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了，才看懂这本书里的爱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前段时间，米兰·昆德拉去世，首次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可能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这本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被翻译、引进中国，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熟知。

许多初看小说的人，都会被里面复杂胶着的关系所困惑，尤其是托马斯与特蕾莎的关系，它到底想要写什么？在小说出版40年后，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带着我们剥开层层叙事上的迷雾，去探索和发现，原来个人的情绪中暗藏着复杂的世界。情欲的“轻”与社会的“重”之间，是对于自由的本质性探讨。

01.

关系，是一种社会肯定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公共领域，从前面很严肃的政治话题、政治处境，“哗”一下就好像转变得很“轻”了。

这两点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是“相反相成”的。这时托马斯有一种轻量化、娱乐化的游戏性的需求，跟前半部分写的“性友谊”有本质区别。

在这时，托马斯在大家眼中有点类似英雄了，他那么受欢迎，变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人。他在一户户地擦玻璃时，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各种家庭，与不同女性（产生关系）。

如果用东方视角来看，特蕾莎和托马斯两个人共同走过这么多，发生了那么多的命运关联，托马斯应该对特蕾莎特别珍惜，有一种唯一性，这可能是我们阅读时会产生的一种期待。

但这种期待，我觉得可能有问题。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它其实是文字结构，是符号体系，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要完成艺术上的某种表达。

托马斯在这些与不同女性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当然也包括性自由。一般来说，在政治高压下，压抑、痛苦都需要释放。

要释放时，个人很容易产生问题。托马斯在特蕾莎那里，实际上很难获得释放。与那么多女性交往，其实托马斯就好像也处在了不同的社会处境里，（他体会到的）也是别人对他的肯定。

托马斯释放出来的，不是单纯的荷尔蒙魅力。他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对他的肯定，这是一种身体语言层面的共存。

书里直接写了这个问题，“他在所有女性身上找寻什么？她们身上什么在吸引他？肉体之爱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无限重复？绝非如此。总有百分之几是难以想象的。”

他用不上解剖刀了，然后，“一个女人喜欢奶酪胜于蛋糕，另外一个忍受不了花椰菜”，在这百万分之一的不同里，显示出了某种珍惜。

其实这里写了一种隐藏的东西，在一个专制体制里，要求板块化，要求同一性，要求一个声音，一个步调，一个姿态。但是托马斯追求的是差异，追求的是不同，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抗性。与那种板块化、把人削平的外部环境不同，在与不同女性的交往，体现出了一种反抗性的存在。

这是一个哲学化或者价值观的表达，这里的关键是，“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才显出珍贵”。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像以前写爱情，写唯一的爱恋，托马斯与特蕾莎愈发珍惜地在一起。这样写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轻佻很游戏，实际上特别庄重，跳出肉体这样看似简单的内涵，你会发现，这里体现出更深的价值。

书后面写：“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于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

前者是一种浪漫型迷恋，他们总是不断地在找自己的理想，又不断失望，因为理想是很难找到的。后者是放荡型，所有女人他们都感兴趣，这是一种收集性的心态，好像有关系的女性越多越好。

托马斯身上同时体现了这两点，他“收集”了太多女性，但追求多样性，渴求百万分之一的差异，又好像指向了那种浪漫型。但这两种价值观看起来又是绝对冲突的。

所以托马斯遇到的问题在于，他好像喜欢多样性，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那种顽强的、对“非如此不可”的坚持。特蕾莎实际是他生命里的“重”，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在面临不断的（与不同女性交往带来的）新处境里，他又渴望一种多样性。

也就是说，小说里写这个部分，没有简单化地写，不是说世界上只有这种人或是那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冲突。托马斯后来和特蕾莎的关系里边，也有起起伏伏。

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模式里，也可能具有一种非常多元的又同时单极的书写。书前面写的托马斯，可能更有这种自由感、多元多样性，而他又有着另一种人性。另外一种理想。他一直想寻找这个理想，却总是寻找不到。

02.

