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毅锐的更新设计：与产业斡旋的十五年

德胜门内外有两条街，北边出城的叫做德胜门外大街，南边在城里的叫做德胜门内大街。德胜门内大街恰好横跨连通什刹海和积水潭的水道之上。似因水道所限，德内大街其实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街”，这在老城内并不多见。另外，这条路虽然被叫做“大街”，但其宽度却受到后海与西海的分界桥“德胜桥”的严重制约（全宽11米）。在2007年前，整条路实际可用车道宽度仅有6-7米，两车交会错车尚且困难。如果是按元代“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的标准^[1]，别说“大街”了，连“小街”的标准也很难达到。

注[1]：此句引自元末熊梦祥的《析津志》，再根据单士元的《故宫史话》，元代一步以1.54米计算，所以大街应为36.96米，小街应为18.48米。

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二环路建成时，德胜门内大街还不承担城市主要交通，是一条偏安一隅的街坊邻里之路。但随着北京快速发展，人们对德内大街的未来也有了不同看法。1999年的北京控规把德胜门内大街规划为50米宽的城市次干道；而同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中，德内大街又被划入了什刹海保护片区当中。那么究竟是要拓宽道路谋发展还是保留道路护格局呢？

最终，为了缓解二环路和中轴线交通紧张的现状，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政府决定依照控规对德内大街实施拓宽工程，包括两侧建筑进行部分拆迁、拓宽街道、加强市政设施建设等。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对德内大街拓宽项目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这也使得德内大街同时扮演了保障交通功能与保护历史风貌的两大重要角色。

2006年，德内大街的改造任务已经箭在弦上。设计师廉毅锐，就这样来到了德胜门内大街。

在清华建筑学院读书期间，廉毅锐曾在规划系的研究小组里学习，参与了什刹海保护片区的规划。后来又在建筑系栗德祥教授门下经历了多个城市设计和人居环境积极化的实践。当时的小伙伴们：李亮、范嗣斌、霍晓卫、吴博后来也都在不同的城市更新建设中各当一面。

面对当时的德内，路怎么个开法，开哪里，开多宽？拆建的幅度如何把握？这些是首先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此次开展设计的廉毅锐并未按照控规中沿路取直的规划方式，而是要尽力保留德胜门内大街原有的略微东北-西南走向的“斜街”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拓宽道路。他带着图纸沿路逐一走访了每间房屋，对因道路拓宽而要拆除的房子进行仔细核对，并将老房子之间自然的进退凹凸关系保留了下来，有意地在道路两侧保留一种“微微抖动、错落的界面”。拓宽的马路满足城市交通的尺度，而两侧保护下来的胡同肌理，还能够随着步行节奏展开，保持着照顾居民在地生活的尺度。

除了街道的拓宽，周边房子的风貌整修也是此次项目的重点。廉毅锐对“风貌”的理解并不是如照片一样的静态审美，而首先是一个合适于相应生活场景、能够方便使用的环境。在满足使用之后再进一步注重单元大小和材料质感，包括青砖的色彩、屋瓦的更换规则、门窗栏杆的色彩、配用何种反光度的金属等。可以说，如何实现色彩和材料的新旧共存，是他对于历史街区的“风貌”这个策略性大词汇的分解化、具体化的理解。

“形式”的符号样貌不知不觉排在“种类”的运用之后，这其中的合理性在廉毅锐的口中是源于“历史延续本身就是长期使用的、时间累积的、不故意的外在反映。”

在离开形式构图优先的习惯之后，就很容易形成小拆除、小加建的朴素设计手法。面对几公里长的一整条街，廉毅锐理解这将是北京一系列不停歇更新中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形成古都整体气质，建立老城街道基质的工作。在形成基质的过程中，需先讲好共性的故事，不追求某个局部的个性表现。局部的跳脱可以留待日后逐渐对于“点”的进一步破解与调和。

