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观察丨西班牙的极右翼不仅回来了，它从未真正消失过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1年5月4日，西班牙马德里大区政府换届选举结束。人们聚集在极右Vox党的总部外。
近几十年来，西班牙经常被描绘成唯一没有极右翼的欧洲国家。但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暴力的街头运动也在建立自己的力量，现在他们也在进入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在西班牙2019年的最后一次大选中，极右翼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凭借370万张选票（15%）和五十二个席位，Vox成为国会中第三大党。它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今年早些时候，它加入了西班牙最大地区卡斯蒂利亚-莱昂的政府。如果说十年前Vox还不存在，那么今天它的领导人已经出现在黄金时段的喜剧节目中——随着2023年的大选，他们甚至可能很快进入内阁。
所有这一切对于某种主流说法而言是出乎意料的。几十年来，它把西班牙描绘成民主的绿洲，甚至是欧洲唯一没有极右势力的国家，只因为它在选举日没有出现。但今天认识到这些势力的力量，也是为了正视现实。西班牙的极右翼不仅仅是回来了：它从未真正消失过。Vox不是它唯一的名字。这是三十多年来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知道的事情。
对记者Miquel Ramos这一代人来说，反法西斯主义是个个人问题。Ramos1979年生于瓦伦西亚。在他14岁前的一个月，18岁的活动家Guillem Agulló被极右翼武装分子刺死。Ramos通过Agulló在左翼示威和政治空间的存在认识了后者。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是青少年在街头看到法西斯暴力不断上升的几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巴塞罗那的变性女性Sonia Rescalvo、马德里的多米尼加裔移民工人Lucrecia Pérez和Agulló都被杀害。
从那时起，Ramos开始收集有关这一主题的新闻剪报，直到现在他出版了关于西班牙三十年来反对极右翼、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的作品，名为《反法西斯：自1990年代以来，西班牙的极右翼是这样战斗的》。
Ramos在这篇采访中介绍了西班牙的极右翼街头运动，它们与议会右翼的关系，以及如何与之斗争。原文载于《雅各宾》。
与老一代人相比，你们这一代人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似乎有一个明显的、更加个人化的特征。
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1970年代末的转型时期（Transición，从佛朗哥独裁到巩固议会制度，西班牙转型期间的政治暴力远比希腊或葡萄牙的类似进程更为普遍），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佛朗哥主义在警察等国家结构中的延续，以及那些仍然主张独裁的团体。
但在1990年代——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确实看到了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极右翼的表现。他们在街头以暴力和有罪不罚的方式行事。童话故事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经随着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到来而消亡。也许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上一代人中的一部分并不觉得被这些新的团体所吸引。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在90年代初开始有政治关切的那一代人，却有这种感觉。
对许多类型的人来说，不可能从极右翼的暴力中逃脱。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不管他们是否是政治激进分子：有时你不得不小心，只是因为你在某些地方闲逛。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能否看到极右翼战略的不同阶段？
是的。首先，他们有与光头党和足球流氓有关的更多部落特征——那是在1980年代中期和2000年代之间。之后，极右翼试图组建正规的政党，并软化他们的言论，做自己认为会受到欢迎的事（playing to the gallery）。
第三阶段是受法国新右翼（Nouvelle Droite）影响的新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的崛起，比如意大利的庞德之家（CasaPound）——这些团体直接模仿激进左翼的策略和符号。目前的阶段是，西班牙第一次在机构中出现了一个极右翼政党——Vox。虽然极右翼把自己伪装成是民主的，但在街上仍然有暴力团体。
故事光明的一面是，反法西斯主义也在组织起来。而这一运动与其他运动结合在一起，如棚户区改造、反全球化，以及那些为更多社会属性、更宜居社区而奋斗的人。反法西斯主义的激进分子通常并不只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在《反法西斯》一书中，你指出了1988年11月20日前后的一个转折点——佛朗哥的死亡纪念日——当时极右团体试图攻击马德里最受欢迎的露天市场El Rastro中的左翼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摊位。
