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失独婆婆拉着“殉葬”的她，逃离了五爱街 | 人间

行里真热啊，热得人心里头烦。有个电扇能顶不少事，尤其是每天过了批货高峰，大家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汗流浃背的人伸手将电扇抄起来放在一张方凳上，拧动按钮，撅着屁股，一面吹风，一面轻轻地抖衣服。风顺着领口子吹进去，那感觉不知道有多爽，汗几乎“唰”的一下就没了。

毫无征兆地，李贺文档口里的电扇又不转了。她仍旧保持着刚才吹风时微微仰头的姿势，两片薄薄的嘴唇轻轻张开一条小缝，眼睛眯着，没有完全睁开。

“你说这破电扇，又坏了。”她直起腰身，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那时，我们两家的档口正相对，我正忙着拢账，听她抱怨也没有抬头，只说让她等一会儿，等我算完了账就过去帮她看看。算完了账，我过去瞧了一眼，发现李贺文那个可怜的、超年限服役的“老爷机”的一个插脚已经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虽然知道她手里没有钱，但我还是忍不住劝她换一台：“这插头已经不能用了，再用容易混电。”

可是隔天批货高峰过去之后，李贺文将我拉进她的档口，神秘兮兮地拉开小柜子最上面的抽屉，兴高采烈地由里面掏出一只新插头来。我一时没能寻找到合适的拒绝她的理由，只好一面帮她换插头，一面愤愤不平地数落她：“李贺文，如果这样你还发不了家，那就怨自己命苦吧。”

没等李贺文回应呢，她家档口那个十分有眼色的服务员就递给她两张衣服包装里的薄纸壳子。她笑嘻嘻地伸手接过，将两张长方形的硬纸板贴在一起，抖搂开领口子，“呼呼”朝里头扇风。

我家服务员则在对面高声打趣她：“姐，你这么大地主，还差这两根垄啊？”小丫头片子牙尖嘴利，她挤兑完李贺文，又抱着肩膀将矛头对准了我：“姐，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啥忙都耢，你自己说说你值不值钱吧？”

我仍旧忙着手里的活计，没有抬头，嘿嘿一笑：“不值，你姐我一天净干倒贴的事儿。”

将最后一个螺丝拧好，我发现那插排也坏了，电线破损得十分严重，有的地方几乎露出线丝来。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档口取来一卷电工胶布，将那条电线破皮的地方紧紧缠绕了两道，缠完后，我将一只手伸出去，问李贺文要剪刀。

李贺文白我一眼：“我看人家拿嘴一撕就撕开了，你还要剪刀，你这技术也不行啊。”说完，她隔着我探身向前，将档门口的抽屉拉开，由里面取出一把剪刀递给我。

我抬头向她家服务员一呶嘴，说：“看见没？你家老板娘就这怂样，吃屎得吃热乎的，要饭还嫌馊。”

众人“哗”一声笑开，李贺文作势要跟我拼命，我顺势举起剪刀对她说：“李贺文你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就敢躺你档口，我要让你给我养老送终。”

“躺，你躺！”

众人再次发出哄笑声。

这时，李贺文档口的小服务员刻意清了清喉咙，这明显带有提示意味的声音，使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只见李贺文的婆婆像幽灵一般现身，黑风风的一张脸。

我们全部噤了声，整条趟子迅速陷入了安静，无数双眼睛如同探照灯一样，随着老太太的身影一起走近李贺文的小档口。

老太太先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然后打鼻子里冷哼出一声来，走到柜子前，伸出一只干枯的老手拉开抽屉，轻车熟路地从里面摸出一个黑色腰包。她拉开了拉链，将里面大面额钞票全部取走，然后转身出了档口，径直朝趟子外走去。

见她走远，李贺文档口的小服务员先哼了一声，又低声嘟囔了一句：“简直是倚老卖老！”

大家都没有作声，空气仿佛凝固。

隔一会儿，李贺文在一包衣服里掏啊掏的，像变魔术一般，掏出了一个同款的黑色腰包。显然，这个包比刚刚那个被婆婆搜刮干净的包更鼓溜。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哼！”李贺文一面嘻笑着，一面将腰包抱在当胸，“我有后手。”

