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了一个东亚年轻人都能共鸣的词：扫兴父母。《人物》在八月发布的一篇读者征集内容中，展示了诸多被父母扫兴的瞬间，激起了广泛的讨论。“扫兴父母”无疑是东亚文化中常见的亲子关系，它的典型指向了东亚文化中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集体主义下的互依自我。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1981）一书中对于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传统住宅有过一段描写：“美国人的住房通常都有个或大或小的院子。院子周围有些矮树，却很少有高大的院墙。……大多数中国人的住宅都有高大的围墙，从院外只能看到屋顶，坚固的大门把院内同外界分开，……避免过往行人的视线进入内院。美国人的室内讲究个人活动空间，……私人空间是不容侵犯的。父母在孩子的房间毫无行为自由，而孩子同样也不能私自闯入父母的领地。相反，在中国人家中，私人权利几乎不存在。……不仅父母有权干涉子女，子女也有权动用父母的东西。……（总之，）美国人在家中的活动范围是有严格的个人界限的，但家中与外界却并无分界。相反，中国人在家中的活动范围并无界限，但高高的院墙和双重大门却把他们同外界世界隔绝了。”许先生的描述生动地捕捉到了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下自我跟他人关系的有趣不同：一边是内外群体的界限较为模糊，但个体之间的边界清晰而严格；另一边则是，把内外群体区隔开的那座围墙高大坚固，而围墙以里，内群体成员之间亲密无间、不分你我。今天的文章，心理学学者王芳将与大家探讨，除了思维方式，文化是如何进一步塑造我们建构自我的方式的？打个比方来说，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围绕着自我建构起来的宇宙，毫无疑问自我就是那个宇宙的中心。与此同时，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比如说父母、伴侣、子女、朋友等等，他们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呢？文化心理学家认为，有两种方式最具代表性：一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趋近但独立，就是彼此亲密但有界限，相互之间的区隔是明晰的，即相对于自我，别的人都是他人，这种自我建构方式称为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另一种则是紧密且交融的方式，就是彼此之间的界限不那么明晰，双方的自我有一部分融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自我是不独立于其他人的，他人是他人，也可能是“自己人”，总之是相互依赖在一起的，这种自我建构方式称为相互依赖的自我，简称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典型的西方文化里，人们整体更偏于独立自我建构，而典型的东亚文化里，人们整体更偏于互依自我建构。独立自我建构（左）与互依自我建构（右）（Markus & Kitayama, 1991）独立自我与周围的他人及环境相分离，是内在而稳定的实体；而互依自我与他人和社会情境不可分割，因而是不能单独存在，同时弹性、灵活和可变的。当面对其他人时，互依自我既可以把他人包容进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也可以把他人只看作他人（杨宜音，2003）。这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人与人的关系会随着亲疏远近而发生变动。独立自我强调彰显个人的独特性，重要的是去表达自我并实现个人目标；而互依自我则强调归属于某个群体，更重要的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重要他人的期望以及整个群体的目标。这可能就是“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区别，一个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成功，另一个则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实现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比如，美国人崇拜孤独的牛仔和运动明星，而我们会更崇拜一支取胜的队伍或者团队的领导者。对于独立自我来说，他人是评价自我的重要参考，对于互依自我来说，他人不仅有助于做出自我评价，更是定义自我的来源。研究发现，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例如北欧、西欧以及北美的人，会以更多的个人元素或特质来表述自己，如“我很忙”“我很强壮”“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来自东亚、非洲和南美洲等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倾向于以他人眼中的我以及社会身份来表述自己，比如“我的家人老说我很忙”“我的同事觉得我人不错”“我是我妈的乖女儿”等等（Triandis, 1989, 1990; Trafimow et al., 1991）。再比如，你的微信用户名是什么？不然就是用真名，不然就是用昵称，还有一种，会叫“豆豆妈”“妞妞爸”之类的…… 其实这就是在用社会角色、身份与相互关系来定义自己，此时自我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以及情境中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如果跟那些相依赖的人分开，或者失去了用以定义自己的社会联系，我们都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此外，我们也会对与我们有关系的人格外敏感。在一项实验中，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参与者被要求分别想自己、母亲以及一个公众人物。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结果显示，在思考自己时，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被激活，这是一个和加工自我信息有关的脑区。