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前，稻盛和夫20000字深刻反思日本

1.富裕的日本

20世纪人类历史的特征，就是接连不断的技术革新，特别是二战以后，这一特征尤为显著。技术革新为世界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原动力，其结果是，近代文明的恩泽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加速了全球文明进程。

虽然世界上尚未充分享受到这种恩泽的地区还不在少数，但城市的发展，交通、通信的发达，各种疾病的攻克，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等，近代文明的硕果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50年前，即二战之前，无法比拟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除技术革新之外，还有不断进化的世界性自由贸易体制。“经济活动应该不受束缚，应该超越国界自由开展”，随着这一自由贸易体制原理的确立，人类的可能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

特别是，世界各国协调合作，下调关税，努力消除贸易障碍，使得旨在促进各国间贸易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大获成效。1993年年末，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上，历经艰辛谈判后，达成全面协议，确定了GATT新的体系框架，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又迈进了一大步。该体制作为世界经济最基本的体系，今后必将进一步推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战后的日本，是从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从焦土上崛起的日本，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平均国民所得也已达到世界高水准。日本的城市功能正在逐步完善。国内消除了饥馑，大部分人不再为住房、穿衣发愁。不仅如此，日本人家中配置了各种电器产品，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也在急速增加。日本变得富足了。

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原因，至今已有各种研究。我认为，日本国民兢兢业业、踏实努力是其内因，再就是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这一外因，正是这二者的作用，才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2.看不清日本的面孔

但是今天，日本却频繁受到来自欧美诸国的指责。特别是美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累积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的对日姿态越来越强硬。

的确，日本对美国贸易常年呈巨额顺差，但这并不是日方采取不正当行为的结果。日本企业为了开拓过去没有业绩的海外市场持续投资，为了满足客户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懈努力，作为结果，赢得了市场。日本不过是基于自由主义、遵循自由市场的运行原理采取行动而已。

我们丝毫没有破坏贸易规则的意图，并且，在对美贸易上，随着日本产业实力的提升，从纺织到钢铁、汽车、机床等主要产业领域，我们已相继实行了自我限制。日本一边沿用自由贸易的原理，一边最大限度地顾及美国的利益，但即便如此，“日本违反规则”“日本怪异论”等指责依然不绝于耳。

按理说，日本在二战后已经成为重视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并希望通过经济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如此，“日本企图支配世界”这类令人不安的言论不胫而走。

外国对日本的非议，是因为不知道日本在想什么。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当时，日本被迫负担了130亿美元（国民人均达1万日元）的巨额战争费用，但国际社会连一声感谢也没有，完全漠视日本，这是我们屈辱的经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日本拥有世界上高水准的工业生产能力，其技术实力、研发能力乃至日本市场本身，在世界上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在言行举止上，要与它强大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日本之所以受到责难，正是因为自己在行动上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是，日本企业借助其生产能力打入海外市场，向国外大量倾销产品，导致出口过度，结果是巨额的贸易顺差越积越多，进出口失去平衡，成为国际上抨击的对象。出口增加，是因为日本产品质量好，外国人争相购买，为何反受抨击？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日本企业争先恐后，如倾泻的暴雨般倾销产品，为扩大在国外市场的占有率东奔西跑。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在国内不知餍足的占有率之争，现在又到全球市场的舞台上去演了。

二战后至今，日本是这样对国际社会做出解释并寻求理解的：日本是战败国，是资源匮乏的小国，只有保护国内产业，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才能生存下去。日本在战后被允许的条件下，不得不拼命谋求自己的利益。

当日本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小国的时候，尚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按照自己的文化，任意而为，独善其身。但是，到了今天，GNP（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已占世界将近15%，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日本，必须对世界面临的问题负起相应的责任，必须考虑全球的课题，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为此，就需要有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想一想，外国人说看不清日本的面孔，难道不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也看不清在世界中的日本的面孔吗？外国指责日本国内市场是封闭性的市场，其实不只是市场封闭，连我们的心，对世界也是关闭的。这就是原因。

