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就是穷人思维！

撰文 | 张禹洪 中欧商业评论特约作者

责编 | 施杨

十几年前，有次我去西北某省公干，在长途汽车上目睹了一场“可乐罐中大奖”的可笑骗局。乘客除了我之外，从衣冠可辨都是本地的乡民。彼时离热片《疯狂的石头》公映已过去一年多，在现实中看到六七个人以不同的角色几乎将电影中的场景复刻下来，感觉尤其荒诞。

当时心想，他们的剧本是来自《疯狂的石头》，还是闭塞到根本不知道有这部电影，他们的表演仅仅与电影中的场景来自同一个源头。车上除了做局的那几个人之外，便是无动于衷的乡民和我，显然他们的目标是我。我一言不发并津津有味地看完整部“小品”，他们见我未上钩，竟主动与我寒暄，并友好地一一与我握手，提前下车了。

同一年也是坐大巴车出行，坐在我前排的“半瘫”老汉“捡”到了一袋美元，牛皮纸袋里面全是百元美钞，他口齿不清地表示要去大同三院治病，并询问这些绿色钞票的价值。周围几位乘客一边讨论起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一边掏出钱来欲与老汉换钱。尽管他们的表演很逼真，但并没有人上当，于是不久，他们也就一起下车了。

两幕乡间小品尽管让人忍俊不禁，也在我脑海留下一个问号，即这些人的表演实在太好了，他们有这样的才智和投入的精神，要是干点别的事情，也能小有所成吧，何苦在大巴车上自欺欺人呢，他们这样做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

如果有更多的钱，

会用来做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在2011年出版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个现象：“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时过境迁，吃不饱饭常常不再是穷人的标签，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生活上还有哪些不同呢？作家乔治·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这样描述穷人的生活：“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

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在诱惑着你。”

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在《贫穷的本质》中说：“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

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于是我开始怀疑，那些极少数乡间无赖卖力表演的低劣诈骗行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娱乐，准确地说是自娱自乐。现实中更普遍的是赌博，这类社会牛皮癣在基层社会中屡禁不止，甚至将场所搬到网络社交工具上。

如果不愿意出远门打工，少数乡间无赖通过犯罪“游戏”，让农闲时光并不那么乏味，如果有猎物上钩，那真如中了彩票。比这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则是旧中国的匪患，比如几十年前的湘西地区，那些“老实巴交”的穷苦庄稼人并不把劫杀过往客商当作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更像一起做“游戏”，甚至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仪式。

表面上，这些行为有经济上的“理性”的自利目的，实际上还有超越理性的、更深层的心理诉求。这种心理诉求又与贫穷互为因果，彼此缠缚。《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也提到，“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

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说：“印度婚礼的花费是众所周知的。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婴儿出现死亡的时期，人们制定了葬礼应花多少钱的社会规范。根据传统，人们只需将死去的婴儿简单埋葬，但要为死去的老人举办隆重的葬礼，葬礼所需费用为死者一生的积蓄。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费用，便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

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再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即使死者生前没有挣过钱，情况也是一样的。这表明，葬礼的花费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葬礼所花的钱越多，人们来年就会变得越沮丧，而他们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辍学。”

同样在我国不少地方的农村，也有把丧事办成村中节庆的陋习，比如摆流水席，并请戏班唱三天戏。在老人在世时不那么孝敬的子女们在操办老人葬礼的花销上同样也很铺张。这些现象指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做？

游戏难以用理性来解释

荷兰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其巨著《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中指出，绝大多数人类行为都存在着与游戏扯不清的关系。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就拿语言来说吧，语言是人类为了交流、教化和发号施令而首先形成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言谈和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精神在物质和心灵之间持续‘放电’，似乎在玩这种神奇的命名技巧游戏。

每个抽象表达的背后，都蕴藏着最丰富的想象力的比喻，而每个比喻都是文字游戏。就这样，通过对生活的表述，人类创造了另一个与自然界共存的诗意世界”。他甚至认为，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生力量——法律与秩序、商业与利润、工艺与文艺、诗歌、智慧和科学，都源自神话和仪式，都植根于游戏的原始土壤中。