李贺文的表情很是得意，但这一次，大家仍旧没有笑出来。熟悉李贺文的人都知道，这个腰包里的钱也并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她娘家人的。她每天辛苦上行赚钱，却无权支配其中任何一个大子儿。

李贺文曾经是行里女人们羡慕的对象。

她与丈夫赵力伟算是青梅竹马，打小的夫妻，感情一直相当稳定且状态良好。他们恋爱、结婚都很顺当，嫁娶彩礼也没有扯皮，在众多新婚的小两口只能在外赁屋而居或被迫与公婆甚至是小叔子、小姑子同住时，他们却早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

婚后多年，两人仍旧像热恋一样沉迷于二人世界，迟迟不愿孕育下一代，理由是“多出来的小毛头整天不是屎就是尿，会打扰我们的幸福、打乱我们有序而平静的生活”。他们想多玩两年，好好享受人生，这思想在当年还是十分前卫的。

为了不使李贺文产生太大的生育压力，或是在公婆面前不好做人，赵力伟亲自出马与父母摊牌，将责任完全揽在了自己的头上。老两口当然有些许不满，但同时也乐观而自信地认为等儿子儿媳玩够了，早晚还是会走上生儿育女的老路，所以就顺水推舟，做了对开明的父母，暂时并未催逼。

意外缘起于一场看似平常的酒局。

在那场男人间的聚会上，姐夫赵力伟和小舅子李贺强因不满对方吹的牛逼太过，当场互相拆穿、取笑，话赶话儿“硬刚”了起来。口舌之争迅速升级，脸酸的李贺强首先发难，跑进厨房寻来一把锋利的剔骨刀，一面叫嚣着要教教姐夫如何做人，一面挥舞着利刃作势朝赵力伟扑了上去。

众人见这俩人真闹急眼了，纷纷上前拉架，越劝越来劲的李贺强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那混乱中的一刀究竟是怎样被自己坚定而准确地送出去的——那一刀扎在了赵力伟的大腿根上，那条被盲选挑中的股动脉被挑开后，血先是“咕咚”一下冒出来一小股，之后便不由分说地“哗哗”朝外流淌。

与座的人还都是一些见过场面的人呢，饶是如此，仍旧全体被吓得目瞪口呆。等反应过来，竟然是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动伤者，也不懂怎样替赵力伟止血。赵力伟是在极其清醒的情况下见证了自己意外死亡的全过程的。

目击者说，当时赵力伟拖着血污的身体，朝自己的小舅子，面目痛苦、狰狞异常地扑了过去，他艰难地用一双血手死死抱住小舅子那两只不停打摆子的脚踝，急切地说：“贺强，贺强，救救我，救救我！”

“打电话报警啊！”有人说。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提议，但因为这个提议提及的是110而非是120，就刺激到了刚刚行凶的李贺强那根极其脆弱的神经。年轻而莽撞的李贺强绝望又恐惧地扑向呆立在四周的每一个人，像惊弓之鸟一般哀求大家：“千万不要报警，千万不要报警，我跟他闹着玩儿的，他是我亲姐夫……”

李贺强向每个人解释自己出手的动机，解释他和姐夫之间亲密无间的亲属关系，这无疑又浪费了一点儿赵力伟与死神赛跑的宝贵时间。待终于有人清醒过来说“应该先将人抢救过来再说”时，赵力伟已经如同一张死猪皮一样瘫软在地上了。他疲沓沓的，双目呆滞、眼神涣散，一条腿时而轻微地抽搐着，成了一堆不再有生命活力的软肉。

在座的人终于清醒了，该打120，他们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摸乱撞寻找着电话。也有人跑去厨房寻找止血用的干净毛巾，结果却只找来一块擦地的破抹布。场面重新陷入混乱。

赵力伟于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李贺强终于酒醒，总算意识到自己干下了不可挽回的蠢事。他没有半点犹豫，立马去所辖派出所投案自首。