3.村落社会的逻辑

日本的这种封闭，我认为是有原因的。

日本民族是从稻作农业开始步入文明的，这极大地奠定了日本民族的基本性格。稻作农业的特征是，比起个人的努力，共同体整体的集团性决定更重要。

水田耕作，灌溉设备必不可少。为了确保充足的水量，将水引入耕地，同时，无论耕地地势高低，都能毫无遗漏地公平配水，就要建设相应的水渠，这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土木施工。此外，在水渠中，何时、哪一个水道要打开，哪一条水路的水控制到何种程度，向哪一块田里送水等，要维持好这样的分水系统，就需要有强约束力的规则。总之，这不是个人思考、个人努力就能办成的，必须依靠村落、区域内的全体人员协力建设并齐心遵守规则。

还有，种植水稻，在插秧和收割时期，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劳力。一旦误了农时，就会影响收成，因此需要全村出动，一鼓作气，共同把事情做完。古时候被称为“结”的共同劳动组织，在日本各地普遍存在，就源于此。如此说来，集体行动才是重要的，个人擅自的行为会给整体的成果，有时甚至会给集团本身的存续，造成致命的打击。

稻作农业受降水量、日照、气温等的影响，当年的气候左右年成的好坏。不过，日本的自然环境整体比较温和，受此恩惠，收获颇丰。与此相对，游牧社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为了寻求自然的恩惠，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迁徙，并放养牲畜。在这里，就需要少数头领引导集团，并由此决定集团的命运。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的游牧民族的性格要素，日本人是没有的。日本人将全部精力投入无法移动的田地，在竭尽人事的基础上，听凭自然，而自然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都施加同样的威力。在自然面前，“个人基本上都应该是平等的”思想，对日本人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与自然相协调，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不懈努力，人们就能获得丰硕的成果。邻居准备种植，自己也仿而效之。模仿精于农耕的好手，以相同的方式种植相同的作物，就能享受丰收的喜悦。个人的特殊才能并非必要。比起独创，模仿更容易安身立命。

结果，“共同体=村落”造就了稻作农业的基本体系。“村落”这个整体比个人更受重视，共同体的“和”备受尊崇，与同村人的协调优先于个人的自由。此外，村落的成员都共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都必须是同质的。我行我素、任意妄为者，将被看作村落秩序的破坏者。

村落作为一个生活单位，人们只要遵守内部的秩序，就能正常地生存。比起构建重视外部合作的开放性体系，共同体内部的协调运作更为重要，这样，“内部取向”的意识就产生了。

人们脱离村落就无法生活。人和人之间，不是通过契约或现实的算计，而是依靠自己无法切断的、与生俱来的“缘分”联结在一起的。为了维持村落的秩序，通常不是依靠理性的说服，而是强调基于“地缘”“血缘”的情感纽带。

正因为如此，内部体系中出现矛盾时，比如水的分配矛盾等，不是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解决的，而往往会发展为激烈的感情纠纷。这种纠纷会拖延，理性解决不了。

共同体通过强制手段，保持内部的协调、和平及平等，一旦和村落逻辑不起作用的外部，即与其他共同体相碰时，其成员就会展现出极具斗争性、竞争性的一面，其行为有时甚至会滑向残忍。村落内部人员禁止使用的手段，却允许用来对付外部人员和其他共同体，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伴随着稻作农业发展起来的共同体逻辑，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明治维新催动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引入了“自由”这一观念，但我们却没有同时接受“个人主义”。换句话说，在日本人看来，接受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的概念，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是在“集团=村落”层面上的自由竞争。

4.改变价值观就在今朝

伴随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口号下，拼命努力追赶欧美各国，结果却是在与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失败。二战后的日本，抛弃庞大军备，全力发展经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为世界公民，有几个必须改变价值观或观察事物方式的转折点。我用日本近代史的“40年周期论”来表述。

