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苏东坡逝世921周年。

林语堂曾评价他：“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他曾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而人们更爱的其实还是苏东坡这个人本身，他有着数不尽的“身份”，一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乐天派，一位散文大家、书法家，一位工程师，一位酿酒实验者，一位重度“呵呵”使用者，一位月下漫步者，一位荔枝与生蚝的狂热爱好者，等等。

“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就像作家祝勇曾写到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他是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

在快节奏的当下，苏东坡的故事又能给我们哪些“当头棒喝”？8月24日，正和岛特别策划系列直播“十日谈：想法与活法”第4期，邀请著名文化学者费勇、暨南大学教授龙吟与秦朔朋友圈创始主编水姐，就“苏东坡：人生如何过坎儿”这一主题展开深度交流。

以下是此次对话精编，希望带给你一些力量。

对 话：费勇 作家、著名文化学者

            龙吟 作家、暨南大学教授

主 持：水姐 秦朔朋友圈创始主编

编 辑：余心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苏东坡的“过坎人生”

费勇：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其实就是过一个一个的坎，从出生一直到最后去世都在过坎。

苏东坡一生，我觉得应该说有3个坎是比较有意思的，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比较相像。

第一个是职业上的坎。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参加科举考试非常成功，当时还引得皇帝、欧阳修等人的关注。后来他的第一份职业去了陕西凤翔，但是到了凤翔一上班，他就有点儿失望，他没想到上班好无聊。

我记得当时他有两三首诗里，就写到自己对官场或者衙门生活的失望。后来他就回到了朝廷，他回去后正好就遇到“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又是“旧党”，他的那个提拔折子就被王安石给压着，得不到提拔。

于是他就主动要求去一个地方，到杭州当通判。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年轻时充满了理想，但一进入职场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苏东坡的第一个坎。

第二个坎，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乌台诗案”，他遭遇一个重大的意外变故，进了监狱。

第三个坎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就是死亡。苏东坡在从海南去宜兴的路上，病倒在常州。他知道自己要去世了，所以在他去世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认为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生死之坎。

龙吟：讲到苏东坡经历的坎儿，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刚才费老师讲到的官场上的坎，我沿着往下讲讲。

今天（8月24日）这个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明天是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逝世的忌日。

960年前，苏东坡经历了他在官场上的第一个坎儿。这个坎儿是什么呢？他的上级通报批评他，罚铜8斤。

什么原因呢？因为七月十五的“鬼节”中元节，新任太守刚到任，他非得召集部下到他那儿聚会。苏东坡心想，中元节是鬼节，去个鬼啊。于是他就没去，结果被罚铜8斤。

被罚铜8斤意味着什么？要知道“乌台诗案”受到最严厉处分的才罚铜20斤。苏东坡被罚铜8斤，而且一旦被上级罚铜就要全国通报、要上公告的。这是他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坎儿。

然后在960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去拜见他的“上司”太守陈希亮，结果陈希亮让他在屋外的冷板凳上坐了整整一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两个小时。

我们现在无聊时可以翻手机，那苏东坡怎么办呢？遇到人生最窘的时候，苏东坡就在那里假寐，装作睡觉，其实是自己在进行心理调适。

他就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客位假寐》——这次我来拜见太守，在外面坐冷板凳坐了一个时辰，于是我就假寐。

这首诗只有8句（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意思就是说我去拜见太守，他不让我进去，我坐在这里像个枯木朽株一样，我的上司把我给忘记了，没关系，我自己都把自己忘记了。

他就开始自我解压，进入无我的境界了。我们看他写得多好啊。这首诗关键在这句“同僚不解事”。当时和苏东坡同年的一个进士张琥，这个人后来害苏东坡害得很厉害，那时候他们还是好朋友。

张琥就向苏东坡吹胡子瞪眼，骂他“你看你对太守不敬，今天你吃瘪了吧，活该”。所以苏东坡就说，“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对他吹胡子瞪眼。那怎么办呢？苏东坡说“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就是忍、再忍，突出一个“忍”字。

相当于在职场上，你被老板给晾着、坐上冷板凳了，而且是全国性的通报批评，因为这个坎儿，后来苏东坡的提拔年限就推迟了，而且相当于在吏部（也就是组织部）挂了号、上了黑名单。这是苏东坡官场的第一个坎。

苏东坡怎么来解事、怎么来解压呢？写诗。我们要注意，苏东坡这个人其实一辈子都是“两个苏东坡”，一个苏东坡是现实中的苏东坡，另外还有一个遥远的、站在旁边的苏东坡，对现实中的苏东坡进行观照，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苏东坡，把他视作一个演员，进而描述他。

