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 和数百个不想活下去的人谈谈之后

本文转自：小鸟与好奇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四卷‍

事实证明，自杀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资深记者凯蒂·恩格尔哈特历时四年，跟踪访谈数百位不想活下去的人。他们或因疾病、或因衰老、或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当生命注定无法好好地活，他们只求能好好死去。

然而重病之人往往很难独立终结自己的生命，有人冒险订购非法的致死药物；有人倾尽家产远赴“死亡诊所”；还有人甚至已经无法自主选择，只能依靠亲属做出可能符合自己心愿的决定……种种自杀困境使辅助自杀合法化的呼声日渐高涨，支持者强调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认为这关系到自主权，关系到尊严。反对者担心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在道德伦理方面造成滑坡效应，最终裹挟所有病患，滥用在穷人、自身并不情愿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

在这场关于死亡的辩论中，作者重点关注了六个人的故事，他们代表着不同立场：当事人、协助者……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这最后一件事情，决定权在本人、家属、还是医生、法律或命运？

以下经中信出版·见识城邦授权，摘选自《不愿活下去的人》第一章《现代医学》。

伦尼·沙维尔森（Lonny Shavelson）医生走进房间后的第一印象是，这可不是个适合死的地方。这个房间很小，不怎么通风，椅子也不够多。他得重新安排一下。他打算先把床从墙边拉出来，这样在病人临死的时候，无论谁想接触病人，都很容易就能够到他的手或胳膊，或他柔软、裸露的脚。但首先，伦尼要跟亲友们打个招呼。他们都僵硬地站在门廊，伦尼轮流拥抱了一遍：三个成年子女、一个孙子、一个水肿的儿媳，还有一个敦实、沉默不语的朋友。随后，伦尼坐到病床边，低头看着躺在被子里的老人，温柔地叫了一声：“布拉德肖！”布拉德肖眨了眨眼睛，茫然地看向医生。房间里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酸味，就像尿液挥发的味道。“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因为你还没完全醒过来。”伦尼愉快地说，“我帮你回忆一下。你还记得不，我是来这儿帮助你死去的医生？”

老人又眨了眨眼睛。有人把他灰白的头发梳到了后面，让他露出了前额。他穿着一件棕色的棉质 T 恤，胳膊上有老年斑。布拉德肖最后说道：“这是最后一站的序曲。”

伦尼身材瘦小，发际线很高，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那天早上 9 点，他离开他在伯克利家里的办公室，一只手拿着帆布药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双黑色的正装皮鞋。他开车的时候总爱穿包跟拖鞋，因为舒服，但到了病人家里，他会换上一双更漂亮的鞋子。这是伦尼第 90 次实施协助死亡。人们都说，在加州，没有哪位医生协助死亡的病人比伦尼多。他会说，这并非因为他作为医生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实际上很多加州医生拒绝这么做，或是被他们供职的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禁止实施协助死亡。伦尼说，有时候他会接到天主教卫生系统的医生朋友来电，他们会说：“我有个病人，你能帮帮他吗？”

伦尼开车往北穿过伯克利住宅区，整洁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平房和盛开的樱花树。随后他开过一段段不起眼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旁是得来速餐厅（汽车购餐车道餐厅）和中式自助餐厅。过了一会儿，城市的远郊变成了灌满水的稻田。伦尼喝了一小口水，试着记住病人及其子女的名字。我一直在考他，直到这些名字他能轻松说出口。病人名叫小布拉德肖·珀金斯（Bradshaw Perkins Jr.），得的是前列腺癌，生命垂危。

3 年前，布拉德肖和自己的儿子马克、儿媳斯蒂芬妮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曾试图在车库里用汽车尾气自杀。布拉德肖说，他在驾驶座上坐了 1 个小时等死，却什么都没发生。有些事情他没搞对。马克并不确定父亲那天是不是真的想死。他是来真的吗，还是为了引起关注而演的这一出？马克说：“很难讲。父亲一直说自己从来没抑郁过，这不是抑郁的问题。他只不过是活累了，不想活了。”

