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峰会播报｜全球经济行至十字路口：新能源、科技成重要推手

文 ｜张玮龙 孟希

编辑 ｜李晨曦

后疫情时代，中国和全球经济再度走向十字路口。

一方面，在政策等诸多因素加持下，中国经济正呈现回暖迹象。9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自3月以来首次升破50枯荣线。不仅如此，社融增量增长、出口跌幅收窄、消费价格指数企稳——诸多数据亦印证中国经济企稳态势。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亦有隐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这些预测值已低于2000年-2019年3.8%的历史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中国和全球经济将走向何方？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Bund Summit）上，多位与会嘉宾发表了各自观点。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多重因素导致全球面临经济复苏和增长挑战，全球经济格局也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全球依然有需要共同面对的任务与诉求，这需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加强合作。”他说。

如何推动经济增长，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表示，“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对“流动性陷阱”的解释。当所有人都同时修复资产负债表时，即使利率降至零，大家也仍会选择继续偿还债务，不会有人借钱，这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此表示：“目前为止，还不能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他也称，现阶段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鼓励企业投资，鼓励消费者消费。

从微观角度来看，新能源和科技是各国希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近年来，中美欧等国家地区先后发布双碳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发展，并通过ESG（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投资等为其提供金融助力。此外，上述国家与地区亦在推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突破。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推动绿色转型，需要平衡好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落实，利用好碳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绿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要素，是通过个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不过，他也谈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很难预测，对每个国家来说，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一点，防止人工智能做出危险的事情。

美联储仍将保持高息环境

无论是当前的经济周期还是货币周期，人们都不由地将三年前作为起点——彼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酵。为刺激经济，美联储在疫情期间降息达150个基点。但这带来的后果是通胀飙涨，多国央行后又开启加息周期。目前，10年期美债利率升至16年来最高，美元指数创18年来最长周度上涨。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加息周期将尽，但大家仍需要魔法师打开全球货币政策的“水晶球”——美联储将在何时停止加息，高利率环境将持续多久，又将在何时降息？

花旗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Nathan SHEETS）预测，2023年美联储的利率将保持在5%左右，2024年会降息。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福尔曼（Jason FURMAN）认为，如果美国高通胀环境持续，美联储可能还会继续调整利率环境。反之，美联储可能不再采取任何措施。“正常情况下，未来可能还有一两次加息。”

经济数据是预测货币政策、打开“水晶球”的重要线索。毕竟，市场交易员仍将 “市场理解央行，央行理解经济”的信条视为圭臬。对欧美发达国家央行而言，影响当前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通胀是否触顶，经济会否陷入衰退。

在欧美发达市场，目前商品项的通胀略有放缓，但工资通胀仍然顽固。在地缘政治影响下，能源价格再度拉升。

福尔曼（Jason FURMAN）认为，目前美国通胀仍有不利因素：美国劳工市场依然非常紧俏，劳工的工资水平仍比美联储想控制的通胀目标的水平高了1.5%-2%。此外，布伦特原油于10月中旬再度站上90美元/桶的高位。

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认为，当前欧元区通胀有中长期结构性问题，这使通胀难以轻易消失。首先，全球贸易摩擦增多，供应链问题扰动，推动商品项下通胀。其二，劳动力成本增加，推升服务项下通胀。其三，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推升能源价格。

市场曾于2023年初预计，美国经济或在加息潮下“硬着陆”。但10个月过后，这一担心却并未出现。

“最新预测显示，到三季度结束时，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速或达到4%。如果说能实现这一目标，这将是美国非常高的经济增速。”福尔曼（Jason FURMAN）说道，“尤其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通胀率下降并没有导致失业的上升，在整个经济体里面的供应侧非常不错。”

但如果说美国经济摆脱了“硬着陆”的风险，那还为时尚早，因为“软着陆”的发生绝非易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前顾问邦芬（Antulio Bomfim）便说道：“你得超级幸运。”

福尔曼（Jason FURMAN）也坦言，美国经济衰退当然有可能发生，这背后有一系列诱发因素，比如商业地产风险敞口扩大，消费者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以及全球经济的涟漪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美元体系下，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将对其他市场，尤其是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产生蝴蝶效应。2022年，在美联储激进加息过程中，以人民币、日元为代表的亚洲货币都遭遇了大幅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美联储加息的全球效应在于：其一，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汇率贬值。其二，新兴市场为了防范资本的外流，跟随采取比较激进的加息政策，推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压力。其三，美元升值推升新兴市场债务成本。“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总体上是稳健的，这是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通胀形势下做出的。”他说。

双管齐下推动绿色转型

疫情暴发后，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向。从债券、碳市场、银行信贷等多种绿色金融工具来看，全球市场对新能源的热情方兴未艾。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碳定价收入近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另据彭博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球可持续债券发行量超5000亿美元，企业和政府的可持续债券发行量同比上升18.6%。