所以苏东坡的诗词都是在尝试用另外一个镜头来拍他自己、展现他自己，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包括后来的“明月几时有”和《赤壁赋》等，他都是这样把自己当作人生的一个过客、一个体验者。

苏东坡遇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坎，是个人情感上的坎。我专门研究过苏东坡的情感世界，应该说情感上的坎至少有7个，对苏东坡一生有比较大的触动。

苏东坡后来之所以这么达观、这么成熟，跟他的情感在少年时经历特别丰富有关，他最敬爱的人——爷爷，在苏东坡12岁的时候去世了。他爷爷的去世对于一个12岁、刚满一个年轮的孩子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

到了他15岁左右，姐姐去世了。苏东坡姊妹6个只活下来3个。后来他就进山，有道人点拨，告诉他一定要跳出来，否则就会像沙漏一样慢慢地把自己漏掉了。所以苏东坡的达观是在他12-15岁期间完成第一次飞跃。

等到他后来考上进士，妈妈去世，这是第3个坎；妻子王弗去世是最大的一个坎，第4个坎；父亲去世，同样打击不小，是第5个坎；他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也在他之前去世，这是第6个坎；最后一个则是他在惠州送走王朝云。

接下来请费老师讲一下苏东坡仕途上遇到的其他坎。

费勇：苏东坡遇到的坎，归纳起来，一个是职场上的坎，确实对苏东坡影响很大。因为苏东坡这个人一辈子不敢辞职，在职场上跟同事间的矛盾、跟皇帝的矛盾，等等，跟咱们现在职场是相通的；

第二个是变故，苏东坡遇到过各种意外变故、遭遇过重大的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突然破产了或者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面对死亡。苏东坡确实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死亡，而且他少年时主要接受道教，后来慢慢地接受佛教。

他临终前说的那番话特别有意思。现在有些人说苏东坡去世前最后一首诗是《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我觉得这是不确切的。现在可以考证的应该是他写给维琳法师的那首——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他在诗里有点儿讽刺鸠摩罗什“想不开”，说一个佛教徒还要搞什么神咒；另外第二个，他跟着维琳法师念佛，苏东坡认为“往生西方”不是没有的，是有西方的，但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西方不无，着力即差”。

后来苏东坡就跟他儿子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辈子没有干过坏事，所以我不会下地狱，因此我就不害怕死。”

我个人觉得，苏东坡对死亡的理解或者说面对死亡的态度，代表了儒释道思想融合后中国人非常独特的一种对生死的达观，不排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同时又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执着。

龙吟：就是要“不能着力”，着力便出错，就跟羽化一样，顺其自然地达到一种深层的状态。

费勇：对，我觉得这点是苏东坡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我特别喜欢他这一辈子中几次面对死亡的态度，一次是他要跳河自杀，还有一次就是他在乌台的监狱里写的那两首绝命诗，对人生、对死亡看得特别通透。

但他的这种达观又特别有意思，跟王阳明和惠能那种还是不一样。我认为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他始终没有离开我们这种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但他整个人又是跳出来的。

苏轼绘画作品《木石图》

苏东坡如何给自己减压？

龙吟：我讲一些案例。苏东坡内心最矛盾、最憋屈的时候是在哪儿呢？在湖州当太守时。

为什么？湖州在当时是一个中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地级市，而徐州和杭州都是上州，类似于现在的北上广深。

他从徐州到湖州等于是被贬官贬过去的，后面的路怎么样，他自己摸不着底。所以到湖州当太守是他最憋屈的时候，在《湖州谢上表》里就写了很多怨言、牢骚，就吐槽。

这个时候，苏东坡怎么解压、怎么调适自己的心理呢？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人跑到郊外去。他到湖州大概三五天后，写了一首诗——一个人跑出去到霅上探访道人，其实道人在不在无所谓，苏东坡最重要的目的是给自己解压。

诗是怎么写的呢？“花光红满栏，草色绿无岸。不逢青眼人，长歌白石涧。”这首诗好像又写景、又写人，有点杂，但其实这是苏东坡最好的解压方式，靠着山光水色、靠着春光。

最关键的是后两句，“不逢青眼人”，这个青眼人表面上是指道人，其实是指皇上、指朝廷、指对他不欣赏的人、指对他没有青眼相看的人。

怎么办呢？到大自然里歌唱去，“长歌白石涧”。白石涧是湖州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山涧里都是白色石头。这个地方后来影响很多人，比如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取号姜白石，也是从这个地方得名。

苏东坡就是借助花、草等大自然的一切，来给自己解压，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烦恼、事业做得不顺了，好了，把这一切烦恼通通放下，到大自然里走一圈，看看花、看看鸟、看看青草，心情马上就转好了。这是苏东坡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他还有另外一种解压方式，就是完全沉迷在自己的家庭生活、沉迷在自己爱人的港湾里。他在最困难、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有王弗、王闰之还有王朝云这3个女人给他提供的港湾，让他回到家里就感觉相当于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中。这也是他非常好的一个解压方式。

