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海外娶妻的年轻人
去欠发达国家寻找婚姻伴侣,正在成为部分中国男性的现实行动。相较于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少有彩礼、房车等婚姻门槛,这对于家境普通的男性来说,无疑更具吸引。
出生于1991年,来自湖南的小向在理智衡量完自己的条件后,决定寻找一场跨国婚姻。最终,他如愿以偿娶到一位越南新娘。
我26岁那年,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并为此制定计划。
我此前谈过两段恋爱,都失败了。我时常在深夜复盘自己的现实状况:个子不高,长相一般,父母都是农民,毕业于一所双非院校,买不起房子,凑不齐彩礼。总之,不属于婚姻市场里的“优质男”。
更何况,为了实现阶层跨越,我一直把创业视作梦想。可如果我在国内结婚,就会被买房掏空,创业便无从谈起。
偶然,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个怀化大哥娶了一位俄罗斯新娘的故事,他的现实条件和我差不多,新娘嫁过来时也是一无所有,在夫妻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实现了财富创造,过上了我羡慕的生活。
去欠发达国家寻找跨国婚姻,是很多普通中国男性的愿望。相较于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一些在社会习俗上对婚前财产没有明确要求的国家,成为现实条件有限的男性的新选择。在一些跨国婚姻介绍所,针对男性的择偶需求,东南亚国家的女性推荐率甚高。
我有了一个想法:娶一个外国老婆。并由此开始了我的寻妻之旅。
寻妻之初,我通过一些跨国交友平台,认识了一些乌克兰的女孩。乌克兰女孩大多肤白貌美,也不歧视亚洲男性。交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中国和乌克兰有五个小时的时差,等女孩下班回家吃完饭后,中国已经是凌晨2点。并且,中国飞往乌克兰的机票,来回差不多要3万元,如果真有心仪的女生,往返成本我也承担不起。最终,我打消了找乌克兰对象的想法。
后来,我又结识了一些韩国、日本的女孩,都没有太多心动的感觉。日韩的女孩有一种“迷之自信”,面对中国人总有一种优越感。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图 | 中越边界
2017年底的某天,我在网站上注意到一个越南女孩,照片看着很漂亮,合我眼缘。我添加了她的账号,可到第二天都没有通过,好在她的主页放了电话号码,我开通国际长途,拨通了她的电话。当时我想,如果和这个女生还聊不出火花,我就彻底打消找外国女友的念头。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女孩好听的声音。大概是看到了来电属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吃饭了么?”然后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唯一会讲的一句汉语。那通电话后,她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
她叫同兰,大学主修英文,辅修汉语,可惜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有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和她成为网友,激起了她重新把汉语捡起来的欲望。我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一小时,聊天中我得知,同兰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士兵,在家务农,母亲在工厂上班,家中有五个孩子,她排行第二,最小的弟弟只有8岁。
同兰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生活得很简单,平时也没有太多社交活动。她看起来平和、温柔、彬彬有礼。我们熟络之后,她变得更爱笑了,越发活泼开朗,还经常唱越南歌曲给我听。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交流,同兰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了,我觉得是时候了,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可她说:“我只是想找个中国人聊天,没想过要嫁给中国人,毕竟离我家太远了。”我有些心灰意冷,没有再联系她。一个多月后,我以为我们都放弃了彼此,同兰却突然开始主动跟我通话。我想,也许她对我还有牵挂和留恋。
后来我又表白了两次,都被拒绝了,但她口风有些松动:“我们还没有见面,怎么能开始谈恋爱?”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打定主意,等忙完手头的项目,去越南跟她见一面。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2019年年初,同兰告诉我,她的外婆给她介绍了一个本镇的男生,她对男生印象很好。我当下请求她:“我们都相处这么久了,给我一个竞争的机会好不好?”她答应了:“那你赶紧来。”我很快办好签证,从长沙启程飞往河内。
到达当天,同兰安排了出租车来接我,去她预定好的酒店。下班后,她骑着小摩托带我见了她的闺蜜,我们一起在河内还剑湖游玩。在燥热的夜风中,我们玩得很开心。合影时,我鼓起勇气牵她的手,却被甩开了。
趁着同兰去洗手间的功夫,她闺蜜告诉我,同兰觉得我和她理想中的男友还有差距。回到酒店后,我辗转难眠,内心仍不愿意放弃同兰。我突然想到,如果得到她家人的认可,事情或许会有转机。第二天午餐时,我抱着试探的心态向同兰提出:“我从这么远的地方飞来,想去你的家乡看看,拜访下你的家人。”再三思索后,她答应了。
图 | 同兰在南定的家
经过两小时的骑行,我们从河内到了南定。为了给她家人留下好印象,我每天都早早起床打扫卫生,把他们一大家子的衣服都洗了。后来同兰告诉我,她妈妈对我很认可:“这个孩子不错,温和、勤劳,也没有一些越南男生的傲慢和大男子主义,你找对人了。”并且劝她:“遇到好男人就嫁了吧!”
