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再不红，演艺圈还有救吗？

1945年，上海市，善终里73号。

这是一条浓缩着老上海独特风韵的巷子，来来往往的曼妙女郎，身着旗袍，手拿纸伞，行走在弄堂里，风姿绰约。

整个巷子里只有两栋别墅，突然，其中一栋别墅的墙头上，探出一个女孩的头。

女孩样貌端正、古灵精怪，这就是7岁的吴彦姝了。这一年，她跟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刚刚来到上海。

吴彦姝是在广州出生的，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

她的父亲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算得上是校友。回国之后，吴父做过生意，后来又加入地下工作，辗转到了中山大学教书。

吴彦姝的母亲也是民国时期罕见的女大学生，在大学里主修中国文学，还兼修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家政专业——教女子怎么成为一个旧时代的好太太。

自儿时起，吴彦姝就接受了母亲格外严格的礼仪教育：

吃饭的时候，碗要端起来，小指头稍微翘一点，筷子拿在三分之一处；喝水的时候，手要举起来，挡在杯子外侧，不能让人看见牙齿；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手绢，路上遇到人打喷嚏，要马上用手绢捂住鼻子……

但吴彦姝的童年生活的底色，并不只有严厉。

吴彦姝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女，因为父亲告诉家里人：“儿多母苦，不需要生多了。”他心疼怀孕受苦的妻子，也对封建思想中的“传宗接代”没什么兴趣。

父亲的新思想与母亲的旧风潮在这个家庭中交织，并在吴彦姝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吴彦姝7岁时，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允华”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一家人又搬到了上海。

在上海，她读的是震旦附小，当时还是一所教会学校。

小学二年级，她就随着家人去剧院，看的是梅兰芳唱戏，演的是《洛神》。

那是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后半生，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舞台。

台上的门帘一掀开，梅兰芳还没出场，台下的吼叫声就已疯狂。再到梅兰芳一亮嗓，每唱一句，台下就鼓一次掌，那是对台上人的钦佩与敬意。

小彦姝当时并不懂国恨家仇与戏好戏坏，只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能将女人演得这么好啊”。

那几年在上海，吴彦姝跟着家中长辈，看了许多“大家”的戏：“程派”的程砚秋、“张派”的张君秋、“麒派”的周信芳……

在那个百花齐放的年代里，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淬炼出的戏曲艺术，无声无息间熏陶着她。

后来，父亲的工作又变动到了山西医学院任职，自此，她跟着父亲，定居到了山西。

吴彦姝上高中时，父亲经常会带着她，去看山西话剧院的话剧。

那些年，她看过“中国话剧皇后”朱琳的《蔡文姬》，也看过戏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龙须沟》和《茶馆》……

看《茶馆》时，当三个老人撒起纸钱，舞台上高潮迭起，台下的吴彦姝泪流满面——她并没有完全看懂故事的内涵，只是单纯地被舞台上的氛围与演员的情绪所震撼。

在那时，成为话剧演员，就成了埋在吴彦姝心中的，一颗关乎梦想的种子。

1956年，18岁的吴彦姝高中毕业，恰好看到了山西话剧院在招学员，她心痒难耐，立刻去报了名。

“报名话剧院”这件事，在家里还引起了一场小型风暴。

在那个年代，“演员”这个身份还是不被大众认可的“三教九流”，保守的母亲自然是难以接受。

但好在吴彦姝还有父亲这个“同盟”，他告诉母亲：“行行出状元，你就让她去试试。”

谁知这一试，竟还真让她考上了。

1959年，21岁的吴彦姝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流水欢歌》。

这是她人生第一个电影角色，也是前半生里唯一出演的电影角色。除此之外，她专注于话剧舞台，话剧生涯与一位先烈的名字缠在了一起：刘胡兰。

考进话剧院时，吴彦姝并不知道，自己应试的这个岗位正是为了“刘胡兰”这个角色设置的。

彼时的她长得瘦瘦小小，脸却圆乎乎的，看上去很精干，与刘胡兰的形象很像，这才轻松进入了话剧院。

只是仅仅长得相像，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

由于吴彦姝的成长背景与刘胡兰相差甚远，刚进话剧院的前两年，吴彦姝一直在品尝挫败感——

她不会演。

“站也不会站，手也没地方放，脚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连转身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她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苦难，演出来的东西自己都觉得假。

