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拖延症”还有救吗？
文｜ 驳静
拖延症可以称之为当代年轻人的“不治之症”，这种折磨身心的当代“酷刑”也是典型的“自我破坏”方式。
一个当代年轻人熟悉且恐惧的场景：第二天要向领导做汇报，而你原本有一周的时间做准备，时间却一分一秒地来到了最后一天晚上6点钟。这时候距离睡觉时间还有6个小时，不吃不喝、屁股粘在凳子上，是可以将PPT勉强做完的。但要说整个汇报达到让领导满意的程度，那可能还得从一周前做起。
过去一周，你头脑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这项工作本来也是你不擅长的，绝无可能做好。果不其然，你最后还是熬了半个夜，在焦虑与匆忙中做完了。第二天，汇报一开始，你就意识到自己准备的比不足还要再欠缺一些，这种欠缺与不足，也不出意外地被领导察觉。你于是告诉自己，你看吧，我就知道他不会满意的。
《破事精英》剧照
这种拖延战术在我工作的头几年，很明显。我们记者的工作，一半是采访写作，另一半恐怕是跟拖延心理作斗争。有时我把家里所有的家务都做了一遍，再刷上两小时手机，一边厌弃自己，一边仍然不肯打开文档。
但关于拖延之恐怖，我永远记得一个场景，发生在读本科期间的一个夜晚，地点是宿舍楼三层的自习室。我抱着书去准备第二天上午期末考试的科目，一门需要背书的考试，而我的书还是崭新的。我把书往桌上一丢，发现这间自习室桌子极窄，椅子极硬，天花板很矮，天很热，人很多。他们都是没有提前复习来临时抱佛脚的人，这样的学习环境，没有人有怨言，因为每个人都自觉活该被惩罚，明明可以白天去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学习，如今沦落至此。甚至连临时抱佛脚都很不认真，有八成人在玩手机，包括我自己。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挥之不去——反正也考不好了，今晚看不看也一样了。
《请回答1988》剧照
不过，我不是自己认识的人里面拖延最严重的。就在上周，一个前同事午夜突然找我，问我在没在写稿，她说她第二天中午有6000字要交，而现在光是开头就卡了两个钟头了。“我怎么又在遭这种洋罪！”她说。我对她的焦虑感同身受，但也确实对6000字任务量压缩到一整夜的紧迫感而感到毛骨悚然。我已经很多年不这样拖稿了，但拖稿造成的严酷场景还是历历在目。
《我的房间》剧照
拖延症是一种典型的“自我破坏”，也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可以说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普发、没有特效药。自我破坏的其中一种定义就是，“自我妨碍，自己为自己实现预期或期望的结果制造障碍”。
但不要以为只有“拖延”，人类是很意思的，为了自我破坏，想尽一切办法。一个正在减肥的人，晚上10点鬼使神差，撕开了一大盒冰淇淋，她给自己的借口是，第二天晚上有一个不得不参加的饭局，这意味着前10天控制饮食的成果将遭遇毁灭性打击，于是自暴自弃，将手伸向了冰箱。她心里知道，假如她昨天去超市买电池时，没有特地绕到冰淇淋那片区域，今天晚上就可以避免狂吃了。
一个应该戒酒的人，同事随口说下班去喝一杯，对于这种每天都会发生的随口邀约，他却欣然前往。但结果是同事只喝了一杯就回家了，他却一直喝到了半夜，酩酊大醉而归。这是另一种自我破坏，特意将自己置于充满诱惑的环境中，这个环境里的诱惑大到连上帝都会原谅你犯戒的程度，然后你做什么都会感到心安理得。
《请回答1988》剧照
还有一种自我破坏效果“显著”，那就是在紧迫任务之前，横生一项新任务。比如我往往就在写稿和做家务之间选择了后者；凌晨1点了，在选择睡觉和为第二天（在App上）买菜之间，选择了后者。还有人大学读了一年，选择退学，理由是奶奶生病要回去照顾，事实上奶奶完全有她父母贴身照顾。
美国临床咨询师乔伊·德利斯尔（Joy Delisle）解释说：“一些自我破坏者可能会不自觉地过度使用药物或酒精，以此来避免应付那些困难的情绪或者去思考过往的创伤。”这是“酗酒”除了作为问题本身以外的另一个分身，就是为了掩盖另一项更难面对的问题，人们找寻到的一项护身盾牌。因为一旦饮酒过度成为他的人生问题，那么他可以将戒酒作为新的人生命题，而对真正的问题退避三舍。这也是失去亲人的人总将酒瓶子当作救赎的原因。
完美主义大概是自我破坏行为当中，最隐蔽的一种。一个反自觉的事实是，成功人士往往不是完美主义者，日理万机的人只允许自己在三个决定里选择最优解，而不是去寻找第四个完美方案。在一些科技公司，“完美主义”甚至被定义为一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追求，因为在“完美”之前，公司更希望你“完成”。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这样，我经常因为写不出一个好开头，而为一篇稿子卡两天。人是会有这种倾向的，为自己设立特别高的一个目标，踮着脚也够不着的目标，剧情接下来的发展，几乎不会出现意外——肯定会失败。这样的失败下场，往往还会伴随自我预设的完成，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会失败”，进阶到了“我果然不出所料地失败了”。
插图｜Jessie Lin
如果一件事终将失败，那么这个过程中，付出几分努力，将努力放在哪个方向，就会变得很可疑。连你自己都没法儿区分，为了最终的失败，自己到底付出了哪些“努力”。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比较成熟的标志，是终于能够在做一个PPT时，合理分配时间。原先，她总是将大量时间花在页面过渡的效果上，华而不实，花哨，逃避思考真正重要的结构和内容。后来她才认清，不区分轻重缓急，听上去是个小事，却总能将整个计划搞乱，那种最后时刻“算了，毁灭吧”的念头，实在太不健康了。
《老友记》里，编剧为钱德勒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形象：原生家庭相当奇葩，父亲后来变性成为一个女人，母亲则拥有众多男朋友，二人是在某一个感恩节上向他宣布离婚的。此后，钱德勒形成了用讲冷笑话保护自己的行为模式。他戴上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面具，任何人试图接近他，他都会用冷笑话当挡箭牌。这当然也是一种自我破坏，而且隐蔽性很高。这样的人对情感关系的理解是“零容错率”，所以他跟莫妮卡终于谈起恋爱，第一次吵架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吵架=分手。对自我的“防卫过当”，不仅是破坏一切幸福的可能性，而且是率先掐死幸福可能性的小火苗。
《老友记》剧照
与其掐掉幸福可能性的苗头，行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不如掐掉自我破坏行为的苗头，在它开始之前就阻止它。
我回想了一下我后来是怎么解决拖稿这个毛病的，一方面是我生理上无法熬夜了，这种熬夜写一宿能把稿子从零到6000字写出来的盛况不再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即便我前三天毫无产出，我的身心却依然在那篇稿子上，这意味着我也没有在玩、享受生活，而是全身心地被牵制在拖稿的焦虑当中，这比拖稿本身还具有杀伤力。我后来的办法是，每天给自己规定工作时长，而非规定“写出多少字”，完成了时长，我就“下班”，去做别的事。事实证明，一旦大脑意识到，“一、不论怎么样你今天要在电脑前坐满六个小时；二、不论你写了多少字，今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摆脱拖延。当我排除杂念坐在电脑前，无论状态怎么样，总归能写出一些东西来。这就已经是胜利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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