托马斯的内心深处，有人类所有的矛盾

这种写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到一个女人家里，托马斯跟她想上床，人家要挡一下，这让我想起乔伊斯。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里有一篇小说叫作“悲惨事件”，展示了欲望的混乱。一篇小说写得好，逻辑就不能是很单向或很简单的。

书里有一个先生，他很寂寞，妻子死了自己单身一人，就很希望能有点艳遇。他认识了一位中年女性，这位女性很有浪漫情怀先生，看到这个女人的打扮有些野性，他觉得天然地有一种（情欲的）可能性，两个人越走越近。

有一次，女人过来拜访他，在家里谈得越来越亲切。忽然那个女人一下子抓住他的手，顺理成章的，欲望似乎就要释放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先生一瞬间，心里理想自我好像出现了。他觉得自己是个绅士，便显出吃惊的模样说，你要干什么？好像突然就竖起了一座道德的高墙，那个女人好像被震住了，便觉得很羞愧。

这位先生其实心里很想跟她发生强烈的情爱关系，结果没想到却做出了相反的行为。这里打破了前面说的分类学，所以其实人的状态是很复杂的。

这个女人后来再没出现了。乔伊斯的小说最后，隔了六年，这个先生忽然看到一个很小的新闻，一个女人在穿过马路的时候，神情恍惚，被车撞死了。他一看就发现，报道说的就是那个女人，她这些年好像不太正常，生活得越来越潦倒，越来越不成体统。

这位先生的第一反应是，幸好当年没跟她在一起，要不然多么可耻。但是到了半夜，这个先生再想这件事情，忽然觉得很悲痛，他知道一切是自己造成的。

米兰·昆德拉写托马斯也是类似，他不会因为前面做出这些选择，就走向了一条不回头的单行道。后来他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托马斯内心深处，其实有着人类所有的矛盾。

这也反映到了跟特蕾莎的关系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巧妙的叙事，（张力）通过从公共领域一路下来，最后又转到两位女人身上，仿佛清晰化、具像化了。

但实际这反而变得更矛盾化了，把深潜的人性又深挖了一层。人在不断地在体会生命的时候，可能就不断地陷入到更大的迷惑与迷惘中。

后来，特蕾莎想体会到一种生活的死亡感，想与那位工程师，激发一种尝试性和探险性的感觉。而当托马斯经历过约200个女人，“曾经沧海”已经那么多，心理上已经变得有点小小的畸形，很难与女性交往了。

只有在不断寻找刺激时，他才又能成为一个强者，尤其这点：“他细细察看她长满红色雀斑的脸，在上面寻找女人被绊倒在地时的惊慌神情，那无法模仿的表情刚刚将一股亢奋传入他的大脑。”

托马斯是一个被现实的政治压制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成为边缘了，那种男性的主体感、控制感、拥有感都降低了太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托马斯要通过身体来感觉到，自己还具有主导性、控制性。

所以托马斯看到对方的“惊慌神情”，就感受到了一种性亢奋。他去洗澡时，女人告诉他，怎么放热水、毛巾、手套啊，就像女人变成了母体，在照顾孩子一样。在对方的无微不至的照顾面前，托马斯感觉到了一股本能的欲望，他还是想有拥有一种自在，所以他很希望单独待在浴室里。

所以这时，他反而希望一个人呆着，而不是跟那位女性缠绵。在这里，对方可能是想通过沐浴与他更进一步接触。但托马斯不想再逢场作戏，不想再安抚对方。对托马斯来说，在已经达到情欲高潮之后，他不想再触及大脑的反应。

03.

责任，让爱变得不自由

这很有意思，诗化记忆不光是肉体性的，“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

托马斯认识特蕾莎之后，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到达头脑的区域，留下哪怕是短暂的记忆，所以这就推出来一种反转的逻辑，“特蕾莎暴君般地独霸他的诗化记忆”。特蕾莎的独特存在，反而极大地限定了他的自由，限制了他可能释放的身体或者精神的自在。因为特蕾莎太想跟他合为一体。

但是在托马斯身上，更广阔地说，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情感状态、精神状态。人类经历过渔猎时代，也经历过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托马斯在用自身论证人的自由时，也不光是一个“文明”行为，在本能上，还有一些游牧时代的遗存，所以你看，实际上，托马斯对于特蕾莎的唯一性的追求，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自由的感觉。

在这里，这句话要仔细体会，“爱情故事只发生在做爱之后，特蕾莎发烧了”，发烧之后，特蕾莎变成了“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着河流漂来他身边”，一下就被神圣化了。