于是，剧院干脆把吴彦姝派到了刘胡兰的老家，山西省吕梁市的云周西村。

整整半年的时间，吴彦姝就住在刘胡兰家旁边一个老乡家里头，每天都要跟着刘胡兰的母亲一起下地、一起做饭。

刘妈妈一边做活，一边与吴彦姝讲刘胡兰的故事。

刚到云周西村的时候是冬天，天很冷，吴彦姝睡在炕上，一不小心得了感冒。

她强忍着不敢和剧院里汇报，觉得自己“既然是来体会，就要适应这个环境，体会透彻”，但咳嗽许久都不见好，老乡看不下去了，就在半夜，用萝卜皮给吴彦姝烧水喝。

这是当地的土方法，60多年过去了，吴彦姝还清楚地记得那碗萝卜皮水的味道，也切身体会到了当地农民对人的真诚与热情。

从那一刻起，她就决心要演好“刘胡兰”。

“下定决心”与“成功做到”之间相隔了多少故事，吴彦姝如今已然记不大清了。

她只记得这出戏排了整整三年，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全国巡演。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演5场《刘胡兰》，从早上5点化妆，到晚上10点下台，连演一个月，场场座无虚席。

1965年3月19日，吴彦姝所在的山西话剧院接到了去人民大会堂汇报表演的通知。

这一年，吴彦姝27岁。

没曾想，在表演中途，院长突然激动地跑到后台宣布：“总理来了！”

话一落地，所有人都惊呆了，吴彦姝自然也被喜讯砸懵。

演完戏之后，总理走到后台，所有演职人员站成了两排，吴彦姝作为女主角站在了最中间的位置。

她看着总理向她走来，握完了手又去到旁边接着慰问，吴彦姝呆站着，看着总理的背影，直到身旁的同事拍了拍她。

吴彦姝涨红了脸，抓紧又去与副总理握手。

事情已经过去了57年，当时的场景吴彦姝依旧历历在目，这是她记了一辈子的至高荣誉。

实际上，早年间里，话剧院的生活算不上轻松。

与现在明星们动辄好几个生活助理不同，那些年里，话剧演员说白了就只是“单位职工”。

冬天，为了储存物资，她们女演员还需要去往榆次，将大白菜背到太原，20多公里的路，一个人要背9棵白菜。

上了车，她们扶着白菜筐，不敢坐下。下了车，她们再背起白菜筐，走回话剧院。“但当时都没觉得苦，只觉得是我们应该的。”吴彦姝说。

她将这些酸甜的记忆，转化成了演技的一部分，骄傲地说：“就像戏里我演一个挑菜篮子的人，虽然我筐里没什么东西，但我演的沉重感，肯定有。”

吴彦姝说，生活对于演员来说，特别重要。

自十八岁进入话剧院开始，吴彦姝将自己的青春与热情，都奉献给了舞台。

结婚、生女，都没有耽搁她的事业，她按部就班地巡演、谢幕、享受着整个剧场的掌声，“（那时候）根本顾不上家里，我的孩子都是母亲帮忙带大的，我就以工作为主。”

多年之后，她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她不止一次地强调：“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女性，就算是你的先生对你很好，你也要独立，这样你才会有一种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精神气。”

1993年，55岁的吴彦姝从山西话剧院退休——以话剧导演的身份。

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因为山西话剧院里演员很多，导演太少，于是领导决定要从演员中培养导演，就选中了吴彦姝。

彼时，吴彦姝心里并不愿意，她觉得自己相比于导戏，更喜欢演戏。但服从命令，是当时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她也就如此在导演的岗位上干了许久。

话剧团的导演是不能演戏的，在当时，每场戏的角色都要由艺术委员会分配，如果导演去做了演员，就相当于“抢了一个演员的饭碗”。

吴彦姝只好放下了自己的表演梦，但她没有怨天尤人：“做导演这段经历，让我分析角色更有把握。所以什么时候经历的那些经历，都没有白费。”

退休之后，她还闲不下来，因为对舞台还存有热爱，她依旧时不时地回到剧院，参与排戏。

2003年，65岁的吴彦姝才彻底从山西话剧院退休——她需要照顾自己生病的丈夫。

吴彦姝的丈夫患有肺气肿，吴彦姝需要按时为他更换氧气瓶，以维持呼吸，直到2007年，丈夫去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医生建议用电击抢救，吴彦姝与女儿一起决定放弃治疗，不想让丈夫经受无谓的痛苦。

吴彦姝向来是不畏惧死亡的，这或许与她在医学院工作的父亲有关。

早年跟在父亲身边，吴彦姝见过了太多的生老病死：“你撕心裂肺地哭，他们也回不来，为什么要那样呢？赶快把他们的后事处理好，然后投入自己的工作就对了。”

父亲在吴彦姝还未退休时就已过世，丈夫离世后，她又回到家中照顾年迈的母亲，直到母亲于94岁去世。

2010年，72岁的吴彦姝在山西孑然一身，没有了亲人。

经历了生命的三次离别，吴彦姝再次挥了挥手，告别了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

在北京生活的女儿将她接到了身边，与自己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自此，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负载着老人的一腔勇气，终将与梦想啮合——

