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烨对谈施展：马斯克是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一）

主持人：大家也能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埃隆·马斯克传》，它是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非常重磅的人文传记，也是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做这场对谈的契机。

对于埃隆·马斯克这个人，外界的评论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争议性。喜欢他的人可能非常喜欢，那不喜欢他的人，对他也会很关注。总之，他是一个大家谈论时绕不开的人物。我先把抛砖引玉，先向两位老师提一个问题，我知道两位老师都看过这本《埃隆·马斯克传》，能不能从各自的角度谈一谈读完的感受，要不我们先从尹烨老师开始。

尹烨：好的，两个突出的感受，第一个是从这个书本身透射出来的，就是这本书不装，这个很重要。我们中国的历史老师强调，有完人，有圣人。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仆人眼出无圣人”。再伟大的人，也要一日三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样的传记能让我们真实理解到一个人呢？这个人可以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传记不能够脱开他的社会属性，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血肉的人，你会感觉你们之间的距离不会特别的远。这个很重要。其实不仅仅是《埃隆·马斯克传》，像是《基辛格传》《奥本海默传》，我看完了都是这种感觉，这种不装的传记，其实更容易让大家能从中学到点什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一会儿我想展开去讲。因为我知道要跟施展老师对谈，施展老师是大观学者，是研究历史的，我其实更愿意去跟他讨论，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能出这样的人物？

不管是现在讨论马斯克，还是十年前我们讨论乔布斯和讨论盖茨这些人，这些创新者，他们真正推动世界的历史背景，它的社会，它的经济，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资本和它的包容性，是怎么做的？这可能是留给我们所有人，包括今天中国在讨论科技创新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刚刚尹烨老师其实为我们延展出了很多问题，接下来对谈中我们都会一一展开，那下面也请施展老师您谈一谈，读完这本传记之后，您的一个感受。

施展：首先，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童年时代的经历能够给他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像马斯克小时候跟他爸之间的关系，然后实际上他后来一系列的努力、一系列奋斗里面，一定是包含着一种动力，就是想要以某种方式向他老爸证明自己。他老爸是一个未必在场的在场者，未必真的在旁观的旁观者，就是马斯克潜意识里面很可能是在那样一种注视之下，在做他的一系列努力。

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算他的另一部分童年记忆，就是他对于那些科幻著作的阅读。马斯克本人会给我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他特别工程师思维，而且工程师思维到了极致，工程师当中的工程师。但就工程师思维来说，通常它是不以这种奔放的想象力为诉求的，它是以对一个任务的精确执行或者完美实现为一般追求。但是马斯克却有一种超凡的想象力，他所有的工程师思维都用来实现他那些超凡的想象力，而且想象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工程师思维，是来自于他童年的一系列的阅读体验。

从这个精神分析角度讨论，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不是一直试图在逃离他的父亲。同样在今天，他的各种努力都是试图逃离人类给定的一个命运，就是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最终就以地球为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星际性的存在。他一直试图逃离那样的童年阴影，是不是最后转化成一系列努力，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讨论，这没有任何依据。

主持人：我觉得两位老师都提到了有共性的一点，不管是施展老师您刚刚谈到马斯克的童年阴影也好，还是尹烨老师您提到这本书透出的那个真也好，其实都反映出来，我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马斯克，他绝对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有普通人身上的弱点甚至是缺陷，甚至还有超越普通人身上的那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来阅读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奇点，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如此源源不断持续去进行创新？他好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一点是什么样的看法？你们觉得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例？还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存在这样的土壤或者环境来孕育这样特殊的人物，这也是尹烨老师在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一个问题，两位老师可以展开，从这个部分来聊一聊。

尹烨：对，我觉得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从今天的科技基础来看，我们看到马斯克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的确会让我们非常艳羡，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他的确实现了，比如提前让电动车可能推进了十年，当然，中国最近的新能源车跟得也很快，而且在产业上和功能上都有反超的可能性。