来到她家的第三天,同兰的“相亲对象”得知我来了,一直不停地给她打电话,同兰当着我的面一次次挂断,最后将他拉黑。那天夜里,同兰骑车带我兜风,走在乡间小路上,她主动搂住我的腰,我知道,她终于接受我了。
短暂停留几天后,我回到中国。过了两个月,抵不住对同兰的思念,我再次飞往河内。相处得越久,同兰身上的质朴和单纯就越吸引我,我对她的感情越发浓烈。
后来,同兰办理了旅游签证,来长沙探望了我两次,我带着她走遍了湖南的知名景点,体验凤凰古镇的历史民俗风情,领略张家界的绝美壮阔,也感受了一把长沙的网红城市气息。旅程中,我们越来越有默契,感情也越来越稳定。
2019年10月,我带着父母和哥哥一起飞往河内,正式向她的父母提亲。
语言不通的两家老人,在我和同兰的翻译下寒暄起来。同兰的父母含着泪,要求我好好照顾她,远嫁中国后也要回家看看。整个过程,没有谈及彩礼、房子等具体问题。我爸妈也当即承诺,会把同兰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受挫的国内恋情
遇到同兰之前,我在国内的两段恋情都不顺利,甚至给我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2013年,我刚满22岁,在一次聚会上和中学同学小彤重逢。聚会结束后,我们在微信上联络频繁,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
工作初期的忙碌和繁杂,被爱情的甜蜜抚慰着。可惜,相恋几个月后,某天小彤突然对我说:“我爸妈想要我嫁给同村的一个男生,全家都在极力撮合。”
小彤和我都来自衡阳的一个村镇,她母亲生了三个女儿,家里很早就想招个上门女婿。他们替小彤找的这户人家条件不错,最妙的是和她家同姓姜,如果结亲,不用赘婿就能拥有姜姓的传承。为了不让小彤来长沙找我,家里甚至将她禁足。
2014年2月17号,长沙正值寒冬,我接到小彤的电话,被告知她将在明天一早订婚。我们爆发了恋爱后最激烈的一场争吵,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妥协。她一直在电话里哭,说经不起所有亲戚一轮轮的规劝。
我当即买了从长沙到家乡的绿皮火车,凌晨4点到达祁东车站后,又顶着寒风步行5公里抵达她家。我至今记得,那天寒风夹裹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她家门前,我大声地叫着小彤的名字:“我爱你,开门!”
喊声惊醒了周边的村民,他们聚集在低矮的围墙外,带着戏谑的表情看热闹。屋内传来小彤的抽泣声,接着是母女俩激烈的争吵。随后,她妈妈打开大门,说:“孩子,想娶我女儿也不是不可以,15万彩礼,一分也不能少,还必须买房子。”我坚定地回答:“好,我马上回去准备,小彤,等着我的好消息。”然后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踏上回程,甚至来不及和小彤说说话。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几乎没有存款。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向父母开口,母亲泪眼婆娑地说:“家里就这个条件,你知道的”。我默默回到房间,掩面而泣。在久久不能入眠的深夜,给小彤发去最后一条信息:祝你幸福。
这段感情的失败,让我看清了男性需要在婚姻成本上的付出,房子和彩礼成为绕不过去的大山。曾经网络上盛传过一份“中国城市娶妻成本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深圳需要208.2万元,排名第十的成都需要55.4万元。如今在婚恋市场上,男女失衡的现象也很普遍,男性的选择不如女性多。今年江苏徐州邳州的一场相亲大会上,排队的男性有几百人,女性只有5个,男多女少,婚姻的选择权多数还是看女方。
分手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从长沙转战到广州、深圳,后来又回到长沙。在这段漂泊的日子里,小彤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淡化,我也没有任何开始新恋情的规划。
直到学妹小婕突然走进我的生活。当时,小婕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经常找我吐槽,也会跟我倾吐生活里的烦心事。在学校时,我对小婕的印象就很好,但一直以学长的身份和她相处,从未越界。
2015年的入夏时节,小婕突然告诉我,她要和现任男友分手:“他是学医的,一直没有生活来源,总是要靠我接济,我准备放弃这段感情了。”分手后她心情不佳,我尽量哄她开心,节日给她准备礼物,生病陪她去医院,偶尔安排一些短途旅行。渐渐地,我们越走越近,自然而然开启了恋爱。
有了上一段感情的前车之鉴,2016年的农历新春,我提议去拜访她的父母。我备好烟酒礼物,见面过程非常顺利。我计划在年底上门提亲,和小婕共度余生。