当一个人将生死看淡，对生命克制且客观，那她之后的人生将无所畏惧。

正如吴彦姝所说：“你怕什么呢，就去做好了嘛，这么大年纪了，死了就死了呗。”

当一个人坦然面对生死时，才会迎来新生。

吴彦姝是怎么进入娱乐圈的呢？

那是2010年，在北京生活的吴彦姝，过得并不快乐。

女儿要工作，外孙也已考上了大学，吴彦姝在这个家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到了这个年纪，你去打扰谁都不好，别人都在忙，慢慢地，你就比较消沉。”

她像是一朵被抽干了水分的花，在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中，急速枯萎。

恰在此时，曾经在山西话剧院任职的张纪中，正在筹拍新版《西游记》，他找到了吴彦姝，邀请她客串毗蓝婆菩萨一角。

吴彦姝闲来无事，索性答应了。

在这个剧组，吴彦姝认识了一些剧组统筹，她猛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不拍戏呢？

既然能在舞台上演得游刃有余，自然也能到“方块箱子”里演得可圈可点。

从《西游记》剧组出来后，吴彦姝这个经验丰富、演技不俗的小老太太就在娱乐圈挂了名，渐渐地，开始有副导演给她发一些试戏邀约，角色无一例外都是妈妈与奶奶。

吴彦姝也很知足：“我这个年纪了，除了配角也没得演了。”

某个电视剧中，一个角色有近两页的台词独白，这样的戏份，话剧演员更为拿手，剧组的副导演就找到了吴彦姝。

吴彦姝当时还没有经纪人，就跟着剧组接送群众演员的大巴车一起去。到了现场，因为休息室不够，副导演给吴彦姝搬了个凳子，放到了片场的角落。恰巧，坐在吴彦姝旁边的，就是群众演员的组织者。

“群头”是个小姑娘，看见吴彦姝，上来就问她要纸巾，随后，她依旧不停地使唤吴彦姝，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

吴彦姝初来乍到，选择了乖乖听话，心里想着：“我还是个新人，人家已经是一个老群众演员了。”

直到她被请到摄像机下，开口念那一长段的台词。

吴彦姝看见角落里“群头”的眼神从不屑变成敬佩，下了台，“群头”激动地跑过来握住她的手，嘴里喊着“老师老师”。

吴彦姝回想起那一幕，说：“我觉得特别可爱。”

年过古稀的吴彦姝就这样游走在各个剧组，拿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又靠实力赢得一个又一个的尊重与青睐。

直到2015年，曾经合作过的某个副导演找到了吴彦姝，告诉她有一个电影，导演和主演都保密，但是需要一个看上去像80岁，实际上60岁的女演员。

吴彦姝问为什么，副导演说，百分之九十的戏都在国外拍，怕老人年纪大了不能坐飞机。

那一年，吴彦姝77岁，她二话不说就去了，“看起来像80岁哪有真的快80岁合适”。

她不会英语，女儿给她在手机上注册了一个电子词典，她就靠它进行简单的翻译。拍戏间隙，她就在国外独自游玩，从不害怕走失在陌生的土地——“我心想这个地方找不到路了，大不了我就去大使馆，那里就有中国人了嘛”。

更何况，外孙还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APP，时刻关注着外婆的行踪。

这部电影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吴彦姝在其中饰演了一个华裔老太太，尽管已耄耋之年，笑起来却始终带着少女的娇羞。

作为一部知名电影的续集，电影上线之后，很多人讥讽这部电影有狗尾续貂之嫌，但没有一个人说吴彦姝所塑造的角色不好，这个角色灵动到仿佛就是为吴彦姝量身打造的一般。

她那哭起来泛红的鼻头，笑起来闪着光的皱纹，都在一一细说时光的深刻与美好。

事实上，导演薛晓路也正是看中了吴彦姝的皱纹。

薛晓路在采访的时候说：“一看到她，我就觉得奶奶是她，我就喜欢她的皱纹。现在老年人都没有皱纹，梳着光光的白头发，我希望有一个有质感的老太太。”

那些被女演员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皱纹，在吴彦姝看来，也是岁月赠予她的礼物。

吴彦姝说：“如果我脸上依然光滑，你就会觉得那些角色不可信，皱纹组成了我人生的故事。”

因为这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吴彦姝被很多人称为“国民奶奶”。再往后，她的戏约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一年能拍10部戏，有电影，也有电视剧。