3 年来，癌细胞在布拉德肖身上扩散，从前列腺扩散到肺部，最后进入了骨髓。住在疗养院里的他曾经很开心——看电视，吃肯德基外卖，跟照顾他的护士打情骂俏——但时间长了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无聊甚至绝望。马克在去看父亲的时候，发现父亲会盯着墙看。布拉德肖的身体开始疼痛。他不是便秘就是拉稀，所以他总是感觉要么撑得不行，要么饥肠辘辘。尽管他一辈子连阿司匹林这样的药都拒绝服用，但到最后还是向临终关怀医生推荐的药方屈服了。吃了药之后，他觉得没那么疼了，但他开始头晕，起床撒尿的时候开始摔倒。他的胳膊上长出了一块块紫色的瘀斑，左腿也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摔倒的时候，护士们很难把他扶起来，他也很担心自己会伤到她们。他不再离开自己的病床。2018 年 5 月，医生告诉布拉德肖，他的时间不多了，可能只剩下两三个月。医生说这话的时候，马克也在，他好像看到父亲笑了起来。布拉德肖说道：“大家都想帮我，但我觉得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了。”

布拉德肖告诉马克，他这辈子活得挺好，但活了 89 年之后，糟糕的事情的糟糕程度要比美好的事情的美好程度更甚。他很怀念跑步，怀念修汽车，怀念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的日子。“我想一命呜呼算了。”他说。

“好……吧。”马克说。就在那里，在父亲住的小小的疗养院公寓里，马克拿起手机，在谷歌上搜起了“协助死亡＋加州”。他找到一个描述加州《生命终点选择权法》的网页。这个议案于 2015 年通过，2016 年生效，临终医疗援助在加州合法化了。他俩都认为布拉德肖似乎达到了标准：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精神正常。

布拉德肖说，他已经两次要求护士加快他的死亡进程，但每次护士都说别提这事儿，因为这违背了其宗教信仰。马克给维塔斯疗养院打了电话，这是一家全国性的临终关怀机构，负责向离去世不到 6 个月的病人提供医保支付的所有护士服务、药品和设备，布拉德肖的护理工作就由其负责。一名社工在电话里跟马克解释说，尽管该机构尊重布拉德肖的决定，但其医生和员工不会参与这件事情。跟这个地区的很多临终关怀医院一样，也跟加州的好几十家天主教医院和医疗体系一样，维塔斯禁止医生给病人开协助死亡的药物，也禁止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马克在电话里问那名社工，自己可以向谁咨询更多信息，社工表示这方面的帮助也是不允许的。（后来，维塔斯的首席医疗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维塔斯的工作人员其实可以“讨论和回答任何有关资格要求的问题”，也可以帮忙把病人介绍给能开致命处方的医生。）

马克说，是临终关怀医院的牧师把他叫到一边，让他去找伦尼·沙维尔森医生的。马克搜伦尼医生的名字，发现这位医生开了一家叫作“湾区生命终点选择权”的诊所。这个医疗实体就算不是全国头一家，至少也是加州经营这类业务的头一个：专门从事协助死亡业务的一站式诊所。网上有文章对伦尼赞赏有加，说他是医学先驱。其他医生大都只是开一些致命药物让病人自行服用，但伦尼及其护士有所不同，每一个协助死亡的案例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是他们的标准服务的一部分，也超出了法律的要求。不过，另一些文章对他们就没那么友好了。有些文章批评伦尼经营的是一家精品死亡诊所，他收费 3000 美元，而且不接受医保支付。如果有人改变主意，伦尼也退钱。我问起伦尼的收费标准时，他告诉我：“比一场葬礼花费少。”

“大家都想帮我，但我觉得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了。”

马克做了点功课，发现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都不会为布拉德肖支付协助死亡的费用。1997年，国会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协助自杀资金限制法》，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导致或协助任何个人自杀、安乐死或无痛苦致命”的用途。这个举措得到了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支持，在第一次总统竞选期间，他就发誓要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尊严死法。马克并不关心政治，他付得起这个钱。他给伦尼网站上提供的地址发了封电子邮件，说：“我们愿意采用你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

2019 年 1 月 9 日，布拉德肖正式要求协助死亡，加州规定的 15 天等待期也就从这一天开始算了。随后，伦尼的护士送来了文件。布拉德肖必须签署一份名为“请求使用安乐死药物，以人道而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我的生命”的加州表格，并保证自己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毫无保留”地提出这一请求，且“未遭胁迫”。布拉德肖告诉马克，他希望能把名字签得尽善尽美——每一笔每一画都工整极了——但签到一半，他的手就开始抖了，最后绕成了一团鬼画符般的字迹。

