都接受市场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架构无力解决，甚至无法应对当代社会的核心疑难。这些主张无一能够保持具有社会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无一能够缓解由生产体系等级分化导致的巨大不平等，无一能够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重铸社会凝聚力，甚至也无一能够觅得其他改革引擎，替代战争在促发变革中起到的条件性作用。在许多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其提供的解决方式是非结构性的，因此也注定是无力改变现状的。

要克服这种“无可替代”的困境，我们不能仅凭想象臆造出一些“可供替代”的愿景。但是如果我们不通过想象去替代“无可替代”之感，那么便更无希望摆脱其重重桎梏了。

重新界定“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右翼”与“左翼”

在当前形势下 ，有必要重新阐释左与右、保守与进步等观念。我们必须着眼于两个维度，一是方法与实践，二是我们的目标本身。

保守主义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进步主义者则认为，重大变革必须是结构性的，离不开制度上的创新及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前提。但我们也意识到，真正的结构性变化几乎都是由碎片式呈现的。全面替换现行制度既不切实际，也自我掣肘。

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生命理应渺小。只有为数不多的菁英才能创造新事物、扰乱旧秩序，免于被历史判处平庸。进步主义者的信念则是：人人皆可企及更饱满的人生：更高的能力、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力度——只要我们敢变能变。

以此二种标准视之，大多数自称进步的高明人士恐怕其实是保守主义者。

结构性愿景及其压制

古典欧洲社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达到巅峰，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思考结构和结构性变化的有效途径。但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革命性的洞见却因一些必要主义的假设打了折扣：一个固定的政体清单，其中每一个政体都是一个不可分化的系统，而这些系统相互交替更迭，服从一套既定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 美国式现代社会科学为了打破这些幻觉，又压制了结构性愿景。

要想挣脱“无可替代”的枷锁，就要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在技术性、专业性的领域，譬如最接近权力的经济学和法学。

“风暴”与“避风港”

制度上保守的社会民主制，或者说社会自由主义，代表着北大西洋富国的最后一次意识形态自我重建。其目标是建设一座避风港，不受公、私领域的压迫。但这一“避风港”有多大价值，取决于周围爆发着什么创新和变革的“风暴”。避风港的作用是让工人和公民们蓬勃成长。正如父母对孩子说的那样：既然家里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你走出去掀起风暴吧！制度上保守的社会民主制在搞避风港方面似乎很是在行，可惜全无掀起风暴的眼界和魄力。

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知识经济

今日所说的进步立场，其核心是重组市场秩序。毕竟，没有国家是先改革，后考虑要做些什么的。通常的情况是：挣扎在社会经济的转折口，不得不改革。而窃以为，进步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追求应是将少数人的知识经济化为多数人的知识经济。今天，知识经济生产既跨界，也孤立——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为数众多的生意和工人都游离其外。这种孤立解释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停滞（因为大多数人无法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形式），也解释了经济不平等的恶化（因为生产系统的等级分层）。放眼世界，我们必须直面经济发展的核心疑难：过去发展传统工业的捷径已经行不通了。可供替代的是一种具有社会包容性的知识经济，但至少目前还无法企及。

知识经济的深化与泛化，大抵有三个阶段。在第一期，着重关注的是如何将经济体大后方的中小企业托举起来，如何将各自为政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掌握更高技术的工艺人。在第二期，我们托举中小企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有特色的制度建筑：一种经济个体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搭档和战略协同。这种互动关系是去中心化的、多元化的，也是参与性的、实验性的，与企业之间、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竞争是相辅相成的。在第三期——目前尚停留在想象之中——生产资产存于社会基金会，既不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完全受私人投资方控制，而是通过一种循环资本拍卖的方式，分配这些生产资产：在一定时间限制内，授予有能力实现最大回报的创新者。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劳动与资本

一个既具社会包容性也能持续创新，既能深耕也能广播的知识经济体，必定要求劳动回报率要向上倾斜。这与劳动趋于低廉、岗位日渐不安全是相矛盾的。实用的经济学一般认为，实际工资不可能在生产力增长之外持续上升。而若依赖立法上涨名义工资，确乎逃不掉被通货膨胀消磨殆尽的厄运。