当李贺文接到噩耗，急匆匆赶到医院时，还是不肯相信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活蹦乱跳的，竟会突然间死去。怎么会呢？是不是？昨天还好好的，还一块儿洗脚呢！

洗脚水是她给丈夫打来的，赵力伟将一双大脚探进温热的水里，清澈的水在灯光下微微泛起涟漪，迅速淹没了他的脚踝。他的小腿长有浓密的黑色腿毛，被水一泡，就轻轻浮了起来，有点儿像河里的水草。李贺文看着感觉很有意思，笑嘻嘻地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两下就脱掉了自己的袜子，很随意地将它们丢弃在地板上，之后，她将两只白皙、纤细的小脚丫踩在丈夫的脚背上……

她不肯相信。

但当那失去独子的、绝望的、愤怒的婆婆像一枚手榴弹一样径直朝她弹射过来时，她一下看到了婆婆要与她同归于尽的决心。李贺文骇然大惊，不由得连连后退。婆婆冲过来，对她没头没脑地扇耳光、扯头发，用指甲抠挖她，那老迈的拳头居然会有那样的力道。她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心里突然间明白了，丈夫这是真真正正地、永永远远地离开自己了。凶手还是她的亲弟弟。

她木然地站着，任由婆婆发泄怒气，听着仿佛来自地狱里的、撕裂人心的、痛不欲生的呼号哭叫。她同样心如刀绞。她感觉不到挨打时身体原本应该产生的疼痛，甚至隐约希望婆婆将自己打死就好了。她不想活了，她太伤心、太绝望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能听得见自己的肉体被捶打、撞击、拉扯的声音，但很奇怪，她认为那是别人在挨打，不是她。

李贺文被打倒在地，一声不吭。她想去看看自己的丈夫，她仍旧不相信他已经死了。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个玩笑。赵力伟那个人最爱开玩笑了。她只希望这顿毒打能尽快结束，之后她会毫不迟疑地爬起来，亲自去检验丈夫的死讯是真是假。

后来还是医护人员叫来了安保，把老太太从李贺文的身体上拉开。获得自由的李贺文爬起来，毫无目的地跑了两步，就一跤跌倒在地上。她想站起来，但腿是软的，她一步也迈不出去了。

李贺文被婆婆打到一只耳膜穿孔。她的娘家也没闲着，那里充斥着埋怨、哭骂、诅咒、痛惜。之后他们开始找律师、找证人、研究案情。而她的婆家则不停地咒骂“老李家不得好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死一万次不足惜、应该断子绝孙……”

李贺文听得都麻木了。她顾不上档口了，也没有再想什么生意。十来万打的新货压在库房，静静地等待换季之后变成过季的积压品。那些新货原本被寄予厚望，但此时此刻没有人再在乎它们了。就让它们躺着吧，在阴暗的库房里自生自灭。

出事后，李贺文一直没有哭，她只是十分诡异地保持沉默。婆婆总是动不动就打她，有时是抽冷子甩她一耳光，将她打得当场愣住；有时就像一只老鹰，径直扑上来朝李贺文的面门狠狠抓挖一把；有时会突然由背后扯住李贺文的一绺头发，死死抓住不放，直到将它们从头皮上硬生生地扯下来为止。

晚年丧子的婆婆痛不欲生，除了责怪老天不公，就是指责老天收错了人：“为啥死的不是你！啊？”

李贺文说，她实在无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只好继续忍耐，继续保持着她那难能可贵的沉默。她能说什么呢？她一开口就是错。

后来，我们去看望李贺文，她机械地询问我们：“也许慢慢就好了，也许时间长了就好了。是不是？是不是？”显然，她并不在意自己是否会得到答案：“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熬过一个小时就少一个小时。”

她说到这里忽然间停住，目光陡地变得警戒起来，浑身的每一根肌肉纤维组织都绷得如同一张被做成弓的藤条。她几乎是无意识地低垂下眼帘，随后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每天晚上，每天晚上，”她眼眶里终于蓄满了悲伤的泪水，她捂住自己的脸，“我不想回家，哪儿哪儿都是赵力伟，但是我不回去我又能去哪里？我抱着他的衣服，那上面还有他的味道！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我现在只能抱着他的衣服在床上哭，我再也不能抱着他哭了。”她抽泣着，两个肩膀一颤一颤的，“我哭睡着了醒来，以为他还活着。我真不愿意睁开眼睛。”