为实现一条长街的共性整合，廉毅锐设计了一套较为简单，且便于操作的工作方法：他将整修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房屋问题进行了分类与编码，按照更新的不同手法，编制成了一套字母与手法对应的系统。比如，是保还是修，修还是换，换还是拆，拆哪里，拆多少，是否补，补什么，每一个房子，每一个门墙，每一个屋檐地脚，都有一个特定的适合它的字母组合。同时，还有一些共性的准入红线导则：例如不使用高反光率金属材料如不锈钢门窗，店铺招牌不可高于坡屋顶屋檐等。只要按照这个组合就能既符合建筑的具体需求又符合街道的整体氛围^[3]。

注[3]：编码组合中可以细致到哪一个房屋的院门是保留还是新建，院门是随墙门或如意门还是蛮子门，门窗是维修、保留还是更换，屋面瓦是全保留还是更换其中百分之多少。

最终，这些设计举措被编制成了可读文本，以便施工队按图索骥，保证改造效果的统一和项目施工的效率。就这样把一个绵长大街的改造，变成了各部分改造的总和。在完成这个总和之后，就具备了下一次在某些“点”追求个性的基质环境。

一系列小动作，汇成了项目的整体气质：熟悉和陌生兼具。仅仅是这些新和旧的关系，原本在学术界也会是正反讨论甚至交锋很久的话题。但就在这样一个一个具体微小的手法下，这些对立获得了少许弹性，回避了针锋相对，从观点走向了实操。

由于道路的拓宽，原来藏在院内的一些房子的山墙面显露在了德内街边，成为了门面房。长期以来街道界面都由房屋的长边来构成，虽然传统的建筑范式中，山墙面并不惯常有开门开窗，但是现在因为拆除，房屋短边临街的情况大量出现，山墙不开启门窗的合理性传统被现实商业和生活需求的非理性现状挑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了街面上。

街道的商业潜力不仅仅关乎小老板的收入与富足，还同时决定着周边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与街道界面的活力与生气。因此，这次改造在朝向街道的山墙面开了足够的门窗。此种形式无疑有利于街道生活内容的开展。

城市的更新是要改变面貌还是增加活力？这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其实只是分了先后顺序的手段和目标，可以努力找到一个共同的答案。

这个答案廉毅锐谈起过：“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指尊重长期街道的气质表现总成，这个总成来自于生活在地。生活从没停下过，更没有时光倒流过。更新可以符合这个历史的气质，更需要诚实面对‘真实生活’的追求。这个追求是头尾交接，滚动前行的，很难做到大跳一步，跃进千里，也完全不需要有意建个明清一条街，脱离当下生活，在迷茫中追溯过去荣光。在物理改造中，熟悉和陌生的交错模糊好一点。类型分别归位，形式可以创新，尺度必须准确，材料主次清晰。”

2007年12月，历经一年半改造的德内大街顺利通车，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人行道上换上新的青砖，又换上新的树种。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种上花草，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大街了”。除了德内大街的改造，老城中还有其他片区的改造更新也都在奥运前夕陆续完成，北京打扫好了屋子，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在此期间，德胜门内大街作为连接什刹海地区参观者的重要承载街道展现了良好的古都风采，呼应着“人文奥运”的赛事精神。

然而，“风采”并不能完全解决长期存在着的吃住行等各类民生问题。2009年，北京老城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过12平方米，这还是包括了新建的住宅楼房。在胡同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洗澡难、做饭难、如厕难……在德内大街改造的项目中，廉毅锐曾遇到很多居民在所住院落中的加建违建，既不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美观也不符合规范。然而每一个加建背后又往往都是切实的生活所需。一次建设行动，应该能够确实对居民以及片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更新不是美化运动，在实践之中廉毅锐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通路之桥，彼时还在迷雾之中。