费勇：其实不仅仅是苏东坡，我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普遍有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解压方法——写东西。

比如，苏东坡爱写诗，遇到想不开的时候就喜欢写东西，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也是这样。他们一定是用一个文人身份或者文学书写，来抵消社会身份所带来的压力。我认为这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古代官员都是当官的时候好好当官，但是一回到家就是写诗，所以中国古代抑郁症、精神病很少，但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很单一。

苏轼书画作品

第二，罗素1920年在北京待的时候，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他发现同样遭遇的一个英国人和中国人，肯定是中国人比较快乐。

中国人有快乐的天性。这个是怎么来的？后来我在研究苏东坡和陶渊明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人从大概秦汉以来一直到我祖母那辈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其中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使得传统的中国人比较想得开。

一是，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宗教，但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善良。这是传统中国人非常普遍的一种信念；

二是，传统的中国人都相信道家的“祸福相依”。在大家看来，今天倒霉了，可能意味着埋下的是一个幸福的种子；今天得意了，可能埋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这是非常辩证法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苏东坡的作品，包括《前赤壁赋》、“明月几时有”这些诗中这两种观点贯穿始终，因此他想得开。

所以我觉得要想解压，根子还是在价值观上。假如价值观没有改变，只是在痛苦的时候去写诗或者去锻炼，我看没用。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天天跑步，但我看他们越跑越憔悴，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内心的结其实没有真正打开。

首先我们要去改变内心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苏东坡也是这样做的。苏东坡在他最倒霉的时候——到黄州，干了什么？他在黄州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有时隔一天就去一次寺庙，到寺庙打坐、冥想，完全皈依佛教了。

苏东坡在倒霉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一样，怨天尤人什么的。他不是，他说我要从根子上改变自己，信佛。

除了写东西，苏东坡还有一种疗愈方式——他这个人一苦闷的时候，特别喜欢洗澡。他写过关于洗澡的禅理诗，写出了那种禅机，非常有意思。

龙吟：就是“居士本来无垢”。他说，你看我在这儿洗洗洗，好像把身上洗干净了，但其实“居士本来无垢”——我身上是没有灰尘、没有脏东西的，都是别人抛给我的。

苏东坡在海南写“天容海色本澄清”、在定州写“天质自清华”，都是一个用意——他始终坚信自己身上这种良好的品质。

所以苏东坡这个人有两个非常好的天性，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我们一般人一定要学习。

他的弟弟苏辙评价苏东坡一生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不是“满眼都是好人”，而是平生无怨尤，平生对任何人都没有埋怨过，所以我们看不管敌人怎么迫害他，他都不埋怨。

为什么呢？第一是他只怪自己；第二，他认为别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另外一种景致，是这么一个观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费勇：苏东坡说，要是不把我贬到广东，我就吃不到荔枝了。

龙吟：对，吃不到荔枝，吃不到生蚝。苏东坡平生无怨尤，这个个性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包括夫妻、朋友间只要一产生怨，往往矛盾就起来了；要是大家都能够从容地、宽容地去包容对方，往往就没事。

苏东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去怨，所以他什么人都容得下，一辈子没有敌人。

另外，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个性，他总是敏感的。但他这个敏感是对大自然敏感，接地气。而我们有些人，看着是出去跑步解压，但其实他满脑子都还在想着职场上的事情、生意做得怎么样、别人对自己怎么评价，等等。他那个思想始终还是跳脱不开。

而苏东坡一旦走到室外，他马上就被大自然里那些美好的东西给唤醒，思绪转换得非常快。

比如他45岁被贬到黄州那年，2月到了黄州，3月26日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呢？没有酒喝，只能去喝酒廊里剩的酒，而且没有饭吃。最关键的是他还带着他的大儿子苏迈，一个老男人带着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小男人，在黄州的日子其实是很难受的。

苏东坡阴雨天跑出去，听到母斑鸠的叫声，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下子到达一个悲催的极点，应该是苏东坡诗里除《寒食雨二首》那种社会性诗以外，情感上最悲催的时候。

为什么呢？他听到连母斑鸠都在那儿求偶，就想到自己的夫人、自己的朝云孤苦伶仃；他的大儿子苏迈刚结婚，也把妻子留在了商丘。所以苏东坡那时的心情是特别、特别悲催的，应该说人活着还不如动物，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办法保证。

但一转眼雨过天睛，他马上就只看到天晴了，看到远处一个没有人的秋千，马上就开心了。为什么呢？他想，也许过一阵子我老婆、朝云来了后，可以在这里荡秋千。天晴了，他的心也马上跟着晴了。