但是，与西方参与者不同的是，中国参与者在想到自己的母亲时也会激活这个脑区（Zhu et al., 2007）。换言之，对于中国人来说，母亲与自己在大脑的表征上是难以区分、浑然一体的。与此同时这也说明，浸润在特定文化中，我们的大脑过程甚至都会受到影响。总之，互依自我将个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深度的合作将零散的个体组织为一个“同生死、共荣辱的共同体”（许倬云，2018），就像我们常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以让群体实力最大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也因为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关系网络上的位置，就不会有孤立失落之感（许倬云，2018）。不过，这种相互依赖甚至共生共存的关系也可能存在副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心理意义上的“自我-他人”边界不清。举个例子，前几年有档综艺叫《我家那闺女》，大概形式是一些女明星或女运动员在前台进行生活展示，而她们的爸爸们则坐在第二现场观察评论。看了几集后，感觉是一个大型催婚催育现场，也是上一辈和年轻人价值观的对撞场。即便这些女性已然经济独立、事业成功，但在多数父亲们的眼里，结婚生孩子依然是她们人生的必选项。其中有一集的嘉宾是Papi酱，她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重要他人，比如父母、孩子、伴侣，如果再加上自己，按照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排个序的话，你会怎么排？Papi酱的排序是：1. 自己，2. 伴侣，3. 孩子，4. 父母。此言一出，第二现场的爸爸们就炸了，集体不认同：首先，把自己排第一，自私！第二，把父母排最后，不孝！第三，把孩子排伴侣后边，媳妇老公可以换，孩子肯定是自己的啊！他们全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把伴侣和自己放在很后面。其实，Papi酱的排序特别符合现代婚姻家庭心理学的观点，当然这肯定有个体差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里说的是普遍来说倡导的排序。首先，健康的自我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一个人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各种社会身份，包括妻子、丈夫、父亲、母亲，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其次，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婚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核心家庭重于原生家庭，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的孩子和父母都能在关系中受益。而且，在所有这些关系里，伴侣是唯一你能自己选择且陪伴一生的人，而孩子和父母都应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父母的排序也是如此，多关心自己和伴侣，而不是把所有重心都放在我们身上，未来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不关心或者不重要，所有能被排进来的人都很重要，而是倡导每个人都自爱，都经营好自己和小家庭的生活，而不要过度介入别人的生活导致边界不清。很多人把父母或孩子置于伴侣甚至自己之前，想一想是不是诸多家庭矛盾的原因。大概少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像中国人一样，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如此之深，又如此之纠结，再如此痛心疾首。当彼此的自我强烈纠缠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亲热是亲热，但因为没有空隙，最后很遗憾地可能演变成互相伤害。父母和子女，在传统的奉献和索取、控制和被控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可能性？那或许就是，既有边界又有联结，每个人都自主自由，但相互之间又关爱与交融。当然，我们不大可能也没必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个体主义文化下那种完全的独立自我，而是结合东西方、传统与现代，努力建立起一种亲而不密、感情互惠同时精神独立的关系，或许才是更为理想的适应。到这里讨论的都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在同一个文化内部，也会存在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比如说中国的南方与北方。2014年，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讲的就是中国的南北方文化差异（Talhelm et al., 2014）。第一作者是一位美国人，他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助理教授，在那之前，他曾经在广州和北京都分别待了很多年。在广州和北京居住的经历令他观察到，虽然都是集体主义文化，但中国的南北方似乎也存在不小的文化差异，于是他就做了一系列研究来进行比较。那如何来区分南方和北方呢？他采纳了一个解释文化差异的生产方式假说（mode of subsistence hypothesis）。近年来，新兴的文化功能性视角认为，文化是人类用以适应环境的强大工具（e.g., Varnum & Grossmann, 2017），比如不同的文化可能分别适应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猎人来说，个人行动往往比集体行动更有价值，而对于农民来说，相互合作与集体行动则更有价值，于是，狩猎文化往往比农耕文化更倾向于个体主义（Berry, 1976），相反，后者更倾向于集体主义（Bond & Smith, 1996）。