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
邓公当年很有远见，在1980年1月的政协茶话会上就说过——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
只是邓公可能没有料到，40多年后的今天，物质相对充裕的人们对于整个八十年代的怀念，却如此分裂。一方认定，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不堪回首，再加上后来的混乱和动荡，就算是相对自由开放又有什么用；另一方则认为，那是最浪漫、最好的时代，即便物质贫乏，但至少有一股傻逼式的热情，精神饱满到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天子骄子”，这就够了。
壹
批评者各有各的姿态与缘由，但怀念者却基本口吻一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比昨天过得强，对明天有希望。
顾城在《一代人》中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进入八十年代前，黑夜漫漫，没有方向，无数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淹没在不可抗拒、迎面扑来的黑色洪流中。
改革开放推开一扇门后，微弱的光明穿透高墙进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天黑了太久，所以突然看到光明，管他是温馨的阳光还是灼人的烛火，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扑了过去，即便是飞蛾扑火，也很知足幸福。
在一片废墟上，看到了初升的太阳，那是怎样一种体验？在暗夜中看到一道带着亮光的缝隙，又会是多么心潮澎拜？
贰
亮光自上而下，来之不易，心潮澎湃则具体而微于每一个细部，每一个渺小的个体。
很多人对崔健1986年在北京第一次演唱的那首《一无所有》记忆犹新：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你应该也记得北岛在《回答》中掷地有声的表达：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人们大概也不会忘记极具颠覆性的王朔那混不吝的劲儿：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这是《橡皮人》开篇的第一句。
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表面的相似。煲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头发和胸和屁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这是《致女儿书》中的劝诫。
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这是《过把瘾就死》里的直白。
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这是《知道分子》对现实的批判。
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再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这是《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中的豁达。
……
不管是崔健还是北岛，抑或是王朔，以及很多个或出走他国或见证了那个年代的青年一代，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是穷书生，又都认为自己是在继承“五四”的传统，探讨一个社会理想问题。虽然理想很渺茫，但“舍我其谁”的热情在，一切就皆有可能。
叁
步入新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怀念八十年代，多半是因为稀缺。不仅稀缺理想，也稀缺热情，更稀缺因理想和热情而饱满起来的种种。
在知乎上，看过不少人讨论八十年代。最好的回答，还是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一段说法：
我一直认为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遣、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
选择瞄准未来、轻装前进的“崔健们”、“北岛们”、“王朔们”，并没有能真的告别过去，而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更深切地读懂了八十年代，读懂了它的底色与独特性，并因此对当下的时代多了一份情绪。
崔健说，《一无所有》成为一个里程碑，只是托那个年代那个情境的福，其实并没有什么。而反观今天，崔健更多的是批判。“因为理想已经死了，活人可以被尿憋死了，灵魂可以被利益憋死了。”
出走的北岛，开始反省当年那句“我不相信”，因为振奋人心之外，还是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对于今天，北岛更多的是无奈和失望。“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即，可感不可知的。”
至于王朔，任尔东西南北风，还是一副混不吝和痞子的姿态，偶然骂骂记者，时不时口出金句被人热追，还能跟女明星闹闹绯闻。对于王朔来说，八十年代到今天，火不火还是一样。因为“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说好话，讨好谁，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内心舒服，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谁谁，你又不是我爸爸！”
比较起来，崔健、北岛、王朔算是幸运的，还有机会或批判、或失望、或一无既往。很多人英年早逝，很多人流落他乡，很多人籍籍无名，仅有的热情也埋葬在了八十年代。
随着一代人老去或离去，我们也终于和八十年代傻逼式的热情不告而别。
肆
告别容易，但热情的消退却是要命的。
八十年代，电视还很少，电脑更稀罕，智能手机更是天方夜谭，文学、哲学却经历了一个爆炸期。因为在红宝书盛行了半个世纪后，突然有一天，巴尔扎克来了，马尔克斯来了，《第三次浪潮》火了，猝不及防的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只为买一本《哥德巴赫猜想》，或送人，或传阅，或抄录。就连那些年追求的姑娘，在意的不是出身，可能只因一首小诗便托付倾心……
八十年代的混混也比今天的高逼格，看谁不顺眼一脚踹翻，地上的那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想必写得一手好诗吧？”
现在不同了，不仅创作诗歌的氛围不再，连同文学本身，也早已失了地位。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匆忙，忙着赚钱，忙着成功，忙着房子，忙着生，忙着死。诗意的栖居？别闹了！
八十年代，港台文化流入了，西方文化流入了，还在懵懂地自问自省的人们，穿着单色调衣服，带着蛤蟆镜，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路向西，还是掉转头拥抱被砸烂的孔家店？这个时代命题，困扰着当时的年轻人，因为国家的方向，就是每个人的方向，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思考，也从来没有如此诚挚热烈过。
新时代的今天，虽然物质充裕了，但焦虑成了时代底色。官员阶层焦虑着自身的官阶与出路，企业家群体焦虑着如何与政治打交道，白领们焦虑着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打工者则焦虑着能否顺利拿到微薄的薪水按时回家过年……而这所有的焦虑，看似因人而异，却也有着不可不察的某种共通性——对未来愈发强烈的不确定性。
八十年代的朝气和阳光，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今天，我们的脸上，多的是精致的世故与世俗。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不过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最后以已故前总理写于八十年代的两句话，作为告别：
“有的人不曾以强力取胜，却以真诚、忍让、善良感人，其实，这是生活中真正的强者。”
“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埃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应这当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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