在伦尼看来，如果布拉德肖让癌细胞继续发展下去，他很可能也就只剩下几个星期好活了。很难说他会怎样死去，但最后他很可能会觉得有些疼，临终关怀护士会给他吃大量的镇痛药，很可能是吗啡。在赴死路上，他会经历一段医生称之为“临终烦躁”或“临终躁动”的时期，这会让他困惑、迷茫、失眠，变得暴躁易怒、偏执，还会令他产生幻觉。有些垂死之人会梦见自己身在水下，他们奋力游向水面想要告诉你什么，却怎么也到不了水面上。也有很多人梦见自己在旅行，在飞机上、火车上、大巴车上。垂死之人梦境中的象征意义很稚嫩，也一目了然。在旁人看来，神志不清还挺让人开心的：他们会在天花板上和墙上看到天使。苯二氮草类药物有助于缓解不安和焦虑。抗精神病药可以减少产生幻觉。无论是否服药，布拉德肖都很可能会陷入昏迷。也许他会那么一直昏迷下去，也许他会时不时地从昏迷中醒过来一阵。他会在几天后，也可能是几周后死去。他的死因严格来讲是脱水和肾衰竭，但死亡证明上会写癌症才是其致命元凶。布拉德肖的孩子们可能会守在他的病床边，但也有可能在布拉德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们正好回家过夜了，想好好睡一觉。死亡并不总是诗情画意的。人们也许会在护士正在调整他们的身体好减轻他们身上的褥疮的压力时死去，也许会在起床撒尿时死去。有个临终关怀护士告诉我，男人经常会在他们的妻子离开房间去吃口东西时驾鹤西去。

这家疗养院被漆成了淡黄色，看起来像真人大小的玩具小屋，挤在柑橘高地这座小城的郊区全是平房的一条街道上。疗养院的停车场车位已满，于是伦尼在隔壁基督徒团契教会的地方找了个停车位。他一边换鞋，一边轻快地说：“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来杀人的。”马克在外面等我们。马克是一位中年男子，膀大腰圆，戴着黑色方框眼镜。他眯着眼看向我们，有些不安。

布拉德肖的房间墙上挂了一些相框：子女和孙子孙女，还有一些最亲近的朋友和他们的孙辈。有一张证书，感谢布拉德肖服兵役。桌子上有几袋吃剩下一半的万圣节糖果，几瓶用了一半的洗手液，还有一顶塑料牛仔帽——可能是疗养院某个主题之夜留下来的。我想象着这顶帽子戴在一个更灵巧、更机敏的布拉德肖身上的样子。谢丽尔坐在父亲床边，穿着一件桃红色的毛衣，别看她哥哥粗壮，她的身材却很苗条。她说：“爸爸，我们都在这儿。”谢丽尔从马里兰州飞过来，肖恩则是从华盛顿州过来的。马克和斯蒂芬妮从附近开车过来，他们的儿子也跟着来了。他们都专门请了假，安排了这个时间，来守候布拉德肖的死亡。

伦尼可以看出，布拉德肖比几天前更憔悴了。加州协助死亡法通过后，反对者认为有胆量的癌症病人很快就会挤破肿瘤医生的门槛，要求给他们开致命药物，但伦尼看到的并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大部分病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基本上都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非常虚弱，也会有点不大清醒。有时候，这是因为他们的主治医生拖拖拉拉，把这个过程耽误了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大概 1/3 的人没能挺过加州规定的 15 天等待期，要么因为他们在此期间就自然死亡或陷入昏迷了，要么因为在此期间变得太虚弱，都没法自己把那杯药液送到嘴边。再不就是因为，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特别迷茫、特别困惑，无法许可他们的死亡程序继续进行。布拉德肖也游走在这种状况的边缘。

伦尼提醒布拉德肖的家人，最后可能会出现混乱：“我们这么说吧，几乎所有人到真的马上要死的时候，都会精神错乱。”即便如此，伦尼也还要确信布拉德肖知道现在是在做什么。他不需要知道这是何年何月，也不用知道总统叫什么，但他必须记得他得的是什么病，他要求做什么，以及他现在仍然想这么做。伦尼说，有那么几次，他们都一路进行到坐在床边这一步了，但最后还是取消了死亡进程，因为病人神志不清，无法对任何事情表示同意。