在明治维新时期，多数日本人把过去日本传统的东西称为“封建的”而丢弃，把新奇的、西洋的东西称为“近代的”而全盘肯定并接受。当时的知识分子由衷地认为，日本没有历史，日本的历史从现在才开始。他们用极端的态度否定过去，迅猛扩展军备，创建教育制度，创设行政、财政制度，制定宪法，实行议会政治，建设铁路和通信网络，移植并培养近代产业，整个日本的发展突飞猛进、势不可挡。其结果是，日本率先在亚洲完成产业革命，并于约40年后的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成为列强之一。

然而，与此同时，各国对日本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按理说，日本在这个时点上，应该对富国强兵的政策踩下刹车。

但是此时，日本却吞并了韩国，沿着殖民帝国的道路径直挺进。对来自外国的掣肘，反认为有失公平而予以反驳；退出国际联盟；单方面废止缩减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即《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走上了孤立之路；接着，入侵中国，出兵东南亚，最终与美国开战。结果，数百万日本同胞丧命，全国主要城市被烧毁，生产力遭受毁灭性打击。更严重的是，作为欺负邻国的侵略者，日本成为众矢之的。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之后，在日俄战争40年后的1945年，日本迎来了无条件投降。

这次战败，成为一个被强制的转折点。至此，日本总算放弃了军备，把和平与经济发展作为“国是”，再度埋头苦干，不懈努力。结果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具备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然而，这次世界各国又指责日本进行经济侵略。

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胜利，大约40年；然后到1945年二战战败，正好又是40年。第二个40年，因为没有改变努力的方向，不仅糟蹋了努力获取的成果，而且还背上了巨额的负债。

从1945年战败开始，到促使日元升值、要求日本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止，又过去了整整40年。这期间日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同时又一次受到了各国的严厉批判。国民经济发展了，日元的价值受到高度认可，但是国民的生活真的就因此变得富足了吗？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内外人士都提出了日本诸多尚待改革的课题。此刻，如果日本不对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至上主义”进行反省，不踩下刹车，依然我行我素，抱着以往的思路一味冒进的话，很有可能重蹈战前的覆辙，再次祸国殃民。

带着这样的忧虑，又过去9年时光。其间，日本对外形象的转换，日本企业行动的改变，日本行政/财政体系的改革、政治的改革，对经济零增长模式的摸索等，诸多课题都被提了出来。作为世界公民，日本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样的时期到来了。

明治维新的先驱者，虽然也有许多负面的行为，比如重穿复古之衣等，但为了让日本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着手，把以往的制度还原为白纸，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代先驱者断然实行了明治初期的改革，但是他们的继承者，却不具备这种大胆改革的魄力，在应对环境的变化中失败，将国家导向了毁灭。

造就日本战后繁荣的第一代，就是我们的先辈，他们虽然求学于美国，但是由他们带头，实行了多项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今，我们也迎来了与50年前同样巨大的变革期。

身为战后改革的第二代，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这就是对由先人构建的、由我们继承的、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日本现行的所有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这些体系或许是引导战后的日本走向繁荣的卓越的体系，其中也包括了官僚制度，这种制度在明治以来的120年间，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我认为，在对这些体系进行大胆改革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学习。我们需要一种觉悟，无论是与政治、行政、教育等相关的国家的各种制度，还是企业体系、经济运营方式，一切都要暂且归零，对照日本在当今国际环境中的新定位，重新研究探讨。

不仅是体系本身，为了变革体系，还必须改变我们所持的价值观。稻作农耕型“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就是只维护自己集团内部封闭性的秩序，只关心集团自身的利益，这种“村落”社会的逻辑，我们必须与之诀别。对于世界人民担心的、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我们要积极地做出贡献，要以心态开放的国民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我有一种担忧：如果错过这个时期，那么数十年以后，我们国家有可能再次面临毁灭。

1.暴雨般倾销产品的日本企业

对日本二战后采用的体系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因为我是企业家，所以接下来要说的是有关企业行为的思考。

