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50人｜本间哲朗：对支持中国现代化，松下没有犹豫和疑问

中日“50年50人”专题报道组

“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1978年10月28日，邓小平在参观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茨木工厂时，对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提出了上述询问。

松下幸之助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时，松下幸之助曾两次访华，松下电器成为首个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将松下在中国的事业融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松下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松下集团”）全球副总裁、集团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表示，松下是中国改革开放、外商投资保护的历史见证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当前松下在中国实行“自主责任经营”，大量业务已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由中国团队来进行决策。中国经营团队更愿意接受有挑战的目标，自中国东北亚公司成立以来，已连续两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谈及中日关系与国际经贸格局，本间哲朗认为，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是离不开的，日本需要中国的工程能力、制造能力，以及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希望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持平稳、持续发展。

在寄语中日两国年轻人时，本间哲朗希望中日两国年轻人尽量找机会互相交流，日本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让更多日本人来到中国完成自己的理想。

“松下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44年前松下老先生非常强烈地指示我们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犹豫、没有疑问。”本间哲朗称。

松下是中国改革开放、外商投资保护的历史见证者

澎湃新闻：1978年，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松下，并邀请松下来华投资，这成了松下与中国结缘的开端。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松下决定来华投资有怎样的考虑？

本间哲朗：1979年和1980年，松下老先生（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历时两个月在中国各地考察，并现场决定了很多技术合作项目，提供成套设备。自此，松下开始了和中国的交往。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很理想，很多日本人都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所怀疑。

为什么松下老先生能在很短时间就答应邓小平阁下的请求？如果老先生还在的话，这是我最想跟他请教的一个疑问。

松下老先生说过，21世纪是亚洲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经济来往也非常密切。对我们松下来说，松下幸之助先生能这么早就决定进入中国、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对松下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澎湃新闻：最初，松下是以设立服务中心等技术合作的形式进入中国的，直到1987年才设立合资公司。此前的8年是对中国市场的考察期么？

本间哲朗：松下老先生亲自考察了中国的多座城市后就决定了技术合作，不过当时中国还没建立一套接受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松下一方面通过已设立的服务中心来给中国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关于外商投资保护领域的谈判。到如今，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外商投资保护体系。

现在松下纪念馆所在的这个厂区，就是我们1987年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所在的厂区，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外国公司控股的制造业企业。可以说，松下是中国改革开放、外商投资保护的历史见证者。

澎湃新闻：中国坊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的技术援助实际并非将最先进的技术和产能带到中国。松下如何看待对华的投资？给中国输出的技术和产品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本间哲朗：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也需要考虑当时中国具体的经济情况。1979年松下老先生访问上海的时候就决定，要提供整套黑白显像管设备。在当时，对日本市场来说，黑白电视机技术已经略显淘汰了，但中国是需要这项技术的，在这方面，双方观点是一致的。

到了1987年，我们在北京成立彩色显像管工厂的时候，我们带来的设备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除了制造装备和技术，松下也给中国带来了管理经验。

1952年松下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开展了技术合作，向飞利浦学习了包括芯片、显像管等电子工业技术，也学习了它的管理模式，这套模式我们带给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工厂。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我同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陈炎顺先生交流时，他告诉我，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都还沿用着当年向松下学习的会计准则。所以，当年除了技术、设备以外，松下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

澎湃新闻：您曾被派遣到中国台湾地区学习，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这段学习经历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40多年前的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形态上还有很大差别。此后您来到中国大陆，感受到了哪些不一样？能否分享几个故事？

本间哲朗：我是1985年进入松下集团的，从1986年到1988年一直在中国台湾的台北松下工厂工作，白天在工厂做一些零碎的工作，晚上在学校念书，学习中文、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公司命令我两年不许回国，要努力学习了解台湾的社会情况，与台湾百姓、台湾员工交流。

其实我到台湾的时候，只会讲一句中文——“你好”。在台湾，我系统地学习了中文。

最近三年我在中国大陆工作，如果有空余时间，我也在拜访中国的文化旧址。比如长城我去过7处。松下在杭州有一个家电总部，在出差杭州的时候，我去了杭州郊外的径山寺，那是一千多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基地，日本从这里学习到了酱油、纳豆、佛教、茶道等等。

日本有一种文化，会把向外国学习的文化都保留起来。千年之前日本从径山寺学习的所有文化现在都保留得非常好。不过我在去径山寺访问后发现，这些在径山寺都没有再看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

中国非常喜欢创造新的文化，而日本一边向外学习，一边做好保留，这是我在文化历史方面的一个新发现。

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与中国大陆还是“三不通”，我和在中国大陆的同事没法打电话，不能寄信。后来我回到日本，1989年1月访问了上海、苏州等地。当时上海浦东还没有开发，浦西的街上几乎看不到车。像我们这种外国人要打车的话，一定要到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旅馆才能叫到车。而如今，我们拿起一部手机就能叫到车。