然而，倘若我们比较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并且控制要素禀赋的差异，我们会发现在各国劳动参与度迥然不同，其主要基础原因是：不同的法律制度或强化、或弱化了“劳”与“资”之间的相对力量与位置。这一问题绝不仅仅限于收入。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我们一旦克服资源稀缺性，便能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重荷。但克服稀缺性，起码短期看来是不着边际的。而我们与其奢求摆脱经济的自由，不如在经济之中追求自由。

我们首先要区分劳动市场中的有组织和无组织成分。在如今的世界，无组织者才是大多数人。众所周知，大发展中国家里充斥着非正式经济。而脆弱就业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富裕国家头痛的问题。至于有组织劳动，一个简单的改良措施是工会。但什么措施才有望改变工会大批回流、缩水，仅于公共领域苟延残喘的历史大势呢？也许我们可以将拉美社团主义劳动法规定的自动入会制度和欧美富国的契约式、集体议价式的独立工会制度混合起来。但我总认为，用 20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恐怕为时已晚。

要解决无组织劳动的问题，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拒绝两种当前流行的关于劳动的叙述：一种是工团主义的诉求，扬言为了保护少数工人的利益，要非法化各种新颖的生产方式，不惜牺牲大多数无组织者的利益；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以增加劳动市场弹性的名义置绝大多数人于不顾，让他们在经济动荡和薪资贬低中自生自灭。

近期而言，我们首先要发展出一套法律观念和规则，重估知识经济的现实：主导知识经济的是一个孤立的生产“先锋”。我们必须拾起一具“滑尺”，区分既合法又不可避免的经济弹性和既具破坏性又贬损劳力的经济不安全性。基于全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我们大可以组织脆弱的劳工群体，为其提供可能可行的援助。如果支援失败，就要改用直接法律介入雇佣关系的方式，以均匀定价（price neutrality）为原则重塑劳动合同的条款，保障脆弱雇佣关系之下的劳动付出也要参照稳定雇佣条件下的薪资标准得到合理的报偿。

中期而言，我们要审视科技变化的方向和后果。科技并无一固有之逻辑，如何演变取决于我们赋予它什么逻辑。科技连接着动员自然力和动员协作力这两种实验。或者可以说，科技体现了重复性工作的公式和算法，也是可重复与不可重复工作之间的界标，更是孕育想象的沃土。科技永远会代替劳力，此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如何影响科技的发展轨迹，让它既替代劳动力也提升劳动力，让机器赋能人类这一“反机器”——机器体现的是算法，人类体现的是想象。为达成这一目的，政府至少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激励和反激励。但意义更加重大的介入是：采取一些措施，赞助一些兼具升级劳力、替代劳力潜能的科技的变体，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政府大可以重塑科技，使之更易于为那些远离知识经济“先锋”的中小型企业、个人经济体所用。没有人活该做本能由机器完成的工作。

长期而言，还要提高自由劳力的形式和水平。自我雇佣、合作互佣，这些工作模式都可以替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都批判过的自由劳动形式：经济强制下的雇佣劳动。但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尚未解决一个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中，我们如何与规模经济的迫切要求达成妥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在法律制度上创新，去中心化地普及生产资源、生产机会。市场秩序不应与一种教条的市场观念捆绑起来，而应限制经济主体对自身掌握资源的绝对、永久性控制，以求延伸去中心化进程。在这条路的尽头，是资本的循环拍卖——我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另一端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统一财产权概念，要求财产的全部组成权都集于绝对持有者一身。纵观世界最主要的法律传统史，产权的组成部分从来都是分散的：在不同层次，总有不同的人对生产资源提出部分产权主张。绝对统一的产权完全可以继续充当去中心化经济实验的形式之一，但不应是唯一的形式。统一产权的主要优点是允许持有者在自己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任意行为，追求一些其他人也许全无信心的创举，而不必受制于人。

“高能量民主”

与改善市场秩序、普及知识经济相对应的是深化“高能量民主”。其理想是通过集体决议控制社会结构，弱化变革对危机的依赖，继而推翻死人对活人的统治。这种高能量民主需要五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每一个方面都从简单和碎片化的措施开始，逐渐导向重大变革。其实，其中每一方面都在世界各国各地出现过前瞻性的辩论和实验了。创新与变革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改变社会经济走向的拼搏，为的是不再依赖下一次战争和毁灭来创造变局。

第一组制度创新是要为政治“升温”：提升有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保守主义政治学和治国术的基本前提是：政治必须是冰冷的和制度的，或者是炽热而非制度的——甚至是反制度的。基于这一前提，我们想必是要在麦迪逊和墨索里尼之间做出选择的了！这一前提排除了进步政治的一个核心理念：政治可以既有热度也有制度，这样才支撑得起高程度的公共参与。