但是我还是讲，要把科技两字拆开来讲。美国是科，Science，他在原创性发现方面，就是从0到1方面很强，但一旦做出来，中国人在1到10到100很强，这个叫技术工程，这个我们跟得很强，也很快。

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互联网时代这40多年来，差不多每5到8年，就能蹦出一个我们可以如数家珍的人物，比如说盖茨和乔布斯，这俩是1955年出生的，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是1964年出生的。

贝索斯其实一样，也想做一个上太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恰好1969年的7月20日，阿波罗登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觉得真的可以上月亮。当盖茨和乔布斯他们恰好到了可以去接触到很多很多世界，并且他们开始做主的时候，恰好是PC（个人电脑）就要切入的时候。1971年英特尔的8088做出来，大家开始有可能真正把这个电脑做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那我们可能更加要去看到，像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是不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个体就是必然的呢？

实际上，在我来看，马斯克个人是个偶然，但对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必然，一定有人可以按照这样的轨迹向前去突破。只不过大家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喜欢去造一个神，或者我们特别容易高估一个近期，而低估我们的一个远期。在我来看，只要这个土壤还在，那我相信这样一些推动历史进步的先驱者，他应该会时不时就会给世界一个惊喜。

施展：马斯克这种人，实际上他是有一系列特质。首先他肯定是非常聪明，是一个天才的头脑，但在人这个物种里面，这尹烨老师肯定更熟，它应该是有正态分布的，就是你的智商能够达到哪个程度，它是有一个正态分布的。任何时代都会有这个样子的人。然后再一个，马斯克有这种超凡的意志力和想象力，这个同样也是正态分布的，就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你只要给定的人口基数足够大，也都会有类似的人。但问题是，什么环境、什么情境能够让这种人被激发出来？

一个是外部大的环境，就是外部的制度条件、整体社会的运作逻辑等等一系列，另一个方面，也跟一些内部的个人动力有关。

实际上我一直也很关注尹烨老师提到的几个人，还有一些他刚才没有提到，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比如像乔布斯。他是叙利亚人的后裔，最起码是混血，而且是个养子；像Google的创始人，那是俩俄罗斯移民；像马斯克，他是个南非人，南非移民；然后像扎克伯格，他是个犹太人。所有这些人，你会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从他的这种身份属性或者他在社会当中所处的那个位置而言，都是一种很边缘性的人群。

非边缘性的人群跟边缘性的人群相比，边缘性的人群里面，似乎这种天才能够迸发的几率比非边缘的人迸发的几率更大。实际上，我们再切换回我个人更熟悉的思想史领域，会看到好多人，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人看来，他就是个神、是个全才。但实际上，从身份来说，他是一个马其顿人，马其顿是“半野蛮人”，或者说他是马其顿跟雅典之间的这种“半野蛮人”。

然后再比如奥古斯丁，这是基督教神学的第一大神学家。但他是一个非洲人，且不说是不是意大利人，连欧洲人都不是，是个非洲人。再比如在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几个人之一，卢梭。在那时候的法国人看来，除了巴黎全是农村，而这个卢梭，且不说不是巴黎人，他连法国人都不是，他是个瑞士人。那会儿的瑞士，在当时的欧洲看来，那绝对是农村当中的农村。然后像那时候英国最牛的那些大学者，比如休谟、亚当·斯密，还有伯克，或者是爱尔兰人，或者是苏格兰人，没有一个是英格兰人，就全都是边缘性的存在。

以及我们所知道，所有那些伟大的了不起的犹太思想家、科学家，都是边缘式的存在。越是边缘人，他就越有一种被中心人所鄙视的或者说无意中对你是一种俯视的姿态，未必是有意的，但下意识对你会是一种俯视的姿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人就尤其有一种自我证明的动力，他的动力会比中心人的动力更足，因为他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一样。那么同样我们会发现边缘人出的企业家的比例也是大于他在这个总体人口当中占比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外部环境，怎样的制度条件、怎样的社会条件易于让企业家能够激发出来，再一个是内部的条件，就是什么样的生存处境、什么样的个体意义上的生存处境，让他这种证明自己的动力能够更加十足，从而他的那些天分能够释放、能够激发出来，在马斯克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好的一个案例。