我们说诗人的敏感，不要对那些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东西敏感，不要对给自己施加负面影响力、负面情绪的人敏感，而是要对大自然敏感、对美敏感。

所以苏东坡追求的东西非常简单——适意。只要是适意的，就是美的。

费勇：这个“适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感觉舒服就行了。

龙吟：就是“适意美学”，适者生存的适、合适的适，也是诗歌的诗。

苏东坡在大自然中处处都能见到美，吃鱼吃出来美；一草一木、风吹草动，一条鱼、一只鸭子游过去，他都能找到美，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他这一点非常接地气。他的生活就是一种享受，活着一天就快乐一天，这就是苏东坡快乐的源泉。

所以这两个个性就是苏东坡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不怨，第二个满眼都是快乐、满眼都是美的东西。

龙吟：应该说他唯一没度过的坎就是最后的死亡。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坎都度过去了。

费勇：但是我觉得死亡，他也算度过去了，因为他对于死亡没有任何恐惧。

而且在我看来，死亡确实不应该是结束。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人死了以后变成灰尘，落入到泥土中、长在小树叶上，树叶上面可能就有原来死去的人的能量或者什么东西，是一种转化。

作为一个普通人，苏东坡算是活出了最有人性的境界，但又活得非常通透。所以我觉得苏东坡的一生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龙吟：我觉得精神是永远的。苏东坡的诗文里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精神，那种崇尚美、生活里到处都是乐趣的精神，是永远活着的。

可以说，在中国活得最久、活得最广泛的，没有第二个人能跟苏东坡相比。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苏东坡，要残缺一大块。他不仅代表中国诗文最高成就，关键还代表人生的生活理念、生活的乐趣、生命的快乐。

费勇：他是最能够代表所谓中国式的生活，或者我们讲生活美学，或者一个普通人所能达到的这种生活艺术。

为什么林语堂那么喜欢苏东坡？我认为传统中国人快乐的秘密就在苏东坡身上。我们要想活成一个比较美好的中国人，苏东坡就是范本。

龙吟：最好的范本。王阳明讲“人人都可以做圣人”，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圣人也只是圣人的某个方面、某个点而已。

但我认为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做苏东坡，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苏东坡》，每个人都可以跟苏东坡做沟通，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苏东坡方面的专家。

为什么呢？因为苏东坡太容易让你接近了，太容易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心灵了。这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苏东坡的“游戏人生”：

无怨尤、不滞留

费勇：最重要的还是苏东坡的那句诗，“此心安处是吾乡”。实际上把心安定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但它的难度在于心要大。

到底怎么把心安定下来？我认为苏东坡是有他的一套方法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般人在遇到倒霉的事情时，很容易就会被倒霉的事情带着走。但苏东坡有一种能力，他会专注在眼前。

比如他在去黄州的路上，一路很寂寞、很孤独，但他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意思是我已经很幸运了，有三百条清清的溪流，像我的朋友一样陪着我到黄州。

后来更倒霉，到了惠州，我们到一个地方还能找朋友喝酒，苏东坡那时候到惠州两眼摸黑，也不知道找谁，只能一个人喝酒，但他说：“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什么意思呢？他说，虽然我一个人喝酒，但也不要叹息，我已经很幸福了。为什么幸福呢？月亮在偷偷地看我的酒杯。

苏东坡真的是把禅宗、禅修里最了不起的功夫给学到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专注在当下。就好比现在冷气突然没了，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很热，但我能从热的细节中、从桌子微微发烫中感受到很美的东西。这是我觉得苏东坡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功夫。

在“乌台诗案”刚发生时，苏东坡还有那种绝望、痛苦的情绪，比如在黄州看到海棠、斑鸠时，他会觉得同病相怜；但后来到了惠州，苏东坡写的是荔枝，说这太好吃了；到海南则是椰子，不仅说椰子好吃，而且他还拿椰子来做帽子玩。

从早期黄州的海棠，到后来岭南的荔枝，再到海南的椰子，非常有意思的是，苏东坡这个人似乎越来越倒霉，但我们会发现他内心却好像越来越开阔了。

他的整个内心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像德国作家席勒所说的处于一种“游戏状态”。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要把自己当作人。而人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游戏的本能。

苏东坡在海南时，那个椰子冠多好啊，把椰子做成帽子戴，完全是“游戏人生”了。但这个游戏人生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吊儿郎当，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他是把握到了生命内在的旋律——他越来越松弛，最后心非常开阔、自在、又很活泼。