谁知,一条来自陌生人的微信,打断了我的计划。一位自称阿全的男士,在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后,发来了几张小婕的私密照片,告诉我他和小婕正在交往。阿全43岁,离异有孩子,家境丰厚,但这段感情一直不被小婕的父母认可。
小婕向我解释:“如果阿全没有发现你的存在,我会慢慢和他断了,然后和你结婚。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立马和他分手。”我当场提出分手,再没和她联系。
经过这两段恋情后,我失去了信心,自认为要在国内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没那么容易。遇到同兰后,这段历经现实考验的感情令我十分珍惜。
某种程度上,这场跨国婚姻也是我为了减轻压力的选择。在越南人的观念里,家庭财产可以婚后由夫妻共同创造,而不需要男方提前准备,所以越南的男性婚前基本不存钱,赚多少花多少,女性也更看重男性的人品和上进心。在云南和广西等不富裕的边境地区,存在大量与东南亚建立的跨国婚姻,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广西的跨国婚姻有4025对,其中外娶达到3444例,云南的跨国婚姻有3858对,其中外娶3203例。
我在新闻中得到寻找跨国婚姻的灵感,事实证明,在这场跨国联姻中,我确实很少遭遇来自婚姻成本的忧虑。我根据当地标准,只给同兰父母家置办了一些家具、家电,送了一笔礼金作为回礼。
图 | 越南吉婆岛,我们度蜜月的地方
艰难跨国恋
2020年1月初,我去越南办理了结婚签证,返回长沙不久,新冠疫情全面爆发。我们举办婚礼的计划,一再延后。3月底开始,国内逐步停止所有涉外签证的办理,同兰无法前来中国,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跨国恋。
我们每晚都会视频通话,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可长期不见面,总有委屈和质疑产生。每当同兰情绪崩溃时,我只能在电话另一端安抚她,保证在中国会安分守己,绝对不会放弃这段感情。我时时查阅最新的防控政策,想着一有机会就立马飞去越南娶她。可什么时候能够娶到她,我心里越来越没底。
2021年7月的一天,我正忙于工作,突然接到同兰的电话,她边哭边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天,同兰和同事在饭店吃饭,厨房的煤气罐突然爆炸,火势迅速蔓延,他们从阳台艰难地爬到了隔壁屋子,这才安全。餐厅被大火吞没,同兰的摩托车也被烧得只剩骨架。万幸的是,同兰和同事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事发后,同兰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连父母都没来得及通知。曾经我犹疑过,娶同兰是为了一段低成本的婚姻,还是为了一位真心相待的伴侣?那一刻我确信了,是后者。我压下内心奔涌而来的感动,告诉她:“这辈子认定你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
这段感情让我明白,我们谁都不是人群中最优秀的那一个,感情也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只有历经风雨的爱情才不会说散就散。
其实疫情爆发以来,我压力非常大,父母也开始劝我,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要不重新考虑找个当地女朋友。每当我内心动摇时,都会想起那天同兰在电话里的哭泣声。我暗自下定决心,无论见面的日子会延后多久,都不会辜负她。
我们的等待终于迎来曙光。2022年5月,越南打开国门,外国人终于能办理签证。只是长沙直飞河内的航班还没有恢复,机票也比之前贵了几倍,我决定在广州转机。出发之前,除了爸妈,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劝我打消念头,奔赴新冠肆虐的地区,能不能平安回国都是未知数。
可我不想停止当下的脚步,我俩实在太久没见面了。我总是会想起两个月前坠落在广西藤县的那架客机,时光短暂,生命脆弱,再不去找她,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5月19日,时隔两年五个月,我终于落地内排国际机场。同兰早就在到达层等着我,我们跑向彼此,在人来人往的机场相拥而泣,紧紧拥抱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图 | 越南的结婚证
一个月后,我们拿到了结婚证,30岁这一年,我终于有了妻子。我和同兰商量好,先要一个宝宝,至于以后是定居在中国还是越南,再另行规划。
结婚后,我时常感到很幸福。或许以后我们也会迈入琐碎的生活,为柴米油盐而争执,可我会永远记得,我的妻子曾经跨过山海和人潮,坚定地选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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