中国整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但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却在南北方有所不同，我们都知道南方主要种植水稻，而北方则以小麦为主。这个研究就认为，这种耕作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北方的文化差异（这个研究提出的理论后来就被称为“水稻理论（rice theory）”。到这里，根据你的体感猜一下，是北方还是南方更集体主义？这个研究的答案是：南方。研究者使用了一系列指标，控制了包括气候、经济在内的一系列混淆因素，最后发现南方水稻种植区的人要比北方小麦种植区的人更加具有前面提到的整体性思维以及相互依赖的自我建构。对此研究者的解释是：水稻种植与小麦种植对应着迥然不同的耕作体系，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劳动力投入最为突出。稻田需要持续的供水，农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设灌溉系统，并协调各人的用水与耕作日程，因此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基本不需精细灌溉，更轻的劳动任务也让麦农无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给自足。因此，水稻种植的历史可能使该区域的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则使当地文化变得更加独立（Talhelm et al., 2014）。后续研究也基本认可南方整体更为集体主义的结论，如表现为对朋友更优待、内外群体的心理界限更明显、家族意识更强烈等，但也提出了其他解释机制，比如认为这一差异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中心南迁有关（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如果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应，那么当环境发生变化，文化会不会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呢？研究发现，有可能。即使在一个文化内部，以纵向时间维度来看，都可能发生小幅的波动，而驱动因素之一可能是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针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美国人的个体主义倾向会在经济繁荣时期进一步上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所下降。在经济繁荣时期，美国人更有可能给新生儿取独特的、不常见的名字，更重视培养儿童的自主性，更渴望看起来与他人不同，在同期流行的歌曲中也会表达更高的自我中心倾向，这些都是高个体主义的表现（Bianchi, 2016）。研究者解释，经济不景气会增加不确定性，人们会寻求抱团取暖、相互依赖；相反，当资源比较充沛，人们就会更追求独立和彰显自我。那么，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吗？一些证据表明，似乎有，例如父母们给新生宝宝们取的名字越来越独特（徐江，任孝鹏，2016）。但是，最近发表的一个研究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个研究分析的素材是自然语言，使用的是谷歌的Ngram项目，这是一个开源的语料库，其中包含了从1500年到2008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语言正式出版的约800万本图书。它就像一个搜索引擎，输入特定的词汇，就会输出这个词的词频按时间变化的图表，从而可以分析出反映在图书中的文化变迁。最近的这个研究就考察了从1950年至1999年间（2000年后语料库的计算方式有所区别就没有纳入进来）体现在中文书籍自然语言中的文化变化。结果，跨越5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变得更倾向于个体主义了，集体主义文化仍在延续（Hamamura et al., 2021）。这一结果提示，至少以正式出版的书籍这一文化产品来看，个体主义的上升也许并不是社会现代化的普遍结果，至少在中国，集体主义是可以自我维系的。另外一种解释是，不同的文化产品可以捕捉到不同的方面，例如邻国日本，在当代日本人身上既可以观察到代表个体主义的某些方面（如自我表达）的增加，又可以观察到反映集体主义的某些心理倾向（如情境决定论）的增加（Twenge, Zhang, & Im, 2004），也就是说呈现出日益兴起的个体主义与传统较高的集体主义并存的现象（Hamamura & Xu, 2015）。这似乎暗示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可能并不是一个维度的两端，而是正交的，二者可以在同一个文化甚至个体身上同时存在（e.g., Vignoles et al., 2016）。对于群体而言，文化帮助种群适应环境，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些许流变；对于个体而言，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成长、生活，绝不仅仅意味着继承了一整套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文化锻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自我，甚至大脑运作的方式，文化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群体成员，或许，是文化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
*本文摘选自看理想App节目《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第18讲，内容有删减和调整，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观点和讲述请移步至相关节目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即可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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