龙吟：苏东坡的优点是无怨尤，不怨天尤人。而他在技术、操作方法上有一个特点，叫“不滞留”。

什么叫“不滞留”？苏东坡曾给王驸马写过一篇文章，叫《宝绘堂记》，里边讲“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所谓的“不留意”，就是不要让那个东西把你的神情、你的心思给拴住了。

而我所说的“不滞留”为什么要加个“滞”字呢？就是不要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快乐上、那个痛苦上、那个灾难上。

最好的例子就是“鸿爪雪泥”。苏东坡26岁时就能写出“鸿爪雪泥”这么好的一个比喻。“鸿爪雪泥”就是“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泥上留下了鸿雁的脚印，鸿雁飞走了，哪还管那么多啊。

苏东坡就是在告诉他的弟弟，那个老僧已经死了，虽然过去那件事情很值得怀念，但是你不要老把心思放在那里。

所以苏东坡到了杭州，说杭州是我的家乡；到了密州，他说密州可以安家；到了黄州，他也说黄州可以安家；到了惠州，他还说惠州可以安家；最后到了海南，他索性说：“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这就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哪一处青山都可以埋我的骨头。所以说他的家乡观念也不是特别重，后来他就不愿意、认为也没有必要返回家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就是“不滞留”。

不管你过去是功劳，还是苦劳，还是疲劳，或是苦难，都不要滞留。为什么？赶紧翻篇，还有美好的、新的生活、新的地方在等着你，人生的快乐多得是。

所以苏东坡永远保留一颗赤子心，就是一种游戏状态。老子到晚年就追求这个赤子之态、婴儿状态，他七八十岁时还跑到上百岁的父母亲跟前，当一个孩子到那里这么玩、那么玩。你以为他是在取悦父母吗？其实他自己也回到那种真正忘掉尘世一切烦恼的状态中。

苏东坡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很多情况下就像个孩子。也唯有保留这份童心的人，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

三苏祠苏东坡雕像

费勇：我觉得，苏东坡的幽默主要还是表现在自我解嘲上。除了跟朋友间的玩笑比较多，他很少针对别人，基本上都是取笑自己。

就像他一首很有名的诗，一般人都望子成龙，但苏东坡只希望自己的儿子又蠢又笨，“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句诗是很幽默的，它的意味很丰富，其实里边是有牢骚和吐槽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当时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批评。他觉得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

而且苏东坡很自负，他认为自己又聪明又有才华，因此他就很倒霉。所以他就希望儿子又蠢又笨又很粗鲁。很明显，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又粗鲁又笨的人居然还可以飞黄腾达。

这就是一种幽默，含有对社会的观察以及自己的不满。但这种不满既不伤害别人，也没有伤到自己，并没有把自己搞得很难受、怀才不遇的感觉。

他在海南有一次半夜喝完酒回家，自己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儿子出来接他，他就哈哈大笑。小儿子问他，你笑什么？他说我笑自己，但也没说为什么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可笑。

当然，他更是在笑韩愈。为什么笑韩愈呢？他说，韩愈居然认为在河里钓不到鱼，到了大海就能钓到鱼。但实际上我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在海里边还是钓不到鱼。其实这是一个很沉痛的东西，但被苏东坡这么一幽默，就很有意思。

人生，时常会让人洞察到这种很沉重的真相，不是说靠信心、靠口号、靠鸡汤，就一定能够“钓到鱼”。不一定。有些时候你再忍耐也没用，最后到了海里还是钓不到鱼。

我觉得苏东坡的幽默，一个是他的自我解嘲，第二个，他还是有一种沉痛的东西在，有时候他的幽默是让人想要流眼泪的。

龙吟：苏东坡这个人是天生的乐观派。他从小就爱找乐，到了官场同样爱找乐。因为这样，他其实也得罪了不少人，比如王安石写了本《字说》，苏东坡就去调侃他，从里面找出一堆王安石的破绽——王安石说“波是水之皮”，苏东坡就嘲笑他“那滑岂不就是水之骨了？”

费勇：这个叫过度的幽默，就变成嘲讽了。

龙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幽默，但有点伤害别人，而自己获得片刻的快乐。

在这方面，苏东坡这一辈子都是这种顽皮孩子的个性——爱取笑别人。后来他遇到一个对手，就是佛印。

他遇到佛印后，就真正地通过禅记的方式把两个人的泪和笑给凝到一起去了。所以说佛印是苏东坡这一生当中最能够帮助他成长的，而且在佛印那里，苏东坡觉得自己再丢面子都是应该的。苏东坡和佛印之间这种幽默的故事就很多了。

而我认为，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幽默就是，当他回到镇江后，在金山寺写下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最大的幽默。为什么呢？现在黄州人、惠州人和海南人都说，你看苏东坡都说了，他一辈子功业都在我们这儿。但大家想想功业指的是什么？功名和业绩。他这说的完全是反话、是自嘲。

