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50年50人”专题报道组 发自日本东京
【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历程中，两国经济界是重要的推动者，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随着《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多个文件的签订，中日贸易关系也实现了快速发展。过去50年，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曲折前行，其间，经济界也始终发挥着连接两国的重要桥梁作用。
提起多年来中日两国间经济外交的最大成果，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副会长兼中国委员会委员长、瑞穗金融集团特别顾问佐藤康博认为，在中日关系波动之时，民间企业间仍能继续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重视自然、诚实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如今，距离佐藤康博第一次访问中国已有约三十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之大，中日经济交流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在他眼中，从日本对华援助到两国形成对等的经济关系这一变化是过去50年的一大意义。
展望未来，佐藤对中国的发展满怀期待，也对今后的中日经济合作交流抱有信心。他认为，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未来50年将会是构筑两国发展关系重要的、巨大的契机。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日本企业经营者，回顾过去50年，您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外交”中最大的成果是什么？佐藤康博：简单来讲，当代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是通过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第一阶段是日本从1979年12月开始实施、持续40多年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编注：2018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不再设立新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今年3月末，日本全部对华援助项目结束）。第二阶段是直接投资，即日本民间企业进入中国建立工厂、开展经济活动。目前日本在中国开展事业的企业数量已达到近3万4千家左右，发展势头仍然强劲。第三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实力增强后开始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并在这样的形式下形成了双向经济关系。回顾过去50年的中日关系，尽管在政治方面遇到了部分困难和问题，但这期间日本经济界一直努力与中国的经济界进行沟通，在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仍维持着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的经济外交成为了中日两国间交流的主心骨，并将一直持续下去。总结而言，尽管中日关系曾有过波动，但我们民间企业之间仍能继续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重视自然、诚实的交流，我认为这些正是多年来中日两国间经济外交的最大成果。澎湃新闻：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变化，日本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应影响。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您认为经济界应该怎样应对？佐藤康博：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早已深化的理念是：正是中日关系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才更应强化民间企业交流、提升民间关系的重要性。当中日关系出现风险与挑战时，日本经济界会与中国经济界沟通，告诉对方他们的想法，同样，中国经济界也会就此与我们进行交流。今后中日关系或许也会发生很多变化，但我认为两国经济界的这种关系不会因此减弱。经济界对于两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纽带，这一点在未来也不会改变。澎湃新闻：当今国际经济的构图日益复杂，在中日关系的不断变化中，美国始终是一直存在的因素。从经济面来看，您认为中美日三国关系中，日本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佐藤康博：对于日本经济界来说，这也是一个课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美两国的关系较为紧密。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几经起伏，今后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必须面对的情况出现。但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个别措施，就抱有同样想法，如果日本以和美国相同的方式与中国加剧摩擦，这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不会是正确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日美两国是“同盟”，但也在许多经济领域面临竞争。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世界第三的国家，也需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完全听从美国的意见。反观中日关系，多年来，两国在进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我们也需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其中，日本也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若中美之间出现无法顺利对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认真听取双方意见，向中美两国传递对方的想法。对于日本来说，在出现问题时，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中国和美国真正的想法传达给彼此。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政府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们日本经济界也抱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时代日本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和角色。澎湃新闻：从经济角度而言，您认为三国能在哪些领域相互合作？佐藤康博：我认为主要是在今后世界将面临的共同课题上，例如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少子高龄化等，中日美三国都拥有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三国完全有可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三国协同行动，朝着解决这些课题的方向努力合作，我认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民间人士也需要有积极参与这些课题的觉悟，“经团联”内部也时常在讨论，应如何更加向前迈进一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澎湃新闻：在新冠疫情持续扩散之际，世界经济仍在持续走向不透明。