我们只能苍白而毫无说服力地安慰她：“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一定会好的。”

但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事情远没有我们所说的那样简单。

李贺文的档口一直紧闭着，似乎已经被所有者遗忘。当她重新在行里出现，事情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据说李贺强判了，误杀，七年。但赵家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了，但法院维持原判。

被这场意外折腾得人困马乏的当事者们，终于默认下这个结果。李贺文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获得喘息恢复的机会了，就重新开了档口。旧货被打包储泡发售，十来万的货，几千块就被人低价收走了。挂版的背景布重新换了一块。模特儿还能用，但是落了不少灰。不过没关系，擦擦就又干净了。

进货、挂版、卖货，上行、拢账、下行。日子平静下来，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恢复。就像所有的伤口到最后都会结痂，李贺文的脸上开始露出笑容。

但很快，她就又笑不出来了。

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受丧子之痛折磨的失独母亲，满腔的怨恨无法排解，也无处发泄，所以她向儿媳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又好似有几分道理的要求——她要李贺文终身不能改嫁，要至死为她无辜枉死的儿子守节，要李贺文终身不许离开婆家，得为他们老两口养老送终。

如果李贺文不答应呢？老太太说：“我反正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土埋到脖颈子了，我豁出去这条老命也要把你们老李家那根独苗儿给掐折了。”

李贺强入狱前，他的儿子刚好满周岁。老太太说到做到、言出必行。那段时间，她比上班还积极，早上五六点钟就去李贺文的娘家敲门报到。老人家心思周密、计划详尽，早已预料到亲家不可能给她开门，于是就拿个小马扎，带着干粮，挎个热水壶，武装到牙齿，在亲家的家门口一坐就是一整天。累了她就靠在门上打个盹，有尿了就地解决，搞得李家苦不堪言，四邻怨声载道。

亲家母蹲守门口时，李贺文她妈就会气急败坏地给女儿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从来没有怜惜过女儿的丧夫之痛，还斥责李贺文当初不应该找赵力伟那样的丈夫：“要不是你，你弟弟能跟他喝酒吗？要不是他，你弟弟能进去吗？是你把你弟弟亲手送进去的。你弟媳妇儿天天闹着要回娘家，你婆婆又来这一出，你还让你亲爹、你亲妈活不活？你痛快把她给我整走，不然我死给你看。你啊你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闺女？你害得咱全家不得安宁。”

李贺文挂了电话，撂下档口的生意就直奔娘家。但婆婆岂会轻易撤退？李贺文当然知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但一想到婆婆看她的怨毒目光，她就不寒而栗，她不敢答应，甚至十分害怕。她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以为婆婆闹一闹，无趣了自然就会偃旗息鼓。

但李贺文显然低估了一个母亲的能量，仇恨使那个年逾六十的老太太精力格外充沛，在折腾了一白天之后，经由短暂的休整，她半夜三更又拿着备用钥匙去儿媳那里“捉奸”。她打开门后，径直冲进李贺文的卧室，迅速地掀开被单。见没有野男人，她又撅着屁股，像一条精明的老狗那样伏低上半身，拿一只手电筒扫描那空空如也的床底。

婆婆不允许李贺文化妆，每天早晨去李家“站岗放哨”前，她会先来到李贺文的档口巡视。如果李贺文化了妆，她就一声不吭，从档口拿个盆，不声不响地出去，从厕所里接半盆水，小心翼翼地端回来，再一言不发地将水朝李贺文脸上泼过去。紧接着，她扑上去拽散李贺文的头发，破口大骂：“我儿子尸骨未寒呐！你就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我儿子是你们老李家人害死的！这是阴谋。你是不是守不住了？这是阴谋。你伙同你弟弟谋杀亲夫！老天爷啊，你瞎了吗？让她天打雷劈！”