“你是因为什么就快要死了的？”伦尼问道。随后，他又大声说了一遍。

“我觉得我自己知道就行了。”布拉德肖说。

“爸爸，您要严肃点。”马克说。病房里陷入沉寂。谢丽尔揉了揉布拉德肖凹陷下去的手背，仿佛这样能让父亲的心神集中起来。

我背靠着将这间公寓一分为二的小小隔板，努力屏住呼吸。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壁橱里挂着几件 T 恤，下面有一堆成人纸尿裤。我也能看到布拉德肖双手向内弯曲，双脚水肿苍白。在我身后，他的孙子低头盯着手机。布拉德肖有一阵子什么都没说，随后才想起来是他的前列腺出了问题。

“好，”伦尼笑着说，“我们还有些文书工作要做。”布拉德肖咕哝了一句：“哦，天哪。”

伦尼拿出一份文件。“你也能想到的，加州可不打算让你死得这么轻松。这张小纸片叫作“最终证明，加州要求你签署这份表格证明，说明你要服用的药物会让你死掉。”布拉德肖闭上了眼睛。

“爸爸，”马克急了，“爸爸，您得保持清醒啊，至少几分钟……爸，您得在这儿签字，对不对？”

谢丽尔说：“爸爸，签上您的名字。”

但他必须记得他得的是什么病，他要求做什么，以及他现在仍然想这么做。

布拉德肖努力睁开眼睛，在那份表格上签了字。伦尼说现在可以开始了。他告诉大家，他并不知道整个过程需要多久。有些病人不到 20 分钟就去世了，也有的病人 12 个小时后才撒手人世。他说他最近一直在改进他的用药方案，调整剂量和给药时间，已经成功地将病人的平均死亡时间缩短到 2 个小时。布拉德肖首先会和着苹果汁服下一个药引。半小时后，他会再喝下一杯混合药液，里面有跟呼吸和心脏有关的药物，还有芬太尼。这些药物会以不同方式起作用，送布拉德肖上路。呼吸抑制剂可能会率先起效，让他停止呼吸。如果这个药失败了，高剂量的心脏药物最后会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不管哪种方式，对布拉德肖来说没什么两样，因为在喝下最后这杯药液之后要不了几分钟，他就会陷入昏迷。伦尼说，病人总是会找他要“药片”，但并没有魔法般的死亡药片。实际上，要快速、无痛地杀死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药物被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在医学院也没人教你怎样才能做到。

伦尼在水槽边打开一个带锁的小盒子，里面装着价值 700 美元的药品。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把盒子打开。他指着一个绿色玻璃瓶，轻声说：“这是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阿片受体激动剂，并非通常的用药方案的一部分，但伦尼把芬太尼加进了混合药液中，想看看能否加快病人的死亡过程。他的这个想法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是有个阿片成瘾的人提取了处方镇痛药里的芬太尼，在溶液通过其脸颊被吸收之后过量了。他于是想：“哦，我们干吗不也来试试呢？”

伦尼把第一种药粉掺进一个装果汁的塑料瓶里，混匀后递给了布拉德肖，布拉德肖很快就喝完了。马克长出一口气。“好样儿的！”伦尼说，他注意到这会儿是中午。

病床边的所有人都在调笑，说布拉德肖上天堂后会去找哪些女的卿卿我我。肖恩说：“我希望他把所有女孩子都亲一遍。”

“嗯，那是肯定的。”马克的妻子斯蒂芬妮说。她哭得停不下来。

布拉德肖喜欢跟人调情，这一直让他的家人非常尴尬。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也总在挑逗照护他的护士，大声对她们的身材评头论足。马克对我说，如果是在任何一个别的场合，如果布拉德肖不是这么昏昏欲睡，“我是说啊，他肯定会疯狂搭讪你的”。如今在他去世的这一天，昔日的耻辱已经成了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笑话。作家科里·泰勒（Cory Taylor）在《濒死回忆录》中写道：“到你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算是最不愉快的回忆，也会引发某种喜爱之情，就好像快乐并非只由好时光组成一样。”

“哦，爸爸，我爱您。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我也很开心。”谢丽尔说，声音里听起来像掺了蜜，但也有几分犹疑。