前文已经提及，日本企业向外国大量销售产品，出口远超进口，贸易顺差过高，成为外国批评的对象。于是，日本企业转变方式，改为在当地兴建工厂，在当地生产。这些工厂不仅对增加当地就业做出了贡献，通过零部件的采购等，也对振兴当地产业做出了贡献；工厂的产品出口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市场，甚至对当地国家的出口也做出了贡献；工厂的员工还参加学校以及教会等组织的社会活动。通过上述种种举措，日本企业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尽管如此，对日本的攻击并未因此得到缓解。日本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也被算入日本产品的占比，甚至出现了要对日本产品整体进行限制的倾向。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工厂外迁本身，有时也成了国际摩擦的原因。

我应邀到美国给美国公民讲演时，经常涉及这个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公民回忆他们的移民传统。从世界各地移民到美国的人们，虽然在各种不同颜色的皮肤下，流淌着他们出身民族的血液，但在美国宪法面前，不都是被当作美国公民平等对待的吗？在美国开办的外国企业是企业移民，哪怕资本和技术都来自日本，但它们遵守美国法律，为美国社会做贡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把它们的活动看作美国企业的活动。

针对外国的批评，日本国内反驳的论调愈加强硬。正因为有需要日本产品的客户存在，日本企业才会增加生产和销售，这是遵循自由贸易原理的行为，没有理由受到谴责。如果依据客户需求，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也要受到批判的话，那么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呢？相较于一味努力、不断革新技术的日本企业，不肯努力的、懒惰的欧美企业才应该受到批评。以上这些就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真心话。

然而，我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欧美企业懈怠了技术革新，或者说，作为企业，它们在经营上没有尽最大努力，用这样的理由让它们承担全部责任，我认为是说不通的。至于引起当前问题的原因，第一需要反省的，难道不应该是日本企业自己吗？

话虽这么说，但我也不赞成某位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主张。他说：“那就根据我们产品的品质，相应提高产品的价格，提高劳动报酬与股份分红，以此来避开外国的指责吧。”我认为，企业家不能贪图暴利，应该努力提供量足、价廉、质优的产品，这才是企业家永远的职责。

已故松下幸之助先生，把他命名的“自来水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他说好比一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会喷出一样，要将高质量的产品足量地、廉价地向大众提供。我认为，松下的这一观点就是在现在也是对的。

外国人并非批评日本企业依照自由贸易原理开展活动，我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受到指责，既不是因为优秀的技术，也不是因为当地消费者喜欢日本产品而让欧美企业家产生了忌妒，更不是因为人种的偏见。

日本企业受到批评指责的真正原因，不是销售物美价廉的产品，而是根本无视已经在当地市场开展活动的当地厂商，向人家的市场暴雨般集中倾销自己的产品。只考虑自身的利益，销量再大也不知餍足。不断增加出口，为的是从根本上夺取对方的市场，让当地厂商无法生存。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2.占有率至上主义的必然归宿

那么，为什么日本企业要暴雨般集中倾销产品呢？主要是出于一种危机感，怕在自己能卖时不尽力去卖，竞争对手就会把市场抢去。日本社会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社会，如果自己在能够扩大市场占有率时不彻底扩大，市场就会被他人连根拔走。

回顾“二战”后从废墟中再次出发的日本，国民生活贫困，消费远未成熟，围绕这个有限的市场，竞争白热化。但通过这种竞争，松下、索尼、本田等新兴企业脱颖而出，堪称战后的日本之星。

在产品的差异化还不明显的阶段，在竞争中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市场占有率，即打赢市场份额争夺战。

此后，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期，经济以每年约10%的增速持续增长。日本企业毅然先行投资设备，调整好大批量生产体制，尽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以赴，确保在行业内的稳定地位。在这样的竞争中，日本形成了产业内以市场占比为基础的企业排序。在这个序列中，一边保持协调，一边为争夺排位，继续展开激烈的竞争。市场占比竞争的背后，是设备投资的竞争，旺盛的企业设备投资让日本经济充满了活力。

日本企业一边保护国内市场不让外国企业染指，一边借着GATT等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发展的浪潮，大肆进军海外市场。日本企业把扩展国际市场作为前提，进一步大量增产，在国外市场也与在日本国内市场一样，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为目标。

打入海外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就可以继续降低产品的平均价格。以国外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高性能且廉价的、大量供应的产品为武器，日本企业不断涌向海外，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