在更为不堪入耳的哭骂声中，李贺文绝望、崩溃到木然。可就隔了一天，婆婆又能为其他的原因打上门来。

“太累了”是李贺文不想再反抗的主因。当有一天，婆婆又来五爱街当众破口大骂时，崩溃的李贺文笔直地跪了下去：“妈，别骂了！你说的，我答应你。我生是老赵家人，死是老赵家的鬼。我一辈子不再嫁，我一辈子守着你们老两口，为你们养老送终！”

陡然间，老太太停止了哭泣，老泪纵横的脸上现出一股凛然严肃之色。她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逼问自己新寡的儿媳：“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算。”

“不算怎么办？”

“我不得好死！”

“好。”老太起身，扫视一圈四周，干枯的老手一扬，“我告诉你李贺文，举头三尺有神明，赵力伟在天上看着、听着呢！还有这么多人在场见证，说话不算话你不得好死，而且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老李家人，到时我浑身浇上汽油上你们家去点天灯，我死也要抱着你们一起死！你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妈。我生是老赵家人，死是老赵家的鬼。这辈子我只有赵力伟一个丈夫。”

老太冷哼一声转身欲走，李贺文嗫嚅着将她叫住，说：“妈，别去我娘家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已经不是老李家人了。更何况是我弟——我也恨他呀，妈！是他让我没了丈夫，有啥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刀子。”

见李贺文泪如雨下，老太太脸上才微微动容，眼泪再一次成串地落下。

我听见档口的小服务员低声且充满了无奈的叹息——是呀，谁又能说这老母亲的悲伤与绝望是假的呢？儿媳的亲弟弟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黄泉路，易地而处，谁又能真正做到原谅儿媳以及儿媳妇一家呢？

转天，李贺文就大包小裹地搬到了公婆家去与两位老人同住了。搬家时，我们去帮忙，一来东西不少，需要人手，二来也有去给她壮壮胆色的意思。

对于我们的到来，两位老人表现得十分冷淡，连起码的客气都没有，所以将东西放下后，我们也不便久留。告辞后，大家都沉默不语，认为李贺文这一步迈出去，算是彻底跳进了火坑。都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那个婆婆不是省油的灯，她搬过去之后，那老太太能不往死了炮制、折磨她？当然，将儿媳放在眼前，老太太心里也不可能舒服，毕竟看到那张脸，就会想起自己那枉死的儿子。她会悲伤、痛苦、难过，但是放过儿媳，她又实在做不到。她永远不可能对儿子的死释怀。

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局。好在大家有幸不在此局中。有人发出“没想到李贺文能由天堂掉到地狱”的感慨。

这感慨引出了多少人无限的、不能与外人道的心事呀。

那之后，老太太果然不再去打扰亲家了，但每天必挑肥拣瘦地折磨儿媳，总之，李贺文怎样做、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有一次，李贺文半夜跑来找我。那是个初冬，北方也不暖和了，她只穿着衬衣衬裤。她说自己没有钱，不是打车来的，是跑过来的，所以不冷。但是我摸摸她的手、她的脸，都是冰一样的凉。

她说，婆婆半夜躺进她的被窝里，掐她大腿根儿、一口咬住她的肉，痛苦地说想一口一口生吃了她。她掀起衣服给我看，身上已没有一处好地方。

我看得触目惊心，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感觉自己喉头发紧，忍住了泪，拉她进屋。我给她披上大衣，倒了杯热水让她用两只手捂着取暖。我说：“你跑吧！跑哪里不混口饭吃呢？早晚这老太婆要弄死你。她是活够本了，又没什么指望，她什么做不出来呢？”

李贺文捧着水杯，泪眼望着我，可怜得像一只被关着的雀鸟，漆黑的小眼珠里全是惊惶与无措。她的眼珠在眼眶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滴溜溜地打量着我、瞅着我，之后转头朝我家那两间关闭着的卧室看了看，紧接着低下头哭了，发出压抑的呜咽声：“妹妹呀，姐能跑到哪里去呢？这天下这样大，哪里有容我的地方呢？我只能烂死在那里了。”