在此之前，极右翼的行动更多是关于报复和偶尔的冲突。然而，在El Rastro的攻击是一个法西斯组织攻击马德里左翼人士的一个相当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他们已经提高了警惕，并意识到他们必须团结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1990年代是延续了暴力的“铅年”（The Years of Lead，指意大利从196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后期的一段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其标志是一系列政治恐怖主义事件）。又是在11月20日，他们杀害了巴斯克左翼议员Josu Muguruza。像自治基地（Bases Autónomas，西班牙新纳粹组织）这样的团体在街头使用暴力，一些城市的一些地区落入极右翼的控制之下。对许多人来说，反法西斯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因为它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生命。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否意识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层面？
我认为没有意识到。那样的日子会给你留下伤痕。在那样的场景中，你没有寻求任何东西——但它找到了你。有谋杀，有严重受伤的人，还有一些人被迫乞求自己的生命，进行反击或进行预防性攻击。它让你以某种方式看待极右翼的问题。这种威胁被轻描淡写了，例如，当媒体谈到“城市部落”（法国社会学家Michel Maffesoli在1980年代创造的词，来描述由现代社会组织起来的共同兴趣和生活方式偏好所定义的一小群人）的时候。当然，那些不是为领土而战：极右想杀你，因为你是谁，你的想法，或者你爱谁。或者他们认为你是谁，因为有时受害者并没有任何政治联系。交错的眼神就足够了。我的书试图解释存在的问题，人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以及他们对此做了什么。他们的证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
在那些年里，主流媒体的言论主要描绘了“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的逻辑。新纳粹第一次成为黄金时段的新闻。这种存在是否在普通公民中敲响了反法西斯的警钟，还是最终洗白了他们？
媒体报道了一个卡通化的极右翼——经常是一个喝醉的光头党，而问题显然更大。问题还在于，有些人接受了那幅漫画。很多新纳粹分子通过电影《美国X档案》（讲述一名白人青年怎样在父亲被黑人毒贩杀害后，变成新纳粹主义者，然后再放弃种族主义的经历）、《一个光头党的日记》（一个记者潜入新纳粹组织的故事）或耸人听闻的足球报道电视节目被吸引到光头党运动中。其他一些人，确实是通过这些图像到达了反法西斯主义，但在运动中也有一种尝试来制止这种情况。例如，“反法西斯旅”（Brigadas Antifascistas）说：“你不能在这里闲逛，这是政治”。
书中有一份来自反法西斯旅的证词，说这个集体在千禧年之初是“一台蒸汽压路机”（a steamroller）。那时候有一个反法西斯的进攻（offensive）。它的主要元素是什么？
反法西斯团体不仅专注于自卫，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克服了“受害者”的态度。心态发生了变化。对于像反法西斯旅这样的集体，他们的想法是：“没有必要让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先去找他们”。在我看来，采取这一举措的人拯救了很多其他人。可以从远处进行批评，围绕暴力战术的讨论贯穿整本书，因为对此从来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在存在反法西斯进攻的地方，在人们划清界限的地方，极右翼的暴力行为已经下降。
对另一代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2007年Carlos Palomino的谋杀案，一个16岁的孩子在反对新纳粹集会的抗议活动中被刺死。该运动的沟通方式和在媒体上争取描述故事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一些组织开始露出面孔。反法西斯分子作为黑色兜帽下的愤怒年轻人的形象被克服了。
很多时候，在这些兜帽下，有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人。反法西斯分子的形象一直是多样化的。媒体创造的陈词滥调是一个暴力的“黑群”（black bloc，一种抗议游行活动中使用的战术，其特征是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服装，使用围巾、墨镜、滑雪面罩、带衬料的摩托车头盔或其他隐瞒和保护面部的物品）式的团队在制造麻烦。多年来，这种说法一直很有分量。在Carlos Palomino被谋杀的时候，不仅有人声称他们杀害了一个有母亲和朋友的未成年人。一些报道坚持反法西斯主义的Carlos漫画是一种双重伤害。而反法西斯主义在展示面孔方面是非常聪明的。这有助于瓦解媒体的“双方”套话（“both sides” mantra），但瓦解是不完全的，因为它甚至现在仍然存在。
在极右翼问题上，警察发挥了什么作用？
佛朗哥死后，没有对安全部队进行有效的清洗。曾对人施以酷刑的警察继续工作，直到他们退休。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存在着涉及这些部队成员的国家恐怖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此付出了牢狱代价，但其他人却逍遥法外，甚至被授予勋章，就像众所周知的Billy el Niño（佛朗哥独裁时期最著名的施酷刑者和警察，他死于新冠病毒，没有受到审判）的案例。我们总是看到一些极右翼分子是警察的儿子，或者被逮捕但甚至没有去警察局。而且别忘了，他们的信息小队（information squads）甚至在今天还在谈论“城市部落”。
一些政治评论家将Vox的崛起视为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进程和2017年10月的公投的回应。