就这样，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一味强化生产力、追求市场开拓的日本企业，大大地提升了在世界市场中的占有率。

在主要产业领域，日本企业已经占据了世界大企业的顶层位置。从战争废墟中走来的人，谁能预测到会有今天这种状况呢？外国人用惊异的目光看待日本的发展。即使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也是以往无法想象的。而作为主角的日本企业的主要战略，就是不知餍足地追求市场占有率。

3.独善其身的日本企业

市场占有率第一主义，在日本国内市场及出口市场持续增长期间是极为奏效的。在市场增长的前提下，为了增加产量，果断进行设备投资，谋求扩大市场占有率。这一战略比起着眼短期利益，更看重长期利益，成为日本式经营的精髓，在国际也曾享有盛誉。

不过，在强大的日本企业面前，世界上许多企业败下阵来，市场份额被夺走。即使在欧美各国，也有很多企业被迫裁员、关厂甚至破产。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严厉抨击日本企业行为的声音高涨起来。

这样，日本企业间贪得无厌的市场占有率竞争，导致了怒涛般的海外进军和暴雨般的集中倾销，结果是日本企业支配了国际市场。只要不改变这种竞争机制，日本企业的海外进军就不会停歇，来自外国的批判之声也就不会休止。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于自由本质的理解，与欧美人迥然不同。

19世纪，日本被卷入国际市场，当时的世界还处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支配之下，那是残酷的弱肉强食（野蛮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本人一说到自由，与经常提到的“干什么都行”意思相同。现在的事实表明，日本人至今仍然深陷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阴影里无法自拔。

为了保障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日本人接受了自由经济体系，这一点前面已经阐述过了。因此，对日本人来说，作为集团，如何在这个残酷的自由竞争中生存是一个课题。日本人作为国民，以国家集团的形式与世界其他民族竞争，以求生存；同时，作为企业，即构成个人生活基础的共同体（=集团），也要通过不断的相互竞争生存下去。日本人继承了历史上“集团=村落”的理念，并色彩浓重地反映到了当今日本企业的行动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日本企业向国外市场暴雨般集中倾销产品。

在日本，人们经常把充满竞争的自由市场比喻为野生动物的世界，也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然而，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自然界中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秩序，哪怕是凶猛的野兽，也得依从这种秩序生活。

狮子等肉食动物，只有在空腹时才会袭击草食动物，饱腹时，再弱小的动物靠近身边，它们也不会随意捕食。

维持自己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到手后，就不会再无端杀生。因为肉食动物知道，假如把草食动物捕尽杀绝，就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存。把狩猎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肉食动物具备了与草食动物共生的智慧。我以为，狩猎民族也有同样的智慧。

欧美所说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干什么都行”。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即使在西欧，也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已。这之前，在资本主义刚兴起的时期，就有新教伦理：要拼命劳作，生产更多的东西，将所得与邻居们分享，这么做符合神的教诲。这就是勤劳的伦理。同时，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积蓄盈余，有了这种节俭的伦理，才能积累资本，才产生了将资本投入新事业，谋求事业扩大的资本家的行动。

这些初期资本主义的旗手，在谋求盈利的同时，不贪图暴利。他们不忘把在神的名义下获得的利润回馈社会，为社会做贡献。

诚然，在欧美，个人的行为属于原则性自由，表面上似乎是弱肉强食，但细看其内容就会明白，其中蕴藏着对一切生命绝不斩草除根、自我抑制的原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社会规则，就是只取自己生活之需，不贪图超过必需的额外之物。

这也许是基于基督教传统的缘故，或者是因为继承了以猎物的再生产为前提的狩猎时代的文化，抑或是因为社会已经足够成熟的缘由吧。总之，在西欧社会，虽然一时出现过像19世纪那种自以为是乃至残酷横暴的行为，但过了不久，这个内在的抑制原理就自动发挥了作用，而在今日，这已经成了社会普遍的规则。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日本企业不懂这个原理，只是依据对历史某个时点所接受的、歪曲了的“自由主义”的理解，自行其是。这在欧美人看来，不就是违反规则吗？更不用说，日本企业是后来者，是欧美占据市场之后再加入的。欧美企业创造了市场，是在该市场上生活的原住民，日本企业绝不能只为了自身利益，将欧美企业的森林变为不毛之地。