2017年，凭借电影《搬迁》，吴彦姝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

站在领奖台上，她说：“我今年79岁了，第一次得到一个国家级的大奖。”话里是谦卑，嗓音里却是不卑不亢的清亮。

2020年，82岁的吴彦姝参演了电视剧《流金岁月》，在其中饰演一个重男轻女的奶奶。

拍摄儿子跳楼那场戏时，导演担心吴彦姝年纪太大，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情绪起伏，本想着只拍摄窗帘的晃动，来隐喻剧情。

但吴彦姝没同意，她觉得自己是来拍戏的，自然是拍摄演员的表演更能直观地传达镜头里的感情。

到了片场，导演又问了吴彦姝一句：“奶奶，拍窗帘还是拍您。”

吴彦姝头也不回地往里走：“拍我。”

这些年，她就像是一个重现江湖的女掌门，辗转于各个片场，嬉笑怒骂中是人生，唱念做打里有故事。

镜头筑在她身上时，观众可以轻松地看到时代的烙印，看到自己曾经遇见的人的影子。

吴彦姝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如约到来。

吴彦姝的“退休再就业”，被许多人称赞为“优雅老本”的范本——

衣着得体、事业有成，举手投足间，完美诠释了何为“优雅永不过时”。

但将问题抛给吴彦姝本人，她却连连摆手：“我只是又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特别珍惜。”

她从不以“老戏骨”自居，相反，在吴彦姝看来，再就业的这个阶段，给她最大帮助的，恰恰是年轻人。

“年轻人不一定非要向老一辈看齐，因为我们接触的东西不同，时代也不同，反而是我们这些老的，要向年轻人学习。”

由于长久以来在话剧舞台上表演的习惯，刚开始演电视剧时，她不自觉地会将内心独白都装进表演里，念出来的台词就显得拖沓。

吴彦姝就在片场观察年轻演员的表演，跟他们学习台词节奏，“表演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仅如此，她与合作过的年轻人都处得十分融洽，闲暇之余，她还与年轻人一起打篮球，三步上篮，有模有样。

她没有因年龄而禁锢自己，“我没想过我是多大年纪，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

有一次，演过她“孙子”的年轻演员侯明昊发了条朋友圈，内容是一张摩托车的图片，配文“掉坑里了”。

吴彦姝一看，吓一跳，寻思这孩子也太不省心了，骑个摩托车还掉坑里了。

她刚想发个消息去慰问一下“伤员”，突然想起这也许是某种网络语言，就转弯先去“问了度娘”，结果显示，“掉坑里”就是“非常沉迷某一件事物”的意思。

她舒了一口气，想着幸亏没去问，要不就要闹笑话了。

手机里的搜索引擎，正是吴彦姝探索世界的锚点。耄耋之年，她仍想对眼前的世界怀揣巨大的好奇，这正是她保持良好状态的根源——拥有好奇心，就算80岁也是年轻，失去求知欲，哪怕20岁也是老人。

现如今，吴彦姝的戏约越来越多，她外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但她不会将自己的事务都托付给别人：机票，她自己在手机上预订；生病，她打个车就自己去了医院。

她还在手机里养了一只“旅行青蛙”，最近青蛙不给她送新照片了，于是她转身宠起了“消消乐”。

在吴彦姝看来，自己与年轻人唯一的区别不过是：记忆力要稍显逊色，身体上要多加注意。

为了让自己在台词上不拖后腿，她在剧本里把自己的台词提出来，读上50遍，“现在没有以前的记忆力了，之前读两遍就能记住”。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撑得住整个拍摄周期，她规定自己半年进行一次体检，需要长时间拍摄的话，她就在进组前去检查身体，“我要对人家的戏负责，总不能倒在片场里吧，那多不好”。

她保持着这个年纪恰到好处的得体，怀揣着对这个世界旺盛的探索欲，坦然地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

“老去是必然的，你担心它要来，不担心它也要来不是？与其担心变老，不如快乐迎接。”

现如今，84岁的吴彦姝有了一个新的困惑。

在她饰演的角色中，无一例外充斥着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重男轻女的奶奶、慈祥伟大的妈妈、执拗倔强的老太太，在冷酷的岁月里，静静地等待死去……

这些角色身上看不到男女、职业、性格等在社会上的属性，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老人”。

像对待孩子一样，带着当下年轻人对年老群体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呵护，默认他们就是落伍的、粗俗的、跟不上时代的。

仿佛这样的戏，才叫做“真实的老人”，但吴彦姝拒绝接受。

她不明白，明明世界上也有她这样的老人：灵动的、雀跃的、了解网络热梗、独自愉快生活。

她只是一个女演员，碰巧这个女演员84岁了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吴彦姝对记者得意地分享了自己近阶段的计划：

她准备去学驾照，她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也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全新旅程。

她说，驾驶证都取消年龄上限了，吴彦姝也将会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