如果要说文学方面的功绩，那他在黄州是到了顶点，在惠州和儋州算不了到顶点。他这就是一种自嘲，里面还有着很多辛酸，但同时他又寻找到了一种解脱。这就是他平生最大的一个幽默。

我们说，苏东坡经常表扬自己，这也算是他的一种幽默；同时他也经常取笑自己，讲自己的糗事、在给别人写信时经常使用“呵呵”两个字。

再比如，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后、从湖州被抓时，他告诉大家自己曾经想过要投江自尽，但这完全是他自己放的烟雾弹。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是给章惇这样的人写信时说的，告诉对方自己悔过了，当时差点儿要自尽了。

但我告诉大家，人生只要还有一处灯光存在，只要还有一朵花苗存在，只要还有一个人存在，苏东坡都不会自尽的。他永远不会像屈原那样殉某一个君，永远不会的。

苏东坡就是通过这种“耍对方一下”的方式，让对方觉得自己好像是悔过了。但千万不要相信。

我们要看苏东坡的诗、书信里面的话是写给谁的，写给苏辙、写给那一两个知己朋友、写给佛印的话，那没问题；写给自己敌对派的信，千万不要相信，他都是在幽默，说穿了都是在让对方不要老在某一件事情上老盯着他。他都是有智慧的。

苏东坡一生未曾躺平，

但远离内卷

费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而且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接受“命运”这个东西。

包括苏东坡也很难摆脱时代的命运，也就是环境所带来的东西。再往深处讲，每个人都是带“业”而来；但在另一方面，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

我为什么对苏东坡这么感兴趣？因为我在研究陶渊明时，发现这个人很厉害。我们现代人想不开时，总是拿苏东坡来疗愈自己；那苏东坡倒霉、痛苦时，谁疗愈了他呢？陶渊明。

在我看来，苏东坡后半辈子几乎每天都在跟陶渊明“对话”。陶渊明真的是他的铁哥们儿。他把陶渊明所有的诗都写了一遍。

那陶渊明又了不起在哪呢？中国历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阶层——士大夫。士大夫就是当官，相当于走仕途，而我觉得陶渊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个人生活看得高于社会生活的人。

他的《归去来兮辞》里写到自己不想当官、想要回家。回哪儿去呢？他不是说要回到天理，像佛家说的回到“真如佛性”、道家说的“回到自然”，他是要回到生活。

什么生活？个人生活。《归去来兮辞》里描述的就是他回到自己家里，跟太太在一起，虽然家里的墙稍微破败了一些，但到处很有生气。

我认为，苏东坡是把陶渊明的那种传统给发扬光大了。他遇到一个比较痛苦的时代——新党和旧党之争。他完全没有想到，这跟他童年时代、成长时候的政治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苏东坡后来为什么倒霉？在我看来是两个原因，一是出现新党、旧党间的党派斗争，原来是没有的。在宋仁宗和宋真宗时期，一般的士大夫哪怕再贫贱，最多是被批评一下，很少像苏东坡这么倒霉的。

包括跟苏东坡同时代的人，其实都很倒霉，后来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的人都被贬过。但对于这种政治变化，身处其中的他们是感受不到的。苏东坡后来写文章还是按照原来那一套，但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个原因，印刷技术在北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苏东坡的言论、出版物都是能够被记录、传播的，所以这就造成他命运的一个逆转，一生很坎坷。

苏轼行书《洞庭湖春色赋》

但苏东坡为什么还是那么乐观？我觉得，因为任何时候他都很重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和家庭生活，把个人生活看得高于社会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了这点以后，苏东坡就形成了一种生活艺术，我把它归纳为“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外面是打仗，还是经济、股票崩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知道酒依然可以喝。苏东坡说再差的酒也还是很美味。

我总还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热爱的兴趣，比如弹弹琴、下下象棋。而且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大自然每时每刻都有，每天晚上都有月光、每天窗外都有树木在摇曳，就像《前赤壁赋》里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没有人阻止你欣赏大自然。

所以苏东坡形成了一套审美能动性的生活艺术，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无条件的快乐”，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一定要等到发工资才快乐、等到涨工资才快乐、等到当博导才快乐。苏东坡不是，他永远不等待，当下就快乐。

这也养成他的一个习惯，不管到哪儿，他都把自己当成那个地方的人，比如到惠州，他说自己前世就是惠州的一个书生，想要在惠州买房子安家。

据我所知，这点在宋朝被贬谪的官员里好像几乎没有，一般人都还想着回去、想着等回去后要怎么怎么样，但苏东坡不是，他把这里当成家了。

所以苏东坡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就是，在任何时候、在这种所谓的大时代中，环境是我们控制不了、把控不了的。我们当然要关心国际形势，但没必要去操心，因为你管不了。