德内大街拓宽是老城现代化发展的缩影，开发建设带来了交通车流、带来了商业资金流、也带来了居住人流，强流汇聚使得老城却是更加热闹，也更加的拥挤。

2010年，北京颁布新的区划方案，宣武区和西城区合并成为新的西城区。这里面的因由与降低老城开发力度不无关系。在此之前，因各行政区有自己的财政、业绩等需求，西城区建立金融街，东城区发展王府井，崇文区要建立新世界商圈，宣武区要建立传媒大道。

政府一直以来想要推动老城人口疏解，而原住民大多弱势，要想真的缓解老城压力，就需要内外合力，既保障城内的基本居住安全和舒适度又加强城外的建设成熟度和吸引力。

德内大街改造前后的那两三年，廉毅锐还密集主持设计了西四头条到八条历史保护区规划、新街口东街、赵登禹路等多条重要街道的改造。这些项目，问题多样且复杂度极高，打开了他的建筑视野，提高了他对设计之外的土地、产权、文物、客群等一系列概念的认识。

“难”是老城更新给他留下的最大感受。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都在驻场，“德内大街走九遍”是常事。除了对房屋的留改拆要审慎留心外，还需持续观察，不断思考各种利弊。居民的绅士化人口置换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商业氛围与古城风貌如何取舍？还有老城经久难解的居住舒适性问题，改造牵扯到的经济动能问题，美化之后的获益可行性与持续性问题……这些难解的问题都让他不得不重新考量以老城风貌更新拉动城市发展的道路选择。

什么才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呢？廉毅锐的目光从老城转向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新城新区建设中。在此后几年间，他连续实践了好几个新区项目，包括通过商业综合体、政府办公来拉动片区，通过会展中心来拉动片区，通过优秀学校来拉动片区等。这些项目相比老城项目少了一些条件上的复杂性，能够快速汇聚资源、开展行动。或许当时廉毅锐自己也想不到，在新区建设中获得的这些经验，最终还是应用回了更新之中。

2012年，地铁6号线开通，直连北京老城与通州新城，为老城转型与人口疏解打好基础。北海北与什刹海车站的相继通车也缓解了德内大街的交通压力。德内大街从一条典型商业街变成基本只服务附近居民的生活街道。从百度地图时光机中可以看到，基于日用需求的各类商业业态“野蛮”生长，有水果鲜花、饭馆酒楼，有房产中介、电动车行……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延绵，总有一些商业招牌并未遵循改造方案定下的规则。不论是平屋顶或是坡屋顶，一些商家把招牌立在了屋檐之上，使得原本高低起伏的坡屋顶风貌被一排十几家店面的招牌完全遮住。

2015年，德内93号院民宅的房主偷挖地下室发生坍塌的事故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深挖基坑时支护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不仅导致房屋自身坍塌，还造成了周边毗邻的德内大街、民房、礼堂等道路与建筑的破坏。这次事件是老城自主更新的一种极端情景，它使执政者意识到，若不尽快进行老城的转型，不仅难以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可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决策，“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同年，通州正式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规划筹备也在悄悄酝酿。此时中国的城镇化率早已超过50%，逐渐从增量提速转向了以存量提质为主的发展新阶段。在中央自上而下的政策领导下，老城进一步推动人口疏解、商业疏解、风貌恢复的各项行动。

与此同时，廉毅锐在新区建设实践中，偶然接触到了产业园区的项目。与过去几年从事的商业综合体等比较起来，产业园区好比城市的油井，是供给和产出的，而不是消费和吸收的。在这些项目中，他敏锐地意识到，产业是一个城市孜孜不断产出能量的地方，就像发动机提供给四个轮子以及车厢内乘客以动力。忽然，长期摸索探寻的更新动力答案，在产业园区项目中曙光乍现，廉毅锐开始广泛展开对城市发展中资源、资本、管理的观察和思考。

于是，又是更新，却是更新的另一种模式——从功能植入和内容产出入手。引入新的城市功能、承载新的产业内容。城中有许多老的工业片区、以及被称为工业遗产的老旧厂房，它们都是工业用地与工业遗存，是产业经济回归城市、再次生长的潜在落脚点。这些零散的空间并不如新城的用地来的阔绰，而是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廉毅锐心中有种愈来愈强烈的预感，新的小规模存量工业用地和用房的更新改造，将成为城市吸引新产业的精锐部队，未来将形成“分散、共享、小型化、碎片化”的新型产业模式。