第二组制度创新要为政治“加速”。传统上，保守主义政治要“降速”，而自由主义则要“分权”——美国的分权模式在中美、南美广受模仿。针对阻碍变革的势力，进步主义者可以提出一些升温的主张，譬如（在南北美语境中）赋予总统和国会同样解除僵局的权力。宪法特权的执行者必须共同承担政治风险。

第三组制度创新是要整合集中决策的便利性和层层放权的实验性。一个国家总要步入一个大轨道，但也常常容许其组成部分有所偏离，甚至在治理实践中产出不同的小轨道。这种制度创新有两个阶段。第一是横向跨越地区、纵向跨越层级，推动双向合作，协同各方力量，形成一个实验的前沿。第二是各个地方发展出不同的治理方式，但为了杜绝滥用，这种特权必须经过政府的代表分支、司法分支审核。过去的偏见认为，联邦组成州比单一制国家的下属地区更容易搞实验。但是我想说，单一制国家也有优势：不必非要全体组成部分同时享有同等的特权。进步主义者往往希望从财富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推动改革，但起码在美国，激活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关系不失为一个同时指引左右翼向前看的入手点。

第四组制度创新是要弱化阶级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引发变革，便要设立一种既具结构性也具地方性的权力。如果有一些弱势群体认为自己无法从当前政治经济集体行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那么相关部门应有工具和能力救济这些人群，甚至重构导致这些不利因素的组织方式或实践行为。目前这是闻所未闻的。在美国，曾几何时，司法分支试图开发出一种新程序，为的就是实现这一目的：复杂执法（complex enforcement）或结构禁令（structural injunction）。这些司法改革者一开始只接触了边缘性的机构：学校系统、监狱系统、心理医院，便劲头殆尽了。今天，我们想要一种受政府倾力资助、选贤任能、积极合理化的力量，去做这些司法建设者曾在制度限制下通过重构程序意欲追求的目标。

第五组制度创新是要丰富地方参与，通过社区之间的关系网络，也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多数决策打破政治僵局。这些民主方案是建设性的，而非要求大众委员会组成政府，取消所有的代议机制、赶走所有职业政客——这些只是左翼长期执迷的幻想而已。

自我组织的公共社会

一个缺乏组织的社会不可能产出可供替代的方案，更无法付诸实践。改善市场秩序必须要伴随着公共社会在市场与政府之外的自我组织。

社会资本的积累，包括这种资本的联系密度及所支撑的集体能力，并不是一种超乎变革措施之外的民族文化特性，而是一个受制度创新影响的变量。知识经济的活跃取决于高度的互信与审慎。首先，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过去，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方法是行政上的“福特主义”：提供标准化的，但与在市面上花钱买到的替代品相比质量较低的服务。过去我们也曾认为，要么如此，要么便只能通过盈利公司，私有化公共服务。一直不存在一种实验式的、知识经济式的解决方案。

就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而言，政府应提供一层“地板”；就发展高端公共服务而言，政府应调整“天花板”。但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有一块体量很大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政府可以考虑与独立、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譬如，极具实验性和竞争力的教师和医生合作社）形成搭档关系。国家可以装备、资助、训练、监管公民社会，赋之以能，共塑未来。这种搭档关系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社会自我组织的最佳途径。

每一个体智健全的公民和工人都应扮演两个角色：一是系统生产和培植技能的角色，另一个则是在个人家庭之外，与其他公民彼此关怀，共同担责的角色。于很多高度武装的国家而言，首当其冲要共同担当的便是国防之责。共和的武装绝不能是雇佣军。或者说，军队必须是武装起来的民族本身，而不是花钱请来护卫人民的闲杂人等。那些受到豁免，或者不必服役的男男女女有必要再受征召改事社会服务。具体服务哪些领域，这取决于他们的兴趣所在和教育水平。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能跳出自己的圈子，在其他领域作出贡献。即便是社会服务者，也有必要军训一番，获取进入预备役的资格，一旦国防紧急即可动员。

除了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之外，还有必要动员学校提供合作型的教育，为社会变革注入活力。我们不止要歌颂合作是一种美德，更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真正体现合作的精神。