她吸了一下鼻水，我偏过头，泪下来了，我伸出一根食指抹去了泪。

“不能等死。谁也不考虑你了，你得自己为自己打算，这不算没有良心。就算是他赵力伟的鬼魂现如今站在咱俩面前，我也有胆问一问他，他就是想看你过这样的生活吗？”说着，我站了起来，突然感觉头皮发麻，胳膊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仍旧坚持说，“如果他告诉我这是他要的结果，那么，你更无须为他受这些。不值得！”

李贺文哭得肩膀轻颤，她说：“命！妹，这是我的命！这是命！”

我坐在沙发上与她对哭。我理解她说的那个“命”字。

这谁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命”啊！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呢？我突生极为强烈的憎恨，但转而又变为一种恐惧。是啊，命多么可怕，人在命面前就像一个傀儡，只能任由它摆布、操控，毫无还手的能力。许久后的一天，我看到人们在玩儿的那些电脑游戏，就想起了李贺文。我想，人与游戏中的那些被摆布、被支配、操控的小人儿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是虚拟的，看不见外面那些操控的手，他们生死相搏时，会晓得自己不过是屏幕外那双手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而已吗？

当晚，李贺文宿在我家，第二天一早，我俩一起去上行。她婆婆早候在档口门口了，她一见婆婆脸就变得煞白。婆婆上来就揪住她的头发，问她是否后悔了：“是不是这样就坚持不住了？是不是在撒谎欺骗我这个老太婆？你不是说要像我儿子一样给我们养老送终吗？这才几天你就往外跑？你不得好死！”

我拼命地拉、拽、拦着，老太太转身向着我：“再敢拉着，我讹死你你信不信？”

李贺文“扑通”一声给婆婆跪下了，她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没有哭。她说：“妈，我错了，你原谅我。死我也死在赵家，我再也不跑了。”

见到这个场景，行里几个泪窝子浅的老娘们儿都转过身去偷偷拭泪。

数月后，李贺文她妈又来找她，说她弟媳一直在家里闹，说什么“贺强不进去一年得挣多少钱”，七年，就因为一个赵力伟，让自己七年见不着丈夫，日日守活寡，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天天吵着嚷着要赵家给他们孤儿寡母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李贺文听出了话外音，婆婆好不容易才消停了，她当然不敢让弟媳妇来档口闹。于是，她搞来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黑色腰包，一部分钱被她放在门口的抽屉里，那是婆婆日日要过来收的，另外一部分钱被她放在另外一个腰包里，烦请我们偷偷转交给她妈。

在此之前，行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过得就不像是人过的日子。可李贺文的事一出，大家又不禁觉得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一个李贺文，拉高了我们那个小团体对婚姻、生活、生意等等的整体幸福度与满意度。我们在帮助、怜悯她的同时，也在各自与自己的种种不甘与不平暗暗和解。

在我们都以为李贺文将公婆熬到一命归西就能出头的时候，一天半夜，她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

她脸上挂了彩，衣衫不整，用十分诡异的眼神看着我，沉默着，什么也不肯说。我也没有发问，看那个情形，她应该是需要时间使自己冷静下来。

她坐了很久，始终一言未发，后来她开口管我借了些钱，又管我借了衣服，走之前说：“妹妹，这钱我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上了。”

我意识到她是想远走高飞了，有些激动，上前去握住她的手：“你跑吧！跑到天边去，让他们谁也找不着你。”

她一低头，泪下来了，双肩一垮，终于露出那无法隐藏的脆弱。她回握住我一双手，她的手仍旧是个凉透，像一双死人的手，没有一丁点儿热乎气儿。

“妹，我其实不想走，我有点儿害怕。”她开始哆嗦起来，“我能上哪儿呢？”

我怎么会不明白那种怕？但是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再怕也得走啊！这就是活人的难。

我也有些激动，嘴唇也哆嗦着，眼里蓄着泪。我握紧她一对手，说着自己也不太相信的话：“不要害怕，没有事儿。人挪活，树挪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赵家现在是火坑，再不济也不会比在赵家差了。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她抬头看我一眼，目光由犹疑到坚定。