我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上、消费上的变化和升级。我对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看法是，接受新技术、新概念的能力特别强，可以说全世界最强。

30年前的日本社会也曾有过这样的景象，但是如今的日本社会已经老化了，不喜欢变化。而中国社会一直在不停吸收新技术、不停消纳新的习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近三年来我在北京工作，用手机的时间相比于在日本翻了10倍，我也开通了微博，自己工作上的体验、休闲时间的体验可以和我的朋友们共享，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实现“自主责任经营”，中国区业务由中国团队来进行决策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松下在中国的经营发展历程？经历了哪些调整与变化？

本间哲朗：在中国的业务，是松下集团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可以说除了母国日本以外，最重要的板块就是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在松下集团里面，中国松下并不只是一个制造单位。中国的板块除了制造以外，还有工程，还有创新等。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研发部门，很多产品企划、外观设计，还有研发、制造、出货都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来负责的。

从1987年松下北京显像管工厂业务开始，到去年松下在中国有1100亿元人民币营收，占松下全球集团规模的28%。我们在中国有52000名员工，其中有近1万名研发人员，70个法人单位。

至于发展路线，我还是要重温松下老先生在1978年的决断，我和松下的员工们也继承着1978年松下老先生对中国现代化做贡献的热情，也希望有很多年轻的中国员工来继承他的热情。

澎湃新闻：此前您也曾表示过，2008年后松下在华业务的发展没有赶上中国GDP发展的速度，您是否分析过其中原因？松下对此做了哪些经营布局的调整？

本间哲朗：2008年之后的十年时间，松下在华的业务量没有增加，相比于中国的GDP的增长来说少很多了。

2018年的夏天，当时我的上司津贺社长下命令，组织40个中日员工来共同研讨，为什么松下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业务不能实现增长。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最大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实现“自主责任经营”，在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依靠日本。虽然研发在中国，制造在中国，但公司经营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依然依靠日本团队。

如何实现“自主责任经营”？2019年4月，我们成立了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中国区业务由中国团队来进行决策。

现在松下家电住宅设备的板块已经完全本土化了，而且在过去三年的时间，很多制造公司，例如洗衣机、冰箱、照明、家用空调等公司的总经理职位，已经由很多年轻的中国人来担任。

澎湃新闻：松下是全球领先的家电企业，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逐渐成长，松下电器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和业务总量出现了下滑。您如何看待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合作？对于提升松下的竞争力有何打算？

本间哲朗：在很多中国朋友的心目中，松下品牌的形象还是以家电或者住宅设备为主的，其实我们有60%的业务是B2B的。比如，我们给中国提供电子零部件、自动化设备。自从成立中国东北亚公司以后，我们也彻底分析了竞争对手的产品，以此来寻找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方法。

过去两年，我们连续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市场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在今年“618”期间，我们家电的板块实现了129%增长。

澎湃新闻：您刚也谈到日本企业特别擅长学习，中国企业在创新上面有很大突破性。想请问一下，相比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讲，松下家电生态产品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本间哲朗：松下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厂商，从产品企划、外观设计、研发等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流程，所以我们能够推出适合各国市场的产品。

现在各国消费者的需求不尽相同，可能我们在日本畅销的产品导入中国不一定能卖得很好，而创造出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也许可以在印度也卖得非常理想，现在我们也在思考进行这样的改变。

澎湃新闻：下一步，松下在华投资有哪些布局规划？涉及哪些领域？是否有具体的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

本间哲朗：过去20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并不很高，所以日本经营团队也习惯将经营目标设定得不高，达到2%、3%的增长就认为已经很好了。不过年轻的中国经营团队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可以到达10%，要超过中国GDP的增速。

所以，（松下）中国东北亚公司设定的经营目标相当具有挑战性，我们已经连续两年达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也觉得非常自豪，而且现在日本的经营团队也是想要导入中国经营团队的这种挑战性目标了。

希望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持平稳，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近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的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限制措施有所增加。这是否会对松下在华的经营产生影响？

本间哲朗：贸易战对我们松下来说并不陌生。日本的产业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面对美国、欧洲的贸易战争，比如说70年代松下在美国、欧洲开了彩电工厂，80年代在美国、欧洲开了录像机工厂，90年代开了手机工厂，这些现在都没有了。我们认为，还是尽量努力在消费地区建设自己的生产基地，这是最理想的。

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建设了一个供应链体系，在美国销售的汽车电子零部件，我们尽量都在北美地区生产。与此同时，虽然现在日本的制造环境并不理想，不过我们也保留了自己的工厂为日本市场供货。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没有依赖很大的进口，70%-75%的业务还是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的，尽管也有出口的情况，不过我们还是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我们希望各国尽量不打贸易战，实现自由贸易，这是我们作为跨国企业的想法。

澎湃新闻：受历史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变化也经历过高峰与低谷，作为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国家间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本间哲朗：松下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44年前松下老先生非常强烈地指示我们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犹豫、没有疑问。