主持人：我觉得边缘人这个视角，的确是听了施展老师提到的这个角度之后，对我也是一个启发，包括我之前看了很多关于分析马斯克创新和成长的内需力，很少从这个视角放置到一个大的历史，甚至是种族这样的背景下去研究。

尹烨：其实谈到基因这个话题，的确我们每一个人，比如就拿社牛还是社恐来看，它很多也是由基因决定的，就是你天然会不会分泌很多催产素，催产素有一个俗名，叫抱抱基因。如果催产素高表达，他就容易很嗨，是这样子。

所以从欧洲看吧，最开始中心是罗马，然后开始往外扩，那个时候高卢人、德国人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野蛮人、蛮族，包括英国。后来英国逐渐吸收了大量的“蛮族”，后来派生了新教，也出来好多的清教徒。然后他们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大家就坐着五月花去开拓新大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今天变成了哈佛和MIT。在美东的这一批人又进一步再向西部走，加州已经是美国买下来的最后一块地了。那么加州今天变成什么？我们能看到斯坦福和硅谷。

其实都是一群最了不起的人或者说最有斗争精神的人，不甘于在自己原来的地方，被别人看不起，想不断地去证明自己。最后大家在加州开始集聚。然后美国有一种好的制度，他对移民是掐尖的，也不是谁想去美国就能去的。然后这批人最后觉得地球放不下了，大家开始讨论德国发明的V-2导弹，我们能不能往天上打，这就造成了后来的阿波罗登月。登月以后，我们要上火星，我们还要成为多行星物种。

刚才施展老师有句话就点到了，正态分布，基数越大，天才越多，贝索斯当时讨论到，如果我们能有1000亿人口，不是现在的80亿，我们可能就会有100个爱因斯坦，那么我们就可能走出银河了。他是用这样一个角度，还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规律上去抓他的贡献，所以我想马斯克也恰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出来的一颗非常璀璨的星。

同样你看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我们建立起来一个超大型城市，就是深圳，其他地方都有城市。深圳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今年。那同样的，最早去深圳那一批人一定也是过去混不好的，比如说国企，如果混得好，他不会去。

那个时候，我爸给我讲一句话，叫“龙下海、虎上山、孺子牛进机关”，他的意思就是说鼓励大家要去下海。所以你看今天的深圳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民企，包括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也包括我所在的华大。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会发现还是蛮有趣的，就是都在“移民”，包括城市之间的这种移动。你能促使一批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们讨论的事情就有可能打破过去的一种边界。

这个在施老师的《枢纽》里面，把这个问题写的还是非常清楚。就大陆文明、海洋文明，中国是很奇特的，这几个文明都有。所以当讨论一个人，就人论人看不清楚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的视角拉长，把维度拉长。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么去看问题的时候，你看到的就不是一本传了，你看到的是在一个人身上所带来的整体的、一种史的一个掠影。

主持人：对，其实作为一个创新者，他是一个典型，但是他身上同样带着这个时代或者是带着历史必然的基因，或者是带着人类创新的一个缩影。包括您刚刚提到深圳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尹烨老师的这个创业大本营和基地是在深圳，那深圳在中国的话，也是一个创新者的沃土，我觉得他也是创新者抱团的一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也会拿深圳和美国的硅谷做一个对比，因为硅谷也是众所周知的创新高地。那比如说是不是像这样的土壤就容易孕育像马斯克这类人？

尹烨：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还是要讨论大环境。改革开放已经45年了。这45年，中国的确多了好多企业家，尤其是这些民企，他们的确在世界上给我们证明了，其实中国人在不管是科学、技术、产业、全球化，都可圈可点。讲到这个问题，我倒想问问施展老师，你觉得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更接近于今天美国这样的一种创新环境？大家一般会认为宋朝或者是唐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展：我不知道，你说得接近美国创新，这里面你是把美国提炼出哪些要素？