在增量的项目中，资本的运作，资源的处理是核心；而在存量项目中，社会资本进入更为关键。政府的推动力最终需要社会资本的大量响应，进而推动市场化进程，建立个体或团体之间的社会关联，是盘活存量的重要资源。

2016年，著名导演贾樟柯决定在他的家乡、中国著名的古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平遥，发起一个国际电影节。贾樟柯说，他以前一直是各个国际电影节的游子，现在希望在家乡建立一个自己的电影节、电影宫。

这个电影节不仅要有自己非西方的艺术特质，也要有自己非西方、非复古、非工业、非消费文化的建筑特质。新的文化符号结合着贾樟柯对于电影产业的长久期望，竟落脚在了一家废弃柴油机厂。

老旧厂房的改造从来都是建筑设计师们的最爱，这里设计的自由度往往很高，不少人选择大展拳脚、展现自我。然而这次平遥的改造，廉毅锐仍然采用了一种非常克制和隐身的策略，努力地把新的设计元素分散藏入原有工厂建筑中去。即使是红毯时刻需要的典礼场所，也使用了最为朴素和平民化的青砖大台阶。时代留存下的工业遗存气质，与为电影节量身打造的种种功能空间悄然融为一体。

这次的更新，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设计心态：模糊是最好的一体性。

没有哪一处特别突出特别具有个性，而是一群个性不鲜明，装扮不出位的群演的群戏。这是座你一不留神就会忽略它存在的一个建筑，就像一部电影中的舞美不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对建筑学形式感的刻意追逐再一次悄然退位，在幕布边安静站着。

这个退位包含了大量在前期策划和预判中对于古城的空间类型研究、合规研究，以及与空间相对应的生活特点商业特点研究。这部分工作的强度和深度是隐性的，却是有效的。

电影宫的落成，为古城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此之前，平遥古城内的商业业态多数是民宿、咖啡馆、餐厅，与其他古城别无二致。而电影宫不仅带来了与电影节和电影行业直接相关的活动，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全新的人群结构，意味着全新的商业机会。同时，电影宫填补了古城内大型公共空间的缺失。在非电影节期间，电影宫召引艺术相关活动的作用，还丰富了当地居民的公共娱乐方式。不仅城里的节事活动会选择在这里举办，充气城堡游乐场、春节庙会、迷你KTV、娃娃机等城市商业综合体中常常出现的娱乐设施也现身古城，来此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平遥古城，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与现代娱乐生活接轨。

这次更新的经历，为廉毅锐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挑战：产业能否进一步分散、更加小型化？能否进入更小一级的乡镇以激活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乡村存量用房能否更新承载产业内容？

2019年，廉毅锐为乡村复兴论坛寻找会址，最终也是落脚在山西沁源县的一个废弃化肥厂。这座化肥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投入使用，如今荒废在村中。以工业遗址作为乡村复兴论坛会址的想法，打破了从农业生产、生态观光角度发展乡村的刻板印象和简单思路，其背后也是对产业复兴的重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村一产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个村炼钢，那个村做玉石，这个村做建材，那个村做红木。产业是乡村经济收入的来源，也是维系村民社会关系的纽带。复兴乡村的产业经济、社会关系，才真正是振兴乡村的关键。

一直以来，人们以二元论的视角来讨论城市与乡村，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但随着这些年城市扩张的速度逐步放缓，城市的建成区与乡村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相同之处。两者都注意到了存量，都有着自发生长的邻里关系和历史脉络，也都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取舍拿捏、本地居民与外来资本、文化的真实与虚假等种种矛盾。更为迫切的是，城市与乡村都面临着产业的更迭：那些正在消失的和想要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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