我重重朝她点点头，说：“跑吧！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一刀，总没有那一刀重。那是把想活剐了你的刀啊。”

她扑上来，使劲儿抱了抱我，说：“那，我走了。”

我说：“嗯。走吧。有事儿再回来找我们。”

她又收紧一下自己的臂膀，重重地抱了我一下，才松开。她像下定决心一样开了门，我听见她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楼道里。

第二天上行开档口的时间到了，李贺文的婆婆如期而至，但这一次她并未等到离家出走的儿媳。

之后那段时间，行里出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位风烛残年的、憔悴的、面无表情的老太太每天都会坐在一个大门紧闭的档口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坐了约一个月后，老太太不再在行里出现了，听说她去了李贺文娘家寻了，但对方已经低价出售了房产，搬了家，不知所踪。老太太因此一病不起，是老头儿上行处理了后续事宜。

李贺文刚离开的时候，行里的姐妹偶尔会聚在一起议论她。至于她决心逃离的那晚在婆家究竟遭遇了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时间一长，大家也就逐渐不再谈论她了，后来我离开了五爱街，同时代的那批人也各散东西，李贺文几乎完全被我遗忘了。

再后来，我是在业内的一位老板为一名妈妈桑“赎身”的夜宴中遇见李贺文的。

那间会所挺有名，据说被赎的女子曾混迹澳门，见过大世面，回来后就一直在这间当会所的妈妈桑，如今终于上岸了——至少在当时、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的。

当然了，这种“赎身”与从前的那种，还是有些本质的不同的。这种是大老板向众人宣告：从此这女人不必再在风月场所里浪迹了，以后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给她面子就是打我的脸。同时也是传达一种“跟着我混有肉吃”的意思。如此值得炫耀的场面，事主当然要邀请一些人前来作个见证，我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奇特。

我去卫生间的时候，遇见了浓妆艳抹的李贺文——啊，再也没有人可以制止她化妆了。她穿着很闪的衣服，露出一半胸来，也露一双大腿，穿着黑色丝袜，一身的酒气。

原来她离开之后，竟选择了这行谋生。我有些不知所措，偶然相见的欣喜过后，是害怕被包厢里面的熟人见到的恐慌，更害怕他们知道我与她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内心跌宕起伏，但自认为很好地在面上掩饰住了这种情绪。

李贺文比我要忙，她很匆忙地给我留了电话就离开了。其实她明明可以很容易获得我所在包厢的位置，可直到我们这边的酒宴结束，她连进来敬一杯酒这种应酬也没有做。由此，我就知道阅人功力了得的她，已经从我那一瞬间的表情变换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内心的秘密。这既让我如释重负，又多少感觉有些遗憾。

我在心里感叹：人与人重逢，其实就应该当未曾相识，这反而是对彼此的曾经与现在最大的慈悲。

回去后，我并未打李贺文留给我的电话，再往后，当我想联系她的时候，却找不见那电话号码了。我不知自己是有意遗失掉，还是确实出于无心。

好在我还是从旁人的口中得知了李贺文的现状——因为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与那金盆洗手的妈妈桑偶尔打交道。她如今在那大老板的公司任职，说话也算是举足轻重。一次，她偶然对我说，她有一个叫李贺文的姐妹儿，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干脆金盆洗手，开了家小旅馆自己当起了老板娘。她遗憾自己大手大脚惯了，没算计，对李贺文流露出向往的表情来：“干了这么些年，混来混去身上却没几个大子儿。不像人家，对未来有计较。”

听到这儿，我心里却“咯噔”一下，想起那句“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想，既然是有缘人，我不应该再回避，于是专门找了一天，登门拜访。

李贺文的小旅馆开在沈阳某条街上，容留的全部是特殊职业女性。当然，李贺文不允许她们将客户带回来。与我俩上次在会所时遇见不同，李贺文这次并未作夸张的造型，打扮得十分清减，是普通妇女的装束。但那张脸仍旧可以嗅到风尘的味道，那是长时间在风月场所浸淫的结果。哪怕岁月老去，痕迹依旧在。抹不去。或者，难以轻易被抹去。