4.学习传统商法

京瓷的创始地是京都，京都有许多保持了数百年信誉的老字号企业。由它们作为传统继承下来的“京都商法”，至今仍有许多内容值得学习。

据说，一家著名的酱菜店每天只开两桶酱菜。早上店铺开门前，就有顾客在门前排队等候，但是，当天的量一经卖完，即使还有顾客排队，也照样关门，店员只好说：“想买的各位，请明天再来吧。”酱菜一旦批量生产，风味就会改变，店家很清楚这一点。为了维护质量，他们有意控制产量，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情况。这是“买卖不超量”的经营思想。

上午结束生意的话，能尽早为明天做准备，傍晚就可以参加文艺活动或干脆游乐了，培育街镇文化的闲暇由此而生。

别的经营酱菜的商店虽然还有很多，但每家都有各自独特的风味，都有自己忠实的顾客，都能维持自己的买卖。这里的竞争，与其说是量的竞争，不如说是质的竞争，也是个性的竞争。以质的差异，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这就是所谓“分而栖之”。因此，只生产有限的产品，维持合理的价格，生存完全没有问题。

京都点心和清水烧等也是如此。要保持手工制作的风味，就只能生产有限数量的产品。这种为有限的客户专心致志制作独特产品的老字号，在京都为数不少。保持最佳品质，在独创性上相互竞争，再小也要确保独自的市场，老字号就这样守护着自己的传统。

拥有独自的市场，分而栖之的做法，就是自己不受侵犯，也不去侵犯对方的市场。“真正的商人须知：对方立，我亦立。”这是江户时代中期活跃在京都的思想家石田梅岩的教诲。梅岩的思想被称为“心学”。所谓心学，如其字面意思，即心之学问，就是了解内心的活动，正确地控制它，由此实现幸福。直到现在，有关心学的讲座，还经常在京都的街镇举办，会场就设在普通的商家，讲师也是街镇的人。

京都是日本最早城市化、最早构建成熟商业社会的日本“商人道”的发祥地。京都具备触及经营核心的伦理，就是不做驱逐竞争对手、只顾自己赚钱的事。因为这种行为会招人怨恨，事业也不会长久。

5.独创和克制

这种传统商法，同当今日本企业的行动不同，其基本的差别之一就在于“是独创还是模仿”。我认为，日本企业的模仿体质催生了市场至上主义和过度竞争。

也就是说，一旦一家公司凭借新技术、新点子获得成功，其他企业就会马上紧跟追随，竞相生产类似的产品。因为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只要进一步琢磨、改良，降低成本，那么，同样的产品，价格做到比先行者更低是比较容易的。此外，还可以进入先行者创造的市场，展开市场占有率的竞争，也就是上演所谓“同质化竞争”。

先行者一旦懈怠，市场就很快被其他企业夺走，因此，为了抢先占领市场，确保市场占有率，势必在批量生产上展开激烈竞争。大家都扩大产能，增加产量，整体上，生产能力就会超过国内需求。这样，国内饱和的产品，就会暴雨般倾销海外，成为扰乱海外市场的要因。

这种模仿体质，即“横向看齐”体质形成的原因，或者说独创性不受尊重、不被重视的理由，后文再谈。但是，这种体质，至少在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进程中，在引进海外的先进文化与先进技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当然，许多日本企业并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尽力活用欧美先行的基础研究的成果，制造了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但是，顺着类似的路线，一味赶超外国的时代已告终结。生产类同的产品，在既有市场上你争我夺，这类竞争被抑制的时候到来了。拿相同的产品，打入先行企业开拓的市场，蜂拥闯入人家企业活动的市场，从根本上抢夺先行企业生存的基础，这样的行为，日本企业必须慎重地加以节制。

