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玩命女主唱遭遇​「母职惩罚​」｜Hear Her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刚刚收官，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Nova Heart走到了台前。乐队的女主唱冯海宁用她暗黑迷幻的表演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她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

我们在节目录完的一个周末的晚上见到了冯海宁。她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她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她的大笑。

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她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她，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max的小男子汉。

冯海宁今年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她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她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

这里是「Hear Her/听见她」栏目，听她们讲述，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她们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本期我们跟冯海宁聊了聊，她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她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她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以下是冯海宁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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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乐夏》的第一首歌《My Song 9》,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The Phantom of the Opera》。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

舞台上的我是在Cosplay。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

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

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噢，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什么价值？”

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

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寒朝拥抱彭磊，看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Funky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喷泪。

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6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挣到钱才会有自由。

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的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

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是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

年轻时候的冯海宁疯狂而热烈 受访者供图

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嗯嗯，这真是个好主意”“嗯嗯，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

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纪。那会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我会更开心。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

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

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三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猛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

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地追求美，标致，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Rock Star。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冯海宁和队友博譞 受访者供图

我前后组过3支乐队。Nova Heart是第3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听说博譞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

我跟博譞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十几年。Nova Heart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譞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哈哈哈。

博譞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就是因为博譞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

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

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话，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

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独自抚养这件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小人儿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十年了。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

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三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三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

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

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收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

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着，我怕他被不小心捂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

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

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

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十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Brain Rules for Baby》《Positive Discipline》《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等等，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

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两三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两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

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儿，经常要跟我battle，我最近有点battle不动了。

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

最后一次录制《乐夏》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

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务，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

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

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PUA。现在PUA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PUA你，很多时候还有你自己PUA自己。

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PUA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

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舞台上的冯海宁 受访者供图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No，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我就一连看了3集。看到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

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

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

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

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鲸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

我生孩子是刨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它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肚子和胸。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

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

《乐夏》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

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儿，再收回来一点儿。

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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