尹烨：一个就是我们讨论的这种包容性、多元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因为其实我看你写的《枢纽》这本书还是蛮费脑的，基本上把所有学都揉进去了，但是科技这部分，说实话是我看到了是最少的，所以我恰好希望把这块补一补。

施展：科技这部分我在里面讨论不少，但我核心不是在讨论科技，我讨论的是科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然后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说，可能还真是宋朝。

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唐宋之变。唐宋之变有很重要的两个技术背景，一个是生产技术的跃迁，使得江南这边土地被有效开发、人口变多，而且这些人主要是几次大战争中迁过来的人，新迁过来的人来不及形成强大宗族结构，于是建立了一个平民社会。

生产技术上的变化，从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回过头来会直接影响到政治逻辑。平民为主的时候，豪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会受影响，因为皇上跟豪族之间天然是一个对抗性的关系，只有豪族能够反治皇上，平民是没有能力反治皇上的，所以皇上会愿意利用平民来压制豪族。所以江南有平民社会之后，皇上就开始大力在平民当中往外选拔人才。

同时皇上要想往外拔人才的话，还有个条件，就是知识传播技术的进步，它使得整个大宋能够读书的人的基数变大了。

读书人的基数变大了，可用的人才基数变大，这就像1000亿人里就能出现100个爱因斯坦。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当中朝廷可用的人才数量也变多了。同时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宋代又是对思想牵制最少的一个时代。

这几个要素加在一块，第一，是你的平民社会，个体的上升通道被打开了。第二，知识传播和技术进步使得读书人变多了，基数变大了。第三，对思想的牵制是最少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去创新。外部的环境也有了，几个条件加在一块。

当然宋代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唐代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佛教的最高峰时代，佛教的最高峰时代意味着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儒教面对佛教的挑战前所未有的大，因为佛教所提供的那一整套的宇宙观、世界观实际上比早期的儒教要宏大很多，而且逻辑体系要完备得多。那么儒教要想重新再翻过身来的话，你必须得对佛教给出的所有挑战给出有效回应，如果不能给出回应的话，实际上你也就完了。

好多人说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为什么？因为当时宋儒很好地回应了佛教的内心挑战，把儒学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就意味着什么？前面说的这个平民社会，你的上升通道比较多。第二个，是这个可用的人才比较多，因为读书的人多了。第三，思想的牵制比较少。第四，有这种积极健康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如果没有这种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的话，儒教会故步自封。竞争性的思想市场一出现，儒教开始形成了一个大的跨越，在几个要素叠加在一块，某种意义上，宋代确实跟今天美国可比。

尹烨：真的，要去讨论历史的时候，还就得这么讨论，历史不是就背几个人名，背几个年代，还是要看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其实我之所以问施展老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说，好像马斯克干啥成啥，这么多公司，

一个两个的，你做电动车也成，做新能源也成，做SpaceX成，做脑机接口也成。

但实际上历史上这样的全才也有。比如宋朝有一个大师，我也是后来专门是去参拜了他一下，活的岁数很长，叫苏颂，一个科学家。他是差不多跟苏东坡是一个年代。大家下次去厦门，可以去看一看。他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天文钟，叫“水运仪象台”，这个东西9米高。如果在今天来看，他确实也是集大成者，也是一个通才，又官至宰相，其实你对一下这些人的背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要素，其实都是具备的。

施展：刚才尹烨老师提到宋朝苏颂这样一个案例，还有另外一个反向的案例，就是明朝的徐光启，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去朝拜了一下，在上海市中心徐家汇，徐家汇这个名字就是从徐光启来的。在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公园，叫做光启公园，徐光启的墓在那里以及还有一个徐光启纪念馆，进到那里面你可以看到徐光启他所做过的一系列的工作，了不起的人物。