游戏本身是不能用人的理性来解释的，因为小猫、小狗也会一起玩游戏。赫伊津哈还驳斥了各种关于游戏的猜想，这些猜想的出发点均假设，游戏必定是在为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服务，虽然很多学者都强调了游戏不涉及功利。

游戏不是“平常”的生活，它作为临时活动插入生活，这种活动能实现自我满足并在满足时结束。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本身有时间限制，“游戏开始，然后在特定时刻结束”，和文化一样，游戏有固定形态，它传播开来，形成传统，无论何种游戏，都可随时重复。“游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在于这种重复功能 。”赫伊津哈说。

不仅如此，“比时间限制更醒目的是空间限制。所有游戏都是在游戏场所中进行、在游戏场所中存在……竞技场、牌桌、庙宇、舞台、银幕、网球场、法庭……在形式上、功能上都是游戏场所，即隔开，围住奉若神明的禁地，特殊的规则通行其间。所有这些场所都是平常世界里的临时世界，用于进行与外界隔绝的活动……所有的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

游戏的人则在规则中扮演某事、某物和某种行为，这是“仪式”一词的原意，而演出或行动的内容即为“戏剧”，意思是在舞台上再现的行为、行动。此类行动，可以是表演，也可以是比赛，以严肃的态度从事“不严肃”的事。

赫伊津哈认为，玩游戏的乐趣，令一切分析、一切逻辑解释束手无策，这可与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同样发现的“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相印证。

而在吃不饱饭不再作为贫困标签的今天，没有多少钱的人往往并不是时间上的穷人，他们有巨大的人口基数。相反，中产及以上人群常常是时间上的穷人，除了与前者同乐的王思聪。海量的没有多少钱却有时间的人，不但让流量明星一夜暴富，也催生了《奔跑吧兄弟》这类让明星做游戏的热门综艺，这个土壤中还崛起了拼多多这样的新贵电商平台，以及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稀缺的陷阱

一个互为因果的事，即如果一个人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各种“游戏”，那么他将情愿或不情愿地“活在当下”。“游戏”常常是隔绝眼前生活现实和苦恼地避难所，同时它填补时间上的空洞，使得生活没那么乏味。

让人感觉愉悦的游戏往往是廉价的，它为生活带来平衡的同时，也带来短视的后果，让人在小范围中自我重复，进入“稀缺”状态，即每一次决策，表面上是为了对付生活中稀缺，结果又加重了这种稀缺。正如那些在交通工具上行骗的人，为了赚钱，明明有更好的选择，这种低劣的骗术就算坑到一两个人，但绝不可能使他们致富。正如投资领域最流行的错误观点——“钱多的话就价值投资，钱少的话就赌一把。”

哈佛大学教授森德希尔·穆莱纳桑在《稀缺》一书中指出：“正当人们感到他们缺少某种东西时，他们的思维会受到影响。缺的是什么并不重要，感到自己缺钱、缺朋友、缺少时间或卡路里都会使人陷入类似的‘稀缺思维’中，而这种思维恰恰才是稀缺状态一直延续的本质。”

也就是说，“稀缺思维”导致的格局限制，限制住了人的眼光，这并不是一个智力问题。相反，底层的“智慧”常常让人瞠目结舌。明末著名文人王铎在《大店驿》一诗中写道：“世乱人多智。”

可以想见，此前他经历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旅程。在今年同时也是第一部斩获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中，来自底层社会的一家人也把他人的善良当作愚蠢，视机谋当本领，并感慨“只有上流社会才有资本这样愚蠢吧” 。

如果我们用游戏的心态来面对现实的日常生活，以不那么功利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这有可能是打破现实困境的方法。人们常常把结果看得太重，同时又幻想着一步登天，这是一种自欺状态。他被这个结果给“定义”了，这要么使他畏缩，失去行动力，要么使其做出极端的行为选择，甚至违法犯罪。

相反，以严肃的态度做事，而事情本身并不被视为严肃的，尽管有目标，将目标细分为最微小的步骤，但不以结果为导向。这可能是走出“稀缺陷阱”，摆脱穷人心态，结束自欺状态的心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