所以诗意记忆里有种隐喻，回应了书前面提到过的“隐喻是危险的”。这个部分也写，“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特蕾莎在托马斯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一种诞生的隐喻和意象，形成了对托马斯的某种统治性，这种统治性不是那种强者的统治，而是通过水面上漂来的筐里的婴儿一样，是一种让人触动的同情。

但如果同情没有转变成一种深切的爱，一种共同的、深切的情感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自由。

卢梭在《孤独者漫步的遐想》里有一篇文章，他回家时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乞丐眼巴巴地看着他，他给了一个硬币，第二天再过去时候，乞丐望着他，他的眼神好像更加期待了，甚至变成一种压力，卢梭又给了他钱。

结果到第三天，卢梭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潜意识地回避了这条路，宁可绕远一点，这样就遇不到这个乞丐了。第四天他又这么做，到了第五天，他忽然想起来，为什么自己无意识会不走熟悉的路，才想到这个乞丐的事。

卢梭会冒出来这个意识，不是为了钱，给硬币可以，但是当你面临一个乞讨者、一个弱者，你反复给钱时，人家就会产生更高的期待，这就变成一种义务，在大脑里产生了道德强制。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自由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里，在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关系中就隐藏着这个问题。书里的第13节，特蕾莎拿牛奶回来，怀里用红围巾包着乌鸦，就像吉普赛人搂着他们的孩子。

活埋半截的乌鸦，象征性是很强的，带有某种预示性，乌鸦不仅代表特蕾莎，其实也代表了托马斯本身，他们生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这样一个卡夫卡式的专制与专横制度里，这只乌鸦显得特别无助，特别无能为力。

04.

自由的核心：可以不做什么

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新变化，让托马斯能够体会到他和特蕾莎之间一些潜藏的部分。托马斯来到公司办公室，一开门看到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和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后者是他的儿子。

托马斯开始与他们纠缠，“这个地方不是我家”，整个环境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两个人就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读的时候，恐怕有一种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感觉，它在打开，中间有很多被触及的伤痛部分。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所以，“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托马斯问，“你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让托马斯屈服，这时候儿子也出来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他说现在有许多犯人受尽折磨，他想起草一份请愿书，上面有许多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签名，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

这里出现了来自下一代的代际变化。下一代代表未来的生活，抗议的青年精神。在这里，托马斯一下迎来了另外的选择，他可能变成一个勇士。

《不能承重的生命之轻》里写的“媚俗”，就是当人投入到所谓的政治抗议里时，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正义的、所有人都应该去舍身扑入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一个绝对律令的话，托马斯就无从选择了，因为他前面有“非如此不可”的东西。儿子说，请愿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国家还有一群男女无所畏惧，明确表明跟谁站在一起。

儿子说，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托马斯却说，你们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当年他自己写东西，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我不要任何人受惩罚。这不是我的初衷。”

托马斯想表达，我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乌托邦制造者，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思想的阵线和壁垒。他内心的初衷，其实就只有自己对于一样事物的独立理解。

对方（包括儿子）对他的期待，逐渐让他感受到，别人想赋予他一种崇高，一种神圣。他忽然在语词构造里体会到了自己，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被赋予的角色。

记者看到他的犹豫，表面还在恳求，但语气已经变成命令式的。儿子也说，你有责任签名。一旦说起责任，托马斯就想起了特蕾莎双臂搂住乌鸦的形象。

在这里，托马斯做出了最终决定。尽管都身处这么一个严酷的环境里，但是人和乌鸦有区别。（签名）不是托马斯自己的决定，而是环境赋予的唯一决定，因为儿子和记者用外在道义，让托马斯好像只能做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托马斯内心知道，不是这样的。

当年托马斯写“俄狄浦斯王”，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所愿，现在不签名。也是一种自由和自我选择所在。尽管对方的呼吁很强烈，但是，这是让人失去自由来做的行为。

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讲的消极自由。从本心上说，也许托马斯签这个请愿书，与他的价值取向并不太冲突。但是这个行为是被强制的和被命令的。在命令这个环节上，这与跟外部环境里的强制是一致的。

世界上有太多的二元对立，双方所描绘出来的，都是一种很崇高的的终极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却在这两极之间剧烈摇摆，很难走向统一的进步。

这往往是因为，看似对立的两极，却常常都采用一种强制的规定动作。对托马斯来说，自由的核心就在于，柏林所讲的，人类的自由，就是可以决定自己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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