可能大家以前也学过的，就是几何原本是他最先翻译的，他跟利玛窦等一系列传教士合作，最先翻译了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的书。然后有人问他，你翻译这玩意干嘛？这玩意有什么用？他说，这用处可大了。你看洋鬼子打炮打那么准，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整套方法论，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依赖的方法论。

1609年的时候，伽利略刚刚发明了望远镜，刚刚用它来看到了几颗卫星，然后徐光启就跟皇上建议说，咱得多造一些望远镜，这玩意绝对有用，这跟得太近了，这个效率太高了。

徐光启后来不被皇上重用，于是他又自己去搞屯田，搞屯田的时候，他又写农政全书，就是一系列非常具有工程师精神的那种讨论，把这些弄完了之后，换了皇上了，又把他启用了。启用了之后，又给皇上建议说，我们要跟葡萄牙人学造大炮，从澳门那边把葡萄牙的这个炮师给引来。跟他们学造大炮，以及让他们来训练我们的炮手，结果就是依靠他引入的大炮，靠他引入的这些炮手训练出的士兵，最后袁崇焕才能够把努尔哈赤打败了，那场就是用的这些葡萄牙大炮。

之后，徐光启就推动皇上说，咱要大规模引入这些东西。当时如果不是有别的人撤走的话，徐光启是有机会建立起一支现代火炮部队的，而这支火炮部队建立起来，那么明朝再续命几十年问题不大。

但那个时候，皇上不信任任何人，于是在各种党争下，没多久，徐光启的一系列努力又作废了。徐光启还认真地拔着出了一个人才，叫做孙元化，孙元化对于这些大炮的使用也很了解，而且自己也出过一系列的书，就是写这个火炮该怎么用，里面有一系列的弹道学的知识，包括大炮上怎么装望远镜、基于望远镜怎么利用欧式几何来设定炮弹的射程定点等等。孙元化在他的书中，把这全都搞定了，但最后皇上因为一次别的事故把孙元化给斩了。

徐光启最后极度郁闷，被迫心灰意冷，这些事全都不干了。于是就潜心去修历法，他跟传教士一块儿修历法，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在用的农历，就是徐光启所修出来的。就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是全才，每个领域他都能做到非常顶尖，你甚至可以说跟世界的脚步也不差太远，但是在那样的外部条件之下，最后一事无成。

主持人：所以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一个成就，固然有他自身的这个天分使然，其实也必然要受到这个时代能给他提供的一个多大的空间。

尹烨：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你看今年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有2个人，物理和化学奖各3个。8个人里面有6个美国人，你一算，全是移民。两个是犹太的，另外4个都是从俄罗斯和东欧挖过去的，这种掐尖你受不了的。美国3.3亿人，但是如果他能把全世界各个国家自费培养起来的博士都给掐尖掐走了，这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模式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怎么能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这其实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要考虑的东西。

施展：实际上，正态分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差不多的。人的基因都是一样的，正态分布和基因等等这些问题，在尹烨老师的《生命密码》里面讨论得很多，大家想了解这个，可以去读这本书。

然后在正态分布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有些地方它更容易掐尖，有些地方更容易丢尖？这就不是基因学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一系列的政治学、社会学的问题，而那些问题，我在《枢纽》里面有讨论，我觉得这两本书一块来读“疗效”更好。

主持人：对，《生命密码》这本书，它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然后施展老师《枢纽》等一系列的书，它是从一个更广义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层次来谈，我觉得真的是要搭配阅读才能营养均衡。

尹烨：我们谈回马斯克，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其实海洋文化一直在呼唤英雄，而且投资者对于这种“英雄”是真金白银的，不是只夸夸他。我们有时候也说喜欢李白，但其实李白活着的时候好像没人喜欢，李白人人都喜欢，除了他活着的时候。