不必担心中止这种同质化竞争会降低社会的活力。只要在新的领域，展开创造新市场的竞争，展开研发独创性产品的竞争，就可以了。只要开拓新市场，日本就会充满活力。

要降低风险，提高投资效率，模仿是有效的方法。要发挥独创性，创造市场，这方面的竞争则伴随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创造性的技术革新和创意，会孕育新的需求，产生新的经济价值，必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角。

今后，日本企业必须克制不知餍足的霸占市场的冲动，尊重他人的独创性事业，要在新的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和别人竞争。

巨型企业为了让自己受到世界的欢迎，同时，也为了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社会，它们必须自我克制，它们的行动必须慎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于维持公正的秩序和整体的发展，日本企业已经到了必须承担责任的阶段。

6.为什么独创性不受重视

那么，为什么模仿会在日本如此深入扎根呢？一种说法认为，原因在古代水田稻作农业上。首先拿水的管理来说，稻作农业中，需要大家在同一时期一齐采取相同的行动。这种方法保证只要不误农时，就能获取收成。只要模仿大家的行动，就能得到相同的收获。在这里，独创性不重要，要紧的是集团内部的“和”以及勤勉。

还有，明治的近代化过程本身也是原因。明治的“文明开化”是从外国传入的，新奇的东西、优秀的东西都是国外产品，舶来文化是大家憧憬的对象。因为对近代生活的向往，所以大众对舶来品的需求旺盛。但舶来品价高量少，为了满足这种向往，模仿欧美产品，由国产品取而代之的需求也就产生了。

即使是日本企业已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今天，这种崇尚舶来品的习性依然如故，特别是在医疗、药品领域，“欧美技术最好”的观念至今仍有影响。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的是对技术人员的评价标准。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前，即1955年到1960年前后，那是我实际经历的事。当时，只要听到欧美已经制造出某种东西的消息，半年或一年后，就能做出同样东西的技术员，被认为最优；看到产品样本，就能够做出同样东西的技术员次之；拿到产品实物，能够制造出同样东西的技术员属于第三等；最差的技术员是看着实物，还是做不出来的人。

然而，欧美没有的、独创性的技术，反而得不到好评，在获得欧美认可之前，这样的技术被忽视是常事。也就是说，能做出与欧美同样的东西，会受到最高评价，而独创性则不是赞赏的对象，这种偏见至今仍存在。当然，银行也不信任本国技术，而政府认可的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则很容易获得银行的融资。

另外，自战时、战后的管制期以来，政府对产业管理的苛严，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日本把资金、原材料的供给，技术引进等政策称为产业政策。国家的方针是指导业界横向划一，遵守秩序。服从指导，没有独创性的企业反被称为好企业。实际上，如果不遵守规定的方针，企业甚至无法开展经营。

即使到了战后，在许多行业，政府依然进行严格的管制和指导。新的技术研发，要在政府的认可与保护下，由整个行业协同配合、一起行动，这已成常态。而且，这种技术开发也是外国已经先行成功的，或者基本构想已经成熟、确认一定能成功的项目才能优先。新事业的申请，要到行业里绝大多数企业都能实施时，才能获得批准。

这一系列制度，让所有企业都感觉到：独创带来的风险太大，想要获利，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放弃独创，选择模仿。

7.尊重个性

日本企业在海外大量销售的产品，大部分不过是模仿了欧美发明的技术而已，这种批判，至今仍然尖锐强烈。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一批判完全正确，但觉得它基本符合事实的人，恐怕非我一个吧。

不仅是技术，消费者和社会的动向也是如此。许多企业家都是在美国获得开展新事业的启示的。敏感的经营者很早就注意到，在美国流行的东西，用不了几年，在日本也会被大众接受。为了搞到有关的信息，他们频繁造访美国。

如今，日本社会已开始与美国并肩于世界的前列。在日本流行的东西，畅销到国际市场的例子也有所见。日本的技术储备和技术人才，其水平基本也能与美国不相上下。尽管如此，某些事业遍布全球、实力强大到足以君临天下、身处世界顶尖地位的日本大企业，至今仍在模仿别人，遭世人耻笑。

