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50年50人”专题报道组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提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日本的交往经历，赵启正仍能清楚地讲述许多细节。赵启正见证过“暖春”，也经历过“寒冬”，他将两国关系形容为“盆栽”——并不牢固、比较脆弱，必须由双方来维护，如果不适当浇水、给予阳光，它就很容易枯萎了。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曲折的。但这其中，两国也有许多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人士携手，秉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在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进。回忆起这些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仍能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赵启正说，中日关系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障碍，甚至会有所倒退，他一直在关注，并愿意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努力。放眼未来，赵启正也抱有期待，寄语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要积极地了解、学习对方的文化，传递自己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见解，传递自己的见解。双方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成为朋友。”澎湃新闻：多年来，您频繁访问日本，在您眼中日本有怎样的变化，其中又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赵启正：我在1991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了上海外事工作。最频繁的时期，我曾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访问日本，一次是率上海市代表团，一次是率长江流域城市市长代表团。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有很多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除了接见我的当地官员外，我还接触了一些普通日本民众，他们会唱一些中日友好相关的歌曲，表现了很深的对中友谊。但是，在那以后中日关系发展是曲折的，有时会遇到一些艰难的问题，有时也会有所倒退。澎湃新闻：在多次访日和交流期间，您也结识了许多日本友人，包括我们这次采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在您眼中，福田先生是怎样的人？
赵启正（右）与福田康夫，摄于2012年6月。图片由赵启正友情提供赵启正：福田康夫前首相还在做日本官房长官，做国会议员时我们就曾见过。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能直率、认真地直面实际问题。比如谈到中日关系复杂的背景下媒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一问题，他也认为有些日本媒体是有问题的，有些报道不准确。他也想改进这个情况，但是并不容易。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及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后，都是中日关系较好的时期，我们时常一起回忆这段时期，并都愿意把中日关系继续向前推进。福田先生本人推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签订，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对中日关系同样有重大贡献，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福田先生把推动中日关系作为他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宗旨，自始至终无论身处何职都是抱着这一宗旨，因此我对他的使命感十分钦佩。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样的老一辈对华友好、了解中国的人士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赵启正：日本老一辈政治家中，我熟悉多位对中日关系有贡献的人士，例如在中日恢复邦交时参加谈判、在田中角荣首相时期担任官房长官的二阶堂进先生，又如曾担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内阁官房长官的野中广务先生，他们都曾跟我有过很深的交流。二阶堂进先生曾跟我提及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说服了田中角荣首相起初坚持先解决钓鱼岛争端再谈复交；最终双方同意了先搁置钓鱼岛的问题，认识到如果不搁置的话，谈判就进行不下去。野中广务先生曾带着日本老兵访问南京，一些老兵在南京的城头上忏悔了以前的错误罪恶行为。可是有的日本媒体却因此对野中广务先生发动了攻击。这样的老一辈日本政治家为促进中日关系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付出一些代价，日本国内有一些“右倾”势力会攻击他们，但他们都能够承受住。尽管如此，这样对华友好、了解中国的人士现在大多也不在世了，我的愿望是能有新的朋友、新的友好人士出现。澎湃新闻：1992年，您曾参与天皇夫妇访问上海的安排。您是否能与我们分享当时的筹备和实施过程的一些细节？赵启正：1992年，明仁天皇夫妇访问上海时，我是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外事工作，因此和日本方面事先进行妥善安排这次访问的会谈。日本方面参加协商的是时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野作太郎，我们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中方也为此开了几次会议，因为天皇夫妇在上海的时间只有24小时，因此我们对每一场活动都做了精心安排。比如在机场迎接时，我们要先开飞机后门，请日本记者们先下来，避免遗漏天皇下飞机的镜头。此外，我们还对与天皇夫妇握手的人数和时间做了限制，以节省出时间来安排其他活动。8月27日中午到达，中午过后就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实验室参观并和与学生们进行了交谈。接着，天皇夫妇与上海各界名流见面，我也在当时陪同着一一做了介绍，其中有许多精彩对话。例如上海的天文学家叶叔华当时对明仁天皇说，中日两国的天文学家合作测量发现，东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每年都会缩短3厘米。