把马斯克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首先美国对于这种辍学生，他觉得你不辍学，不酷，但像我们做生命科学，包括您在高校，不是个博士、不是个教授、不是个博导好像都不好意思讲。不管你实际的能力多强，我先给你贴个标签，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在于他们真的有长线的资本。他们国家这个机制设计的也很好，有很强的所谓的遗产的一系列的制度，家族财富的信托制度，真的能看到一批人就是去鼓励投这些稀奇古怪出脑洞的东西。在美国，有很多这种直接投资。你看欧洲这几年，微创新很少，几乎没有太多的科技，中美反而都很强。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是直接投资，就股权就可以变成资本，而在欧洲，基本上是要通过银行，你要抵押，然后再去做，那这样的话，这个创业者创业整不好，我最后工作没了、财富没了、房子没了，恨不得老婆孩子都没了。

这个东西美国解决得很好。马斯克在他这个书里面，有好几次至暗时刻，但还是有一批人坚定地让他们走过来。也就是说，一群想改变世界的疯子，一群支持他们这些梦想的人，反正我钱已经多到一定程度了，我就希望你们能产生一些东西。再加上他们这种呼唤英雄的精神，这个倒是我们今天呼唤一下，十年前我们也问过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不出乔布斯，今天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马斯克？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环境，马斯克才能在今天脱颖而出？

主持人：你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是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马斯克？

尹烨：其实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我觉得他在很多的想法跟马斯克是非常接近的。马斯克那边，没有人跟得上他，因为他一直在考虑一个非常宏大的布局，只要这个布局本身是合理的，没有违反所谓的第一性原理。那我看到的是，我们董事长经常拿出来被吊打一番，所以最近还专门出了一个文，关于不能诋毁民营企业家，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个就证明，民营企业面对的舆论环境实在是不好，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呼唤。

有的时候我也吐个槽，我卖自己的产品，大家天天留言，你居然带货，我后来开玩笑，我这不是带货，我这就是卖货，这是我自己的产品。大家说，你是个商人，商人怎么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抑商的，原来是农排在最前的，但是到今天，不做商业、不做科技支撑的高科技商业，行吗？没有商业，利润在哪？没有商业，研发在哪？没有商业，工艺在哪儿？没有商业，全球化在哪？所以今天我们呼唤一种企业家精神，其实企业家真的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点。

主持人：就是又把这个思路打开了，延伸到企业家精神，其实也是我们开始谈论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孕育马斯克？我们变相也是在谈论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培育更多的创新者？

施展：对，人们很多都是寻求一种确定性，但企业家实际上是一个人直面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不确定性，来给别人提供确定性。

如果你确定这笔钱能赚到，那就不是不确定性了，企业家实际上是通过他的想象力来把各种不确定性组合出一种可能性。这种组合出来的可能性仍然背后有某种赌博的成分。我相信这个东西它有70%成功的机会，但30%这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概率。但是他敢于这么去搞的时候，此时，其他那些不敢这么去赌的人，实际上获得了一个以别的方式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而且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的话，如果对企业家进行抑制的话，它是不可能有任何想象力、不可能有任何突破的。

因为任何的突破，它都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前景，必须得有人承担这个不确定性，承担这些风险。那么翻回头来，承担这个风险的人对这个社会有着巨大的价值，但是当然其中这些人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可能性，以及面对风险的时候。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跟现在人们所适应的、所习惯的、所熟悉的很多玩法是不一样的，如果完全一样的话，这也无所谓创新了。

那么这位企业家，他在现实当中又有可能遇到一些为俗常所不大容易接受的东西，它很可能会有一系列这种表现。

马斯克在这书一开头就在说，所有那些被我冒犯过的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如果我不是这样一个性格，还能带来这些吗？

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直面风险，把那种不确定性以某种方式都凝聚在他的身上，他实际上承担了很大风险，企业家看上去很光鲜，那都是成功的，但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可能有10个失败的企业家。而且成功企业家再过一段时间他也有可能失败，因为真正的企业家会不断地去冒险。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这也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就是人群当中永远有一定比例的人，他愿意去冒险，他是风险偏好型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