在您看来，疫情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佐藤康博：“经团联”以往会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往来，几乎都是直接前往北京，或是邀请他们到东京来。但疫情之下，这样的交流很难成行，虽然仍有线上会议在进行，但双方如果不见面，也会面临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但疫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理层面，日本面临的应该还有全球供应链方面的问题。举例而言，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紧密，中国从日本进口了很多半导体原材料，而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疫情初期，口罩等医用器材原料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在疫情之中得到很大的教训，例如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因疫情受到冲击，导致汽车产量受到了影响，这不只是在日本，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当然，其他产业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通过疫情清楚认识到全球供应链无法顺利运转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当然，并非全部转变为本国制造模式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再次思考什么东西必须在本国生产，什么东西仍必须在全球供应链中与其他国家合作。此外，我们也需要防止供应链危机的再次出现，并应以此为经验，重新审视、构建民间制造业的供应链，创建以中国为始，到其他世界各国的紧密牢固的供应链合作关系。佐藤康博：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不用特意到办公室来工作，只要在家通过网络就能完成很多工作。我认为工作方式的转变是很大的变革，这与日本终身雇佣制的大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很有可能会大大改变日本社会。还有一点，我想中国也是这样，大都市里聚集了很多人，地方人口越来越稀少。这一现象在日本尤其严重，东京人口的高度集中已是日本面临的一大课题。但是在疫情之下，如果不来公司也没关系的话，可以选在物价便宜、生活方便的地区居住并线上工作，这同样将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带来巨大的变革。就当前来看，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我认为未来或许会逐渐扩大。改变人类社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产业界应如何把握这一方向，今后也必须密切关注。澎湃新闻：您曾多次到访中国，在您看来，中国及中国市场的过去和现在有怎样的变化？佐藤康博：第一次去中国大约是三十年前，我当时应该是快40岁，作为时任（瑞穗银行前身银行）行长的秘书和他一道前往。那时中国的发展程度还远低于目前的水平，当时，日本经济界认为还是需要援助中国发展，进行了刚才我所提到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直接投资等。在我眼里，那时的中国已具备了很大的商机，人口密集、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此后，每当我们放眼中国，除了人口基数大、消费力量强劲等过去的印象之外，技术力量或者人才力量已成为当前中国市场中所需要持续关注的方面。此外，就中国本身的变化而言，一是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变得非常有秩序，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变化。其次则是初创企业增加了许多，每年都在大量涌现。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已成为了中国的一大变化，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变化，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与教育有关。此外，在中国这个大社会中，年轻人在不断接受新的挑战、不断成长。我想，中国正在成为和美国一样，甚至可以成为超越美国的经济大国，但超越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消费能力，而是中国有这种“创业精神”“挑战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即使失败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挑战新事物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在一个国家生根发芽，这个国家势必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现在我所看到的中国就是这样，这点和以前的中国完全不同，我认为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充满希望的要素。澎湃新闻：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经团联”有怎样的具体计划？佐藤康博：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我们“经团联”非常重视的一年。对于怎么看待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商议了好几次，考虑在9月举办一场特别的活动。当然，关于如何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概念，“经团联”内部有很多讨论。我们想，不仅仅是就“50周年”这一时间点进行纪念，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是通过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就此，若要思考过去50年的意义何在，日本对华援助到两国形成对等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应是一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回顾是“经团联”计划的重点之一。此外，如何在这一基础上面向未来，中日两国未来将构筑怎样的合作关系也是第二个重点。我们将以这两个部分为中心，安排活动的内容与具体构成。佐藤康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日本目前所面临的课题就是中国今后或将面临的课题。例如，目前日本正面临少子高龄化问题，65岁以上劳动人口的比率每年都在上升，这是日本的一大课题。但同样，这一问题在中国也正在加剧，人口减少已经开始，未来消费能力也可能会下降。就像之前所提到的，包括少子高龄化问题、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等，不止是中国和日本，未来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全球都有可能会面临这些课题。对于全球性的课题，或者是今后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一定要站在一起，互相交换意见。其中当然也会存在差异，但若能在差异之中商讨解决的方式并切实建立起相关框架，未来50年对日本和中国来说将会是构筑发展关系的重要的、巨大的契机。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作为日本经济界代表的“经团联”也对此抱有强烈的信念。
本期编辑 周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