布拉德肖的眼睛睁开了，睁得大大的。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整个早上，这双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任何阴霾。我读到过，人们有时候会在临死前经历“回光返照”，我不知道现在看到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布拉德肖对谢丽尔说：“我这辈子没有碰见过比你更可人的女孩子。你是这世上最光彩照人的女孩儿。”

“要是我的车又抛锚了，谁来帮我修啊？”马克说，他转过头去，也开始抹眼泪。“我知道咱们有时候相处得没那么好，但我也一直知道，您是爱我的。”

“我一直爱你，也会一直爱下去。”布拉德肖说。

“等您去了上面，要是有办法能让我知道的话，您一定告诉我啊。”

“我会的。”布拉德肖说。

“您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呢。”肖恩说。“哦天。”

布拉德肖拉扯大了三个孩子，但没有让他们信教。马克说，父亲从来不带他们去教堂，一次都没有。他们家的人是无神论者。然而，在这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说死后再相聚的事情。也许布拉德肖的儿女们还是相信天堂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点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不出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有时候，就连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会回归古老而神圣的仪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们感到疲惫和悲伤，需要这样一套程式来麻痹自己。谈起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重逢，这至少也是一种道别的方式，一种不会悲伤到让人无法承受的方式。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写道：“赴死路上铺满了让人耳朵起茧子的话。”

在病人的床边，伦尼也喜欢思考关于仪式的问题。他想到，医生协助死亡是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因此围绕这种死亡方式形成的任何仪式也都会是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个人完成这件事情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有一次，有一家人在病人弥留之际点了一桌中餐。还有一次，有个拉丁裔家庭连着好多个小时什么都没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守夜，每个人手里的念珠都在不断颤动。有个韩国家庭在病床前摆了一排排椅子，搞得这场死亡看起来像是一场奇观。因为病人的死亡是计划好的，所以也可以编排演练。亲友们都可以好好想想，最后那几句话该怎么说。家庭传统也可以挖掘出来再发挥。根据伦尼的经验，大部分家庭最终都能够振作起来，相对开心地陪在病床边。只有那么几次，有人给吓坏了。

伦尼搅拌着第二杯混合药液，这一杯看起来像浓稠的番茄汁。他说：“这是最后一口啦。这里边的东西可重要了。”伦尼再次解释道。根据加州法律，布拉德肖必须自行喝下所有药，也就是说，他得自己举杯一饮而尽。如果他弄洒了，也没有备用的。“准备好上路了没？”

“准备好啦。”布拉德肖说。

“爸爸，您得再喝一杯。”马克说。

“我能做到的。”布拉德肖说。他喝了好几口才喝完。喝完之后他咳嗽了一阵，大拇指朝下比了比，因为味道很苦。

“这种药会让人有点儿飘飘欲仙的感觉。”伦尼说，“放轻松，好好享受吧。”伦尼把一个塑料脉搏血氧仪固定在布拉德肖的食指上，又把三个有黏合力的小型传感器贴在他胸口。这些设备会把这位老人的心跳和血氧水平等信息提供给一个小型的心脏监护仪。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做，但伦尼喜欢准确追踪病人的身体在松弛下来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有时候，就连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会回归古老而神圣的仪式

“到目前为止，都挺好的。”布拉德肖说。随后他闭上眼睛，前额也松弛下来。几分钟后，他的呼吸开始听起来有些刺耳，然后是汩汩的声音，就好像水从被头发堵住的水槽里冲下来一样。伦尼说，这些都很正常。死亡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用拳头去捶击布拉德肖的胸口，就好像这样做能化开浓痰，让他再次安静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接着是一个小时。布拉德肖的嘴唇变成了浅褐色。谢丽尔俯下身去，想要抚平他身上棕色 T 恤的前襟。伦尼的一些病人会在死的时候好好打扮一番，穿上正式的服装，但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他们穿着睡衣就死了。

“您做了件大好事。”斯蒂芬妮对伦尼说道。马克问道：“有多少个州允许这么做？”伦尼说：“有 7 个，还有华盛顿特区。”“挺安宁的。”谢丽尔说。

马克说他父亲希望早点做这些。“他并不想生病。”

伦尼低头去看心脏监护仪，已经成了一条直线。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就这样吧。我给你们的死亡时间是下午 1 点 45 分。”