西班牙民族主义一直是极右翼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一点一直存在——它不需要公投来鞭打出兴奋。问题是，为什么极右翼能够利用反对加泰罗尼亚人自决的运动。
官方的说法，即来自当局的说法，很适合极右翼。在示威活动中，有反对加泰罗尼亚公投的民主人士，他们没有对极右翼设置任何障碍。为什么当时左翼党派的人与Vox分享横幅？也许这种叙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Vox已经尝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对工人阶级的关切做出更多。在西班牙，是否极右翼的社会话语比Vox本身更危险？
我现在没有真正看到这种危险，在政党政治层面。我没有看到Vox对有关工人的社会问题作出严肃的处理。然而，Vox扩大了模仿左翼并试图使用“阶级”话语的社会运动的奥弗顿窗（Overton window，有关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的一种理论，一个政策的政治可行性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在这个窗口范围内，而不是政客的个人偏好，奥弗顿认为这个窗口构成了政客在不走极端且考虑舆论情形下可以推行的政策的大致范围），就像法国新右翼在1968年5月之后所做的那样——这些运动的叙事方式从攻击无家可归者转为喂养他们。
前副首相Pablo Iglesias是《反法西斯》的受访者之一。这可能是西班牙近代史上第一次有政府高层人物能以第一人称经验来谈论这个问题。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次地区选举中，反法西斯主义是“我们能”党（Podemos，左翼政党）的一个相当明确的口号。
“我们能”内部的一些人来自社会运动，并遭受过新纳粹的暴力。他们有这种敏感性。Pablo Iglesias和平等部长Irene Montero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极右翼激进分子来到他们自己的家门口，甚至给他们邮寄子弹。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过去的两年里，心理健康成为西班牙的一个主流话题。这似乎是一个极右翼从不关心的问题，他们取笑人们的情绪问题。心理健康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可以取得进展的空间吗？
极右翼与其说是在搞政治，不如说是在搞霸凌。它的基础是骚扰和击倒弱势群体。他们的深度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代价。无论他们如何利用文化之争作为烟幕，极右政治都不会给工人阶级更多的权利。而这在情感层面上也有代价。捍卫我们的健康——心理健康，但也包括其他类型的健康——是我们可以举起的旗帜。极右根本不在乎无权无势的人的生活质量。反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相互支持和相互关怀。显然，我们在这方面有道义上的优势。
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LGBTQ运动、住房运动和工会允许一种预防性的反法西斯主义。在新冠疫情封锁开始时，我们在很多街区看到了互助团体，而极右翼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任何人。你认为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法西斯主义利用了新自由主义对阶级意识的破坏。他们关注的不是这种社会意识，而是其他身份。他们的选民不是被经济所吸引，而是被旗帜、阳刚之气和白人所吸引。
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阶级归属感，曾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道堤坝。我们并没有经历这种意识的最好时代，这是事实。但是，邻里社区的基层斗争，保卫住房权利，保卫你的邻居，你和你朋友的工作，也许是其他工人的工作，即使他们离你有几百英里远——所有这些绝对是面对极右翼的保护墙。
你对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判断？
反法西斯主义在有民主意识的人中仍然很重要——这是他们DNA的一部分。西班牙是最后一个极右翼进入议会的欧洲国家之一，我认为这提高了人们的意识。
在其他采访中，有人问我，反法西斯主义是否已经失败。我想告诉你，它没有。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与极右势力作斗争的人，其中许多人非常年轻，却被抛弃了，所以，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社会的其他人在哪里。我的书想向那些经常独自奋斗的人致敬。今天，仍然有记者不知道极右在媒体上玩的游戏。更糟糕的是，有一种左翼对极右翼的构想买账。
反法西斯主义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有非常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政治选择，也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意见。它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所以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他们想成为历史的哪一方。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2/08/spain-fascism-far-right-anti-vox-antifascism
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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