当时天皇回复说，那很好啊，东京和上海就更靠近。这一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其中，大家很关切的是我们在上海给天皇夫妇准备的一场晚宴。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给他们准备了大闸蟹，日本方面说吃大闸蟹可能很费时间，实际是怕日本记者拍到一些“吃相”难堪的镜头。我们回复说，“请放心，大闸蟹是已经剥好了的，打开之后就吃起来很方便的。”还记得当时，天皇夫妇要到南京路和外滩看一看，晚宴结束时间已经推迟了20分钟，南京路提前断绝了交通，但南京路的两边被挡住的行人都非常耐心地等待。同行在南京路，天皇夫妇感受到了上海民众欢迎的心情，非常高兴。事后，日本外务省的先生们告诉我，外务省给上海的接待评为120分。他们说，你们的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符合中日文化，同时也对我们表达了感谢。澎湃新闻：对于很多民众来说，这段经历可以算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潮”，回顾这50年，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被称为两国关系的“高潮时刻”？赵启正：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应该也算一个“高潮”。此外，后来福田先生签订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是在困难时期中的一个“缓冲”。当然，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中日关系的障碍严格来讲还是在日本政府和议会方面，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包括钓鱼岛问题和对中国台湾的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台湾地区的事情就是“日本的事情”，这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样的声音虽然有日方明智人士明白这是不对的，但由于右翼势力和媒体对钓鱼岛和台海问题的不断渲染，也使得日本民意对中国好感程度下降。这些情况造成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困难。澎湃新闻：您曾将中日关系比作“盆栽”，就当前的中日关系而言，您认为这一“盆栽”正处于怎样的生长状态？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日关系？赵启正：在中日关系发展较为良好的时期，我曾对福田康夫先生说，中日关系并不牢固、比较脆弱，必须由双方来维护。当时我比喻，两国关系就如同一个“盆栽”，如果不适当浇水，不给予阳光，它就枯萎了。盆栽终归是脆弱的，但将来若是成长得很好，我们也不妨把它移到花园的土地上去。
当时，福田先生对这一说法表示肯定，他告诉我，中日关系太脆弱，我们得共同来扶植。的确，两国关系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进步是很慢的，甚至可以说是退步的，但我们并不因此气馁，我们还要努力把中日友好扶持起来，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中日关系改善的希望还是在于两国民众，如果民众之间有友好的感情，也会对两国政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前几年，我曾请中国一位画家根据中国成语“吴越同舟”画了几幅国画赠送给几位日本朋友。在日本，“吴越同舟”是常用的一个成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来自中国的《孙子兵法》。当时吴越两国互相敌视，但两国民众在过河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就忘记了彼此曾是敌人，同舟共济，一起战胜了风暴，从而化解了敌意。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适用于中日两国，在我跟日本朋友解释了这个故事的来由后，他们也对此十分赞同。澎湃新闻：您经常讲述“吴越同舟”的故事，您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存在哪些课题，又有哪些能够合作的方面？赵启正：在中日关系中，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注意，不要做那些伤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日本曾有侵占台湾的历史，中国人对此更是敏感，希望在这方面日本也应当有所收敛。尤其，我对于加强两国的民间往来也抱有更高的期待，如果政府往来障碍难以消除、民间往来也日渐减少，那么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将成为难题。所以对于两国媒体我也有期望，就像此次你们的“50年50人”计划一样，积极采访日本各界人士，了解他们的想法，同时也采访中国人士，使双方通过媒体进行交流，这也是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下克服双方见面困难的好办法。当然，中日之间可以交流的课题有很多，比如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严重时，日本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直接运来了一些防疫用品，还写上中文的词句来鼓励，当时中国民众很感动。当然在日本疫情严重期间，中国也做了回赠。但是，两国之间也有更多事情应该做、可以做，但没有做。例如在新冠疫苗和新药研发方面，中日这么近，我们又都是亚洲血统，也许研究起来更有针对性，但实际两国并未能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合作，这令人遗憾。澎湃新闻：您曾提到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因素，美国对中日双方都产生着影响。回顾这50年，您认为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影响？赵启正：中日关系的确受中美关系严重影响，中国、美国、日本组成三角形，但要用三个三角形的关系来表达。文化上中日比较靠近，中美、日美较远，所以这个三角形有一边是很短的。在政治上，美日比较接近，离中国则相对较远。还有一个三角形几乎等边，就是经济关系，中美、中日、美日经济关系都很密切。我们可以画出三个三角形：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关于如何来处理这三个三角形，经济要保持，文化要发挥。日本自身也应当防止美国在中日关系方面的影响，如果（日方）能够自己对此有一些自主感觉才好，但这点或许也是我们不能奢望的。确实日本受美国影响太强了，明智的日本政治家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澎湃新闻：放眼未来，您对日本如何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怎样的期待？赵启正：未来很难预测，因为从目前趋势来看，从中日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讲，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向好趋势。所以当下我还是寄希望于加强双方的沟通，除政府方面，民间更是沟通的重点。在这其中，媒体要积极、客观，要促进友好，要报道全面的消息。澎湃新闻：您一直致力于用公共外交推动中日关系前进，50年来，中日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您如何评价过去中日公共外交方面的发展及作用？