如果说日本企业缺乏独创性，那也不能归咎于日本人缺乏独创性。外国企业之所以能开发独创性技术，能开拓独创性事业，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定要这么做”的强烈意志，以及尊重独创的氛围。日本企业要一扫模仿之风，革新开展事业的姿态，那就要在注重基础研究的同时，构建催生独创性思维的机制，加紧人才培育。

这个时代，已经可以汇聚全世界的人才，在全世界组织研发了。在日本，能够明确表达自我主张的人才也在成长，只要营造合适的企业氛围，接纳这种富有个性的人才，就一定能够推进独创性的研发。

尊重独创，重视个性的经营，同反思与日本企业独特的雇佣制度融为一体的、过度的“公司中心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从集团利益优先，转变为重视个人，建立以个人良知为基础的、健全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根基。同时，这件事情，与从极端的、以生产者为中心的运营模式，转向消费者、大众利益第一的运营模式，呈现表里一体的关系。

但是，尊重独创的风气，一朝一夕是难以形成的。

35年前，在京都的一隅创业时，京瓷是一个仅有28名员工的小微企业。大企业人才济济、资金充足，批量生产很容易组织。所以，如果在相同的领域生产仿制品的话，京瓷与大企业竞争，就好比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们必须做大企业不做的产品。

我们采取与一般企业相反的做法。京瓷刚创业时就立志“成为开拓者”！我们不靠模仿，模仿绝无生路。京瓷做别人不做的事，走别人回避的路。重视独创，发挥个性，不模仿别人，研发自己独有的技术，以此成为世界陶瓷行业的技术领军企业。我们怀揣梦想。我坚信，正因为有了这一梦想，才有了今日的京瓷。

8.尊重“异能”

要在日本社会培育独创性，只靠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全社会都要重视个性，重视培育独特的创意，并施行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注重个性及独创性，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在日本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和个性，是否受到了尊重？我认为很值得怀疑。独特的创意意味着打破常识，所以，最初不管怎样都会受到批判。实际上，如果经不住通常的批判，不能证明其有效性的话，独特的创意就无法在现实中落地。

为此，需要有强韧的个性。另外，重要的是培养能够明确表达自我主张的人才，营造接纳这种人才的社会风气。“枪打出头鸟”“顺权势者为俊杰”等教条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忽视个性，重视集团的“和”，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对这些习以为常的庸俗社会里，比如日本，独特的创意刚发芽就会被连根拔除。

比如在学校，从教育进度，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在遵守集团秩序的名义下，无不要求步调一致。如果有人做不到，就会被无情抛弃。这样做，自然会出现厌学的孩子。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同，无论吃什么、学什么、喜好什么、擅长什么，都有差异，这是理所当然的。

以升学考试为目的，教师训练学生，让他们都能自动填写符合一定模型的答案。选择学校，档次也是根据学生的偏差值排序，自动匹配的。至于校风和教育内容，则是放在第二位的。通过拼命努力，在考试大战中获胜的孩子，他们走进大学以后，除了分数，还具备自己独特的专长，这种可能性就极小了。

近年来，人们倡导价值的多元化，允许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但是，无论社会还是家庭，个性鲜明、自我主张强烈的人，仍然会被斥为认死理、神经质、不听长辈言等，从而遭到大家的疏远。做老好人，不争论、不起冲突、安稳度日，这些才被认为是人生智慧，是值得推广的日本式价值观。而自己独立选择，采取与众不同、风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被容忍，在整个社会也是不受欢迎的。

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对于尚无先例的、基于崭新理念的提案，不是积极采纳、推荐奖励，而是先搁置、放着再说，或者持保留态度，或予以限制。日本盛行横向平等主义、先例主义，要养成尊重独创的风气，还需很长时间。

如果真要培养独创性，就必须重视不同寻常的、打破常识的思维和创意。换句话说，就是尊重“异能”。必须容忍与众不同的意见，容忍与常识相异的观点。但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常识，追求同一模式下整齐划一的成果，而推进独创，则需要与此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