我们可能更多应该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但就算是国家大事，我们作为老百姓也不需要太过分关心；更多地应该关注自己的单位，但单位的事情我们也控制不了；更多地应该关注自己的小区，但小区的事情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更多地应该关注自己家庭的事情。甚至连家庭，我们可能都控制不了。

苏东坡说，那我就把自己当下的事情过好就可以了。所以不管在什么状态下，他就是备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总是在那种审美努力当中，而不是“躺倒”。

我觉得，苏东坡是有一种能动性的，他总能发现美，然后享受这种美。这个特别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我们现代人好像对自己外在的东西太过关注，尤其因为现在有了微信，充斥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总是被信息带着走，很焦虑这个世界最后会怎么样。

我经常开玩笑说，不用操心这个，大不了天塌下来。就算天真的塌下来了，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大家不就都回归宇宙中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是我从苏东坡身上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龙吟：其实苏东坡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躺平过，但是他坚决远离内卷。

只要有竞争的地方、只要有拼命卷的地方，苏东坡尽量远离，这就是苏东坡做人的一种选择。

比如，只要朝廷出现党争了，他马上就说自己请求外任、请求“撤退”，远离党争的漩涡。

为什么苏东坡要这么做呢？

第一，苏东坡骨子里是道家。他从小就拜了道士为师。道家、佛家的很多思想，他都吸收了。

苏东坡从老子身上学到一个非常精髓的东西，就是《道德经》第十六章里讲的“容”。老子的老师就叫商容。老子在第十六章里讲“知常容，容乃公”“归根曰静”。苏东坡对这段话的理解特别深刻，而且一生都在践行着它。

苏东坡晚年从海南回来后，在广州时专门给净慧寺提了一个匾，叫“六榕寺”。

现在六榕寺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叫“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但六榕寺里是没有榕树的，当年就没有榕树，那苏东坡为什么要写“六榕”呢？

其实他那时候写的“六榕”是容易的容、包容的容。后来他看别人都不懂，自己还要费心思解释，就把那个“容”字边又加了个“木”字，“你们猜去吧”。

结果那些和尚们面面相觑，谁也猜不懂，毕竟寺庙里边没有榕树。当时净慧寺的老方丈就说，我们写个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

既然没有榕树，苏东坡为什么要写“六榕”呢？因为他觉得“六榕”就包括老子所说的那个“容”，被分解成了6个部分：

首先是有容，有容乃大；

有容之后是能容，能够包容一切。

最关键的是第三和第四个“容”，就是宽容和包容。所以苏东坡一生对所有人都不怨尤、对所有人都能宽容，宽容章惇、宽容王安石对他的加害、宽容李定、宽容沈括，宽容所有人。

第四个“容”就是包容，他能够包容所有人、容得下所有风格。苏东坡说，我门下的每个人都独具自己的面目，“你们不要学我，也不要学别人，自己该长角的长角、该长刺的长刺”。

所以他说王安石门下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个性。当时天下所有人都是读王安石的书去考进士的，最后王安石手下的人才叫做“白苇黄茆”，一眼看过去连棵树都没有、没有自己的风格。所以要容得下各种不同风格的人，这叫包容，苏东坡高就高在这儿。

后面还有两个“容”，最后一个叫从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是从容，你只有包容别人、宽容别人，自己才能达到从容的境界。

所以名也好、利也好、官也好，苏东坡从来不争、也不介意别人怎么说。

他有一句名言，当一件事情伤到我了，或者让我感到困惑了，我该说的就说，宁愿说出来得罪别人也要说，不憋在心里。为什么呢？只有说出来了，才从容；说出来了，心里才舒服，不要伤到自己。

而且他做所有事情尽量做到对得起别人，“别人可以对不起我，但我尽量对得起别人”。

比如后来他选择跟章惇和好。章惇被贬到雷州后，他还要给章惇送药；跟沈括和好。沈括后来成了一个罪犯、被贬官了，苏东坡还要说：“好兄弟，我跟你就是陆机和陆云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追求自己内心的一种从容。苏东坡的这个“六容”是他对《道德经》第十六章精髓的理解，所以他的人生最后达到从容的境界，他就不会去参加内卷，因为何必呢。这是苏东坡观念上或者说价值观上的一个重要理念。

假如苏东坡是个企业家

费勇：我觉得苏东坡跟企业、商业相关的，有两条：

第一条， 我觉得苏东坡身上其实体现了中国士大夫非常陈旧的一个观念，而且这个观念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与欧洲不一样。

欧洲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后，就产生了知识产权和知识产业，出现宗教革命；而苏东坡的童年正好遇上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按照日本一位学者的考证认为，苏东坡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在世畅销作家，他的文选卖得很好。当然后来惹祸也是因为此。