赵启正：公共外交中国有，日本也有，做法上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中日公共外交应如何做，其实我和日本方面也有过交流。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由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王敏教授译成了日文。但在译成日文时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日文的“公共外交”怎么翻译？原来在日本，这个词是按英文的译音、“public diplomacy”的片假名来呈现，但是“公共外交”这四个字日本人都认识，又短又一目了然，我和王敏教授一块协商决定就用这四个字，出版社也接受了。此后，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见面时，我将这本书送给了他，他说“公共外交”这一译名挺好，很明白。这个故事也算是已经在进行公共外交的交流了。当然，公共外交是每个中国人、每个日本人都可以进行的，只要有接触对方的机会就可以进行交流。交流中，“既要说，也要听”，可以讲本国的故事，可以听听对方的故事，还要解答对方的问题，这是最有效的一种解疑释惑的方法。这里面也不需要用到过多的政治词汇，不需要太多条条框框，只是讲自己真实的思想、传达真实的感情就可以了。澎湃新闻：“北京-东京论坛”是中日间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自2005年至今已举行了17届活动。作为当时中方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您认为这个平台在开展和推动中日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有怎样的意义？赵启正：我本人在2005年作为中方的倡议者之一，推动了“北京-东京论坛”的举办。每年都有关心两国关系的人士参与该论坛，包括福田前首相、还有曾在联合国担任过副秘书长的明石康和宫本雄二前大使等等热心参与改善中日关系的政界、经济界、媒体界、外交界和安全界的人士，多是曾在这些领域工作过的，也有少量的现职人士。该论坛已经召开了17届，虽说不见得大大促进了中日关系，但至少也维持了一个民间沟通的渠道，至少我们为提升中日关系尽了心、尽了力。虽然这个论坛的交流是直率的，交锋的问题是尖锐的，也能在不少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效果还没达到我所期待的，双方还要继续努力。“北京-东京论坛”召开了17届，参加的人很多，但终归对更广泛的群体，例如大学生们或其他年轻人还距离遥远。我们曾试图在论坛当中去促进与这一群体的交流，例如我到东京大学、日方来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们座谈，效果很好，希望今后还可以继续。
2021年10月20日，北京，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民意调查”新闻发布会现场。中新社记者蒋启明/人民视觉 图澎湃新闻：您在东京大学演讲时，是否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赵启正：我们几位中方人士到东京大学去与学生们座谈时，谈了国际问题也谈了国内方面，当时大学生们很直率地与我们进行了交流。和年轻人士之间的讨论与和政治家不同，更为直率，更有趣味。论坛期间日方也曾到中国的大学来交流，但这一活动在疫情期间暂时不能推行，等疫情好转之后，看看能不能恢复这种扩展论坛的形式。澎湃新闻：第18届“北京-东京论坛”即将举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您个人有怎样的期望？赵启正：现在“北京-东京论坛”已形成一种风格，在会内大家都很直率，不必说太婉转的话，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可以辩论，最后还会发表一些共识。共识也是很珍贵的，我们就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媒体这几个主题都有专门的分工小组，推动行业内的人进行交流。澎湃新闻：当前民调显示中日两国民众的好感度不高，您认为影响中日相互好感度的障碍是什么？您觉得应如何加深两国民众的互相理解？赵启正：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两国之间曾去过对方国家旅游或工作的人，对对方的好感度都会高一些，也就是说看到“真实”的日本或“真实”的中国，都会使对方提升认识、提升友好的程度，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如何使旅游更加开放、更加方便，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过去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日本到中国上海的飞机一度只能在浦东机场降落，后来我们也增加了到上海虹桥机场。日本也是，原来只开辟了一个机场，后来也增加了羽田机场，这就是一种实际的促进措施。所以如何尽快在疫情之后加强开放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双方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沟通、研究，需要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这是我期望的。澎湃新闻：在澎湃新闻的此行采访中，多位嘉宾都曾提及应培养新一代热衷中日友好的力量这一话题。对此您如何看待？赵启正：的确，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推动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当时中国有很多对日本了解的人士，包括廖承志、孙平化、郭沫若等等，日本方面也有很多，如，西园寺公一先生、松村谦三先生、冈崎嘉平太先生等等，但都已经过世了。两国年轻的一代应该出现新的推动两国关系的人物。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在公众往来中，青年往来应该被列为重点。就像我之前所说，“北京-东京论坛”今后如何使中日双方的青年参与，这也应该作为一种方向和办法。澎湃新闻：您对于肩负着未来50年中日关系发展和中日两国友好的下一代们有什么寄语和期待？赵启正：我觉得年轻人要积极了解、学习对方的文化，传递自己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见解，传递自己的见解。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