见到我，李贺文先是眯着眼看，后马上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来。我上前一步拉住她的手。这双手，已多少年不曾再相见了。我想起她离开那晚的情形，多少有些激动。

我很自然地撒了一个谎：“你的电话号码，后来怎样也找不到了。”

她犹豫的神情告诉我，她可能是想要拥抱我，但又怕我嫌弃她，于是我主动拥抱了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说：“你总算熬出头儿了！”

我们分开怀抱，彼此轻拭微湿的眼眶。

“多少年了？”我问。

“你算呗！”她拉我坐下。

她告诉我，她的婆婆中风了，再也不能四处去寻找她、折磨她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她重新上门去看望，还会不时去照顾婆婆。但婆婆并不领情，会突如其来地朝她的脸上啐上一口唾沫，还会故意将屎尿屙在裤子里让她收拾。婆婆去世后，公公再娶，他们再无联络。

她弟弟李贺强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但是出来之后高不成、低不就，还抱怨姐夫的死毁了他一生的伟大抱负，所以他一家大小一直由李贺文接济。

“无所谓了，他是我亲弟弟，那个是我亲侄子。姑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嘛。等我有那一天，他给我养老送终。”

我抬头看她，不明白在她终于获得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为什么又回身，亲自将锁链加身。

“我不可能再嫁人了，也不可能生育。我大侄就跟我儿子一个样，他是我的指望。”

听完她的话，我知道我们两个的世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了。都过去了。我感觉略微遗憾。我知道我们很难再见了。也许李贺文也对此有所感应，临别她拉着我的手，说：“这以后见你一面太难了。”

我与她客气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怎么会呢？我们在一个城市。这下，我还认了门，知道了你的老窝儿。”

她很勉强地笑笑。

那天回家，我在楼下我遇见一个卖铁岭榛子的，是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中年妇女。她扎着头巾，戴着大口罩，面前放了两个筐，是倾斜着放着的，显然白天已经卖出去不少。

我打听了价钱之后称了两斤，到家里才发现这狡猾的妇人并未如约将夹榛子的钳子给我，我懒得下楼去找她，我记得家里是有，但不知被搁在哪儿了，找了两处地方没找到，便不愿意继续寻找下去。

我将榛子放在餐桌上，抓出一把放在左手，右手又抓一把，然后两手互相拍。我寻找到很容易打开的榛子吃起来，却发现这榛子吃起来并不香，有的竟微微发苦。

虽然不喜欢吃，但我仍旧一个粒一个粒吃下去。那些不容易徒手打开的，我便将它塞进我上下后槽牙之间，两腭骨上下轻轻咬合，就能听见“咯嘣”一声。我很喜欢那种感觉，认为自己那时像一头兽咬开了猎物头盖骨一般，这让我发现了进食或者咀嚼的乐趣。

窗外渐渐黑下来，我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不停地咀嚼，听见牙齿互相研磨的声音。我想起了很多——我想起那个靠仇恨炮制儿媳才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婆婆；想起了那个怪罪枉死的女婿断送了自己儿子七年自由的妈妈，为儿子向寡妇女儿讨要经济补偿的妈妈——这些人啊，她们应该是爱李贺文的亲人，她们以受害者之名，以弱者的形象、姿态出现。她们都不容易，就李贺文容易。她们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曾经极为短暂地心疼过李贺文一下呢？

婆家与娘家，终于合力将李贺文变成了她们想要的样子。她们终于收获了她们理想中的李贺文。对于李贺文来说，无疑，这些都是防不胜防、不能避免的，如同命运般逃脱不开，只能教她臣服。

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究竟要多么有智慧，要多么清醒，才能不受伤害地全身而退呢？才能逃得脱这样的处心积虑的围剿？不，好像也不是处心积虑。那该怎样去形容才好呢？我不知道。

我只认为，这是一场近乎完美的、使猎物完全无知觉的猎杀。

我起身，摸黑走过去，按亮了灯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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