苏东坡对范蠡曾有过一个评价，他说范蠡是春秋以来进退最成功的一个人。范蠡是楚国人，后来到了越国，帮越国打败吴国后马上功成身退。

他对权力关系的洞察力特别强，就像陶渊明有首诗里写到的那个词“鸟尽废良弓”（《饮酒·幽兰生前庭》，“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所以范蠡看得很透，马上就溜了。

但是溜了以后，他没有像后来包括苏东坡在内的这种士大夫一样安贫乐道，他到了齐国，到了海边做生意，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了不起的商人、企业家，最后又把钱散出去了。

所以范蠡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他完全打破了后来秦汉以来、甚至我认为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人对商业的这种偏见。

但是苏东坡评价范蠡时，他说范蠡这个人了不起，但如果他能不去做生意的话，他就是一个圣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对商业的看法，也可以说他很拧巴：

一方面，苏东坡总哭穷，总说自己缺钱；但另一方面，他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的书法、画作明明能卖钱，而且他又那么不喜欢当官，但却从来不敢辞职，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或者说去赚“稿费”。

其实这是堂堂正正、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但是苏东坡很怪。我们看他在后来的文章里说，他还要通过当官来赚钱，所以当王安石禁止公款吃喝时，苏东坡还很不高兴、对此很有意见。

仇英《清明上河图》明代苏州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写陶渊明和苏东坡时，曾有过一个感慨，假如中国历史上像陶渊明、苏东坡这么聪明的人，当他们对那个体制已经洞察得非常透彻时，离开体制后不是安贫乐道、苦中作乐，而是像范蠡那样——必须用另外的东西来创造财富，通过商业来创造财富。

那我想，中国现在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历史状况。

当然这个不能假设。但是虽然不能假设，关于这个问题，钱穆在学术著作《国史大纲》里，曾专门提到过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苏东坡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像他这样中国最聪明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生意，而是更愿意去当官呢？

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假如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当时去做生意，可以卖书、卖画，但他就是不愿意，他一生被观念所局限。

所以我很感慨，说“观念就是我们的命运”，聪明如苏东坡这样的人最后都被局限在了观念里边。

在我看来，苏东坡错过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次时代机遇。当然这也使得他本来可以过上又自由又有钱的生活，但他错过了。

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今天，尤其是对于企业家而言，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观念——当新情况出现，尤其当高科技的情况出现时，它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机会。这些机会有些真的非常了不起，将给我们个人带来新的命运，同时也代表一个时代的新东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苏东坡这个人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主持人刚才说“寒气逼人”，我没感觉到寒气，反而觉得热得要死、酷热，哪有寒气，没有寒气。

苏东坡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苏东坡是一个很绝望的人，但他的绝望是对什么绝望呢？对外在、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他认为人生是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但我们要记住，在他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几乎是同一时期、都在黄州的时候，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他说，谁说我现在是个老头了，我家门前的流水都可以倒流，我也可以“返老还童”。

所以苏东坡一方面对这个世界永远是绝望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期待，但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永远不会绝望，他永远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过好人生。这两点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包括其他朋友都是可以去斟酌的。

明崔子忠《苏轼留带图》中的苏轼形象

龙吟：其实苏东坡没有经商，不是他一个人的局限。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苏东坡其实有很多商人朋友，包括他帮一个小商人卖扇子，扇子发霉了，他就帮忙题词，对商人很友好。

而且他在考进士、家里当时很穷时，是一个姓杜的大商人帮了他；他后来的好朋友陈季常也是经商的，不仅经商，还开镖局。

苏东坡一辈子只说过两次“千年的朋友”，也就是千年之愿，第一次就是许给的陈季常，还有一次是许给王朝云，给王朝云许的是一千年，而给陈季常许的是三千年，所以他跟商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

我个人认为，苏东坡一生虽然没有经商，但他创造了很多商业价值。现在我们海内外的华人众口一词，在旅游景点的创造上，苏东坡无人能比。

他所到的地方，不管是升迁、贬官甚至是路过的地方，都有非常好的旅游景点。苏东坡创造的旅游价值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文人或者官员都没有办法媲美的。

所以我认为，苏东坡给我们的启示就是3句话：第一个是创造价值；第二个是活出真我，苏东坡就是一个很真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去搞虚无的东西，就是活出真我、活出自己的个性。

第3句话就是苏东坡一直讲的“快乐是生命的真谛”。所谓官有多大、有多少钱，都是没有用的，官再大也买不来快乐，钱再多也洗不去忧愁。

苏东坡告诉我们，快乐才是生命的真谛。

如果你活着不快乐，愧对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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