我们除了工厂以外，也在中国成立了研发基地，包括机器的开发设计，软件开发等，这个决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运气非常好的事情。

澎湃新闻：近期，美国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本随即宣布加入。而已经持续10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TFA）谈判却进度缓慢。这是否会对中日经贸合作与中日关系带来影响？

本间哲朗：IPEF的概念是刚提出来的，而且现在公开消息中也没有非常详细的具体内容，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它怎样发展。

现在中日两国经济上的来往非常复杂，也非常深，两国之间原材料的来往、电子零部件的来往，设备装备的来往也非常丰富。

所以我相信，中国需要日本的产业，同样日本也需要中国的研发、生产还有市场，所以希望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持平稳，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中日两国经贸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对于未来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势，您有何看法与期待？

本间哲朗：我们日本的产业人也一定要做努力，向大家展示现在的中日两国的经济上的来往多么密切、多么丰富，这是我们的义务。

日本的人口一直在减少，产业工人和研发人员未来肯定不会很丰富，一定会需要中国的工程能力、制造能力，还有很强的供应链，所以我相信中日两国经济上是离不开的。

愿把养老业务经验带过来为中国社会做贡献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全世界，您如何看待疫情对松下带来的挑战？

本间哲朗：2020年开始出现的新冠疫情，对我来说是忘不了的事情。听到消息时，我还在美国出差，我立马决定给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捐赠。2月9日，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就开始思考如何复工复产。

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了不起，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整理好了防疫政策，第二个星期，松下除了浙江以外的其他基地都开始进行复工复产的准备了，第三周，我们所有在华的生产基地都开始复工复产，3月中旬就恢复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可以支持松下全球的产业链体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疫情略有些不同，我们的工厂休息了30天，营业部门休息了60天，4月和5月我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减少了12%，损失是不小的。不过6月份销售情况有所回升，这体现了中国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

我们希望中国社会能保持与外国的往来，现在日本与北美、欧洲的人员往来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松下集团的经营团队也常去国外出差。但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基本只有留学生了，这让我们在华的日本产业人心里很着急，如果日本经营团队的领导无法准确感知现在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市场情况，也许他们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对于松下集团来说，我们中国东北亚公司拥有决策能力，可以自己策划建设新事业基地，尽管疫情有一定影响，但我们也能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豪的。

澎湃新闻：松下在华的复工复产情况如何？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营商环境？

本间哲朗：松下集团已经在中国国内建立了庞大的资源体系，可是对于日本的新兴企业，或者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来说，现在的情况可能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一定会积极研讨如何开放人员来往。

澎湃新闻：老龄化问题是中日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松下在康养事业领域做了很多探索，是否有哪些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

本间哲朗：日本是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松下集团在日本展开养老方面的业务也已有20多年的经验了，除了各种各样的硬件住宅设备以外，还能够提供服务。未来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在日本的经验带过来，为中国社会做贡献。

三年以前我们就做了策略，将和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建设健康养老社区，以及给有需要的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这些业务已经开始了，市场的初步反馈相当理想，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发展线路。

在江苏省无锡宜兴市，松下开办了雅达·松下社区，是我们和合作伙伴雅达集团一起开发的健康养老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愉快舒适的养老空间，这是我们的首批业务。除了这个社区以外，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第四个项目现在都在陆陆续续地开展建设。

希望更多的日本企业家、年轻人来中国挑战自己的业务

澎湃新闻：今年4月，您就任了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您如何看待这份社会兼职？有何计划？

本间哲朗：中国日本商会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一个民间组织，我非常荣幸今年成为中国日本商会的副会长。

最近我访问了山东省青岛市，会见了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交流我们在青岛的业务。除了经济上的活动以外，我还拜访了柔道馆、文化社区等，交流如何加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来学习如何促进日中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我希望在担任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期间，为中日两国交流的加速促进做小小的贡献。

澎湃新闻：对两国年轻一代，您有什么寄语和建议？

本间哲朗：1986年到1988年，我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这件事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而是公司分配的。但我非常幸运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持续做产品的销售负责人，每个月都有一周以上的时间在中国各地工作，通过自己体验、观察、交流，对中国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

当前很不幸的是，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国际间年轻人来往也有所停滞，我希望中日两国年轻人尽量找机会互相交流，日本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让更多日本人来到中国完成自己的理想。

因为我相信，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只是个消费大国，中国也是工程大国、创新大国，有很多创新的机会。所有的中国人天天会使用手机，消费者通过网络与云平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我相信，在这样一个信息化、云平台化的中国社会中，如果日本年轻人来挑战，会得到非常宝贵的机会。我希望更多的日本企业家、年轻人来中国挑战自己的业务。

澎湃新闻：对中国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盼？

本间哲朗：1989年我第一次来上海时，我看到的情况和现在中国社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发展变化。14亿人口现在都已经实现小康生活，消费水平也很高。希望中国社会、中国政府保持现在改革开放的路线，和全世界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带动全世界的消费、创新发展，这是我对现代中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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