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理念和领导力
我曾提出过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维度:理念和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也有强弱之分。理念和领导力的不同的组合对改革的影响是不同的。
理念的重要性
理念很重要,这一点本身并不新鲜。200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我们大大地夸大了,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其实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从长远来看影响人类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跟凯恩斯唱对台戏的米塞斯也讲过:“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 哈耶克也讲到,“从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他还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为什么理念是重要的?
我总结有两个原因:第一,支配人的行为的利益并不是客观利益,而是主观利益,或者说,是人们感受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理念则帮助人们去构造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对于“什么是你的利益,什么不是你的利益,什么有利于你,什么不利于你”,人们是通过理念来理解的。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例,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零和博弈,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就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200多年前的重商主义就是零和博弈的意识形态,认为多出口,少进口,这样黄金储备增加,对本国有利。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会认为贸易是互惠的,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有利于贸易的双方,我们就会赞成自由贸易政策。再看工人和企业家的关系,如果认为他们之间是零和博弈,工人受企业家的剥削,那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应该琢磨着怎么推翻企业家,消灭企业家。但如果认为是正和博弈,有了企业家才可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工人是好事,那么工人和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和政策就会很不一样。
领导力的重要性
除了理念,我还想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经济学不研究领导力,管理学家研究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本身的假设就排除了领导力。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再假定每个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转换成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计算,自然不需要任何领导力。
但回顾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变革,无论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还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其实并不是芸芸众生推动的,而是由一些重要的杰出人物来发起、领导,最后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认为“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说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没有邓小平还会有李小平、王小平,中国到了那一步一定会进行改革开放。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邓小平非常关键,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
理念与领导力的四种组合
变革一定是理念变化的产物,某个社会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理念就处于危机中,这时如果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出现,变革就会发生。但理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而处于最重要位置的人,其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
基于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要素,可以得出四种不同的组合。如果用二维的图来表示,横坐标就是领导力从弱到强,纵坐标是理念正确或错误。以数学的顺序来讲,第一象限就是理念很正确,而且领导力很强,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第二象限是理念正确但领导力比较弱,所以这时正确的事情也无法推动,最后变革效果不理想,甚至会失败。第三象限是理念错误,领导力也弱,社会就不会往前发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第四象限是领导力很强,但理念是错误的,这时候容易出现可怕的情形。
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凡是某个国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取得很大成就的变革,就处在第一象限,有强的领导力和正确的理念。凡是某个国家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变革,则处于第四象限,领导力很强但是理念错误,社会走向错误的方向。
理念和领导力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下面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理念和领导力怎么支配着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限于篇幅,我只讲前25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3年这一段。
首先讲讲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首先是观念的突破。原来认为搞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主政以后,那时还有很多农村吃不饱饭,农民也不愿意干活,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于是开始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自己,当然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包产到组再到后来包产到户,农民家庭成为生产主体。这是一种理念的变化,许多经济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念的变化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很难推进。当时对于农村包产到户,反对的声音非常大,认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还有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当时农村的那些党支部书记,也持反对意见。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做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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