绿色转型及ESG投资背后，政府和市场是两股不容忽视的推力，这也形成了全球两种主流转型模式。以欧盟为代表，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引导能源、交通等行业及ESG投资“自上而下”转型。以美国为代表，通过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推动行业和投资“自下而上”转型。

这背后一方面关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另一方面也关乎如何设定货币政策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会拿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希茨（Nathan SHEETS）认为，央行应该专注于单一目标或者是双目标，央行并没有义务解决所有问题。福尔曼（Jason FURMAN）表示，虽然绿色转型或影响通胀，但这些问题只会渗透在实体经济中。中长期来看，央行不应在控制通胀外再考虑更多任务。

不过，在丝路基金董事长朱隽看来，纯粹由市场主导的ESG投资模式存在一定问题。因ESG投资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回报不太稳定、技术不成熟等问题，一些企业或动力不足。ESG投资还存在资金过度集中的情况，资金愿意进入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等领域，但对其他领域略有踌躇。

王一鸣认为，中国央行在制定绿色信贷标准、绿色债券标准，进行足够的信息披露，会倒逼市场主体向这个方向转型。中国的央行在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规模较大。

数据显示，按符合CBI定义的绿债发行规模计，2022年，中国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被纳入CBI绿色债券数据库的中国绿色债券达854亿美元。

在朱隽看来，未来的ESG投资模式，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主动作为，在标的选择和管理中把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作为整体资产组合看待，以互补的方式寻求平衡。对于政策制定者，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谨慎推进减排目标，建立和完善关于能源清洁性的市场机制，把温室气体排放成本纳入市场价格，推动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均衡配置。

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推动绿色转型还需国际合作。在金融领域，最典型的一例是，中欧已形成了“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基于该目录，中国有很多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绿债。用共同目录贴标以后，便可以比较顺利地把这些金融产品卖给国际投资者。

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认为，加强绿色金融合作，建立一个全球碳市场是重要的方法，这可以避免多国对ESG投资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已在欧洲议会通过，对产品碳强度和碳价差设置的相关规定，推动着国际碳交易和碳市场的衔接。《巴黎协定》第六款亦倡导国际碳减排合作，为建立一个全球气候框架提供可能。

渣打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洪丕正也呼吁，建议中国在转型金融分类标准、资讯披露机制、监管框架等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还可以不断加强境内外绿色金融合作，丰富两地绿色资产，引进国际资本，配合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金融科技应采取中性监管

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同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不断革新中，一个个应用案例已经落地。

阿里云互联网和新金融行业总裁刘伟光对一个故事印象颇深：2023年夏末秋初，极端天气袭击了中国南方的一家银行，机房被淹，系统故障。在多地多中心单元架构部署下，另一城市的机房“紧急补位”。运用底层技术，系统将故障城市的流量全部切换至此，保证了业务的连续性。

“这种变化在过去是无法想象、几乎无法实现的。这种容灾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数据容灾、应用容灾，实现了全栈的切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新的云、分布式、单元化，这些多地多活架构，带来了金融的高可用的价值。”刘伟光说。

这只是前沿科技给金融行业带来颠覆性变化的缩影。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最新一例是Chat-GPT，它大幅提升了人工智能（AI），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刘伟光看来，大模型在金融行业的主要领域有非常确定的落地场景，散落在理财、财富管理、保险理赔等领域，提升了客户体验。

这带动了金融行业对技术的投入。数据显示，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技术投入整体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以银行行业为例，2012年-2022年中国银行业的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由121.7亿元增长至648.8亿元，10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8.2%。

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亦获资本青睐。毕马威的《金融科技动向2023年上半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交易宗数为2153宗，投资总额达524亿美元。其中，支付科技于上半年吸引超过160亿美元的投资，占上半年投资额的最大份额。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上半年投资焦点。

技术不断变革，最终服务的方向又将走向何方？从国际层面来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莫汉蒂（Sopnendu MOHANTY）认为，要关注AI对消费者预期的影响：要善用数据集，并以可以保护、授信的方式，无缝的、对话式的、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和客户进行互动。

在他看来，在技术和商业不断突破下，新加坡整体金融科技行业不断发展。从金融实务角度来看，区块链是技术的使用，带动交易“去中心化”，可以帮助散户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债券。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来看，新加坡还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其支付系统，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等国家建立了联系。

前沿科技给金融业带来深刻变化的同时，亦对监管及法律框架提出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法律总顾问刘岩认为，在很多领域，金融创新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业务的开展。以代币化为例，在监管和法规方面，相关产品及服务可能不符合目前的定义，且已经超出目前监管的范围。监管机构需要采取适当的、具有适应性的技术中性的监管。

莫汉蒂（Sopnendu MOHANTY）认为，在新加坡，开放生态系统备受推崇，因此该国不会预先判定什么技术好、什么技术不好，允许技术都可以得到充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