在外面的走廊里，伦尼坐在一张长凳上，背靠浅褐色的墙壁。前厅播放着轻柔的爵士乐，有个穿紫色丝绒连体裤的女人推着助行器，拖着脚走过。她对另一个住院病人说道：“嘿，宝贝。”那个人正在安静地喝着什么。伦尼给殡仪馆打了电话，说有人去世了，是一起临终医疗援助死亡。殡仪馆的女人问道：“这合法吗？”

伦尼告诉我，他必须在 30 天内向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提交一份“主治医生跟踪表格”。他会记下布拉德肖的死亡日期，以及他是花了多长时间死去的。他会勾一个选项，确认“没有并发症”。随后，他还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说清楚布拉德肖最后的动机。布拉德肖是担心“渐渐失去自主权”，还是担心“失去尊严”。伦尼觉得这份表格愚蠢透顶。他怎么可能真的知道布拉德肖究竟在想什么？随便哪个医生，怎么可能知道随便哪个病人究竟在想什么？文件上面的措辞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问题是关于“持续、无法控制的疼痛和痛苦”的。伦尼说，这根本就没意义，因为“疼痛”和“痛苦”可不是一码事。

伦尼对马克说，建议他们都出去走走，出去吃个午饭，或开车上哪儿兜一圈，随便干点什么都行。但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带着尸袋过来的时候，他们最好别在那里。

伦尼问起我对死亡的印象，就好像在问我对一幅画有什么看法一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儿了。我们坐在他宽大的后院里聊天。他把这里的一间小屋翻修成了办公室。墙上是一排排文件柜，透过滑动玻璃门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鸟笼，里面有好多宠物鸽。伦尼说，有时候邻居家的一只猫会跑来坐在篱笆上，低头看着笼子里的鸽，眼神中带着杀气。但那些鸽太笨了，根本注意不到那只猫，更不会被吓到。

“那些声音。好可怕。”我急急忙忙地说。伦尼点点头，用手摸了摸额头。我试着又补了一句：“他们家好和睦，他们好像挺感激你的。”

伦尼在最早开始思考协助死亡这件事的时候，读到了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帕布斯特·巴廷（Margaret Pabst Battin）的著作。这位哲学家认为，如果有个病人膏肓的人想死，从道义上讲，医生有义务帮助他“尽一切可能轻轻松松地死去”。在巴廷看来，医生承诺不伤害他人不只是不给病人带来痛苦而已，还意味着要积极地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句誓言甚至可能意味着医生要未雨绸缪，采取行动让预料到会出现的痛苦消散于无形。巴廷写道：“死亡和疼痛，究竟哪个更邪恶？必须做出选择的，是病人。”

巴廷在著作中也谈到了在病人生命垂危时医生所起作用的演变。她写道，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家庭中，完全看不到医生在场；垂死之人最后的交流是留给上帝的，主要内容都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最后一刻是忏悔和救赎的最后机会。但是到了现代，在世俗世界的临终场景中，医生的角色就有所不同了；没有了上帝，生命的最后一段被改写，不再是通向永恒的大门，而是被视为生命本身的终点；其意义不再是救赎，而是解脱。巴廷写道，今天，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被看成如今已经求得圆满的一条生命的盖棺论定、圆满解决和走上巅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选择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的生命自行结束，在还可以思考、交流，或（对某些人来说）可以祈祷的时候结束，而不是被疼痛占据，或进入不省人事的状态”。现代医生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走到这个新的终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待在租来的爱彼迎房间里，回想着布拉德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对理想化的临终场景——至少是小说和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些，我已经免疫了。那些场景的主角似乎总是慈祥的老人或面带潮红的少妇，在至爱的围绕中说着寻章摘句的台词，再不就是在意味深长的凝视中，悄悄地含恨而终。这很庄严，也很有意味。但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死亡往往不是这样的。最后时刻并非总能带来巨大改变。如果什么改变都没有带来，留下来的人也许会觉得失望透顶，觉得他们好像失败了，或是觉得自己被辜负了。就好像他们被人抢走了一些他们从未真正拥有，但应该拥有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协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与浪漫化的理想场景更为接近——因为协助死亡可以预料，所以能刻意安排？小布拉德肖·珀金斯生命的最后一幕又是怎样的呢？至少他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都跟他在一起；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他们也都跟他心手相连。至少他知道最后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说，还能对女儿呢喃几句甜言蜜语。也许这就是美好的死亡。或者说，足够美好的死亡。或者，是能实现的最美好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