学校

教育是“避风港”屯储才能的关键途径。但与此同时，教育也能掀起创新的风浪——是“避风港”让“风浪”成为了可能。

学校不应只是国家或家庭的工具，也不应只是高校将各国教学成果糅杂成正统学术文化的渠道。学校必须以未来的名义发声，视每一位青年男女为暂时还张口结舌的先知。

一个理想的教育制度若要塑造一个自我组织的公民体、一个高能量的民主体、一个面向多数人的知识经济体，不可能是一小股势力，加上几个技术顾问便能设计出来、贯彻得动的。我们需要成千上万家学校的教师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高度不均、又去中心化的国家，这一运动必须协调全国质量标准与因地制宜的治校模式。最后形成的新体系应该尽量保证，让孩子的教育质量摆脱他们出生于何时、何地、何种家庭这一随机因素的强烈干扰。

在教学实践上，应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一定要以能够提出变革性的洞见为目标。理解一件事，就是要理解它能够朝向哪些临近的方向变化。产出这种洞见的条件，无过于一种兼具分析性与融合性的想象力。第二，我们不可能在真空之中获取能力，而要重新思考教学内容。我认为，选择性的深度比百科式的广度更为重要。第三，务必重释“古典教育”的理念——其目标是给予学生“第二个视界”，用思想武装他们，赋予他们透过所处时代的双眼看待其他的、久远的文明。久远的问题与当代的文化之间，必然存在谱系关系。而这“第二视界”不仅来自欧洲人的希腊和罗马，也来自中国人的儒家经典。因此，“经典”本身必须要激进地多元化。第四，要营造出合作型的社会语境：生际、师际、校际合作，而非传统学校盛行的那种个人主义和权威主义习气。第五，教育方法必须是辩证的。任何内容都要教两遍，换着视角审视同样的问题。辩证教学会让年轻人对大学的正统文化——方法与学科之间的强制联姻——真正免疫。现如今，高校里的高人们往往预设一些极具争议的形而上学，产出一些问题重重的实证结论。预设一旦动摇，结论也就变了味道。学生对此应有批判能力。

技术教育应与综合教育一脉相承。不宜将菁英的象征性训练与技工的实用性训练对立起来。过去我们基于传统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关注一些操作机械的具体技能。现在，我们要着眼于更高层次的、更有伸缩度的、兼具概念性和实用性的技能，以便更多个体和集体在知识经济领域施展拳脚。

一个必须赢取的基础

一切强有力的变革都建立在一定的群体基础之上。而要建设这种基础，则要使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原材料：每一个阶级对自己身份与利益的考量。一个阶级有两种方法保护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一种制度上保守、社会上排他的方法，或是一种制度上变革、社会上化敌为友的方法。

为了实现一种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的知识经济方案，就要抓住一个群体基础：生产主义、民族主义“反对派菁英”与“小布尔乔亚”的同盟。其中包含的这两个基本元素，既是现代史上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主人公，也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新现实。

在过去的250年间，促成现代史上历次“增长奇迹”的皆是一些“反对派菁英”，这就包括从建国到内战的美利坚菁英。好像是受一种冲动的驱使，这些“反对派菁英”反对建制派菁英中那些只求寻租的食利人，并向生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靠拢，致力于国家的独立自主与繁荣昌盛。而正是生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嫁接婚姻博取了广大工人的支持。

第二个元素：“小布尔乔亚”，其实是大多数人渴望成为的群体。这些多数者即便不是家徒四壁，也是寅吃卯粮。客观而言，他们不属于小商贾阶层，然而他们却渴望相对的独立与富足。在默认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实现翻身，他们只能梦想一种最经典的小布尔乔亚式生活：一间小商铺，一座小农庄，甚至是一种逆时代潮流的，甚至自我剥削的小型家族企业。在精神层面上，与这种经济地平线相对应的是自由主义、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但是妖魔化这一群体，大约是欧洲左翼在20世纪犯的最大错误。

今天，小布尔乔亚恐怕比工业无产者——左翼运动传统上更加重视这些有组织、有特权、集中在高资本生产地带的劳动力——体量还要更大一些。事实上，当代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小布尔乔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他们是否能与生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派菁英”缔成同盟。

进步主义者的任务是基于小布尔乔亚提出的条件与他们谈判，向他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替代那些适得其反的圆梦路径。我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进步主义者大约要在推销“无可替代的替代品”时，先想方设法支付这些多数群体一笔可观的“首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