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巴西的警察暴力；意大利大选中的极右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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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警察暴力
8月23日，巴西记者拉斐尔·察夫科·加西亚（Raphael Tsavkko Garcia）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表题为《巴西对穷人的战争永无止境》的评论文章，控诉巴西警方滥用暴力，呼吁彻底改革该国的安全架构。
加西亚在开头写道，暴力——尤其是国家批准的暴力——是许多巴西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长着“错误的肤色”的不幸穷人而言更是如此。
他认为，生活在不稳定环境中的贫穷黑人和棕色人种是巴西警察首选的受害者——这支部队似乎不是致力于消灭贫困，而是消灭穷人。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1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警方确认，当天在里约热内卢市北区阿莱芒贫民社区执行的剿匪行动共造成18人死亡。
5月24日，25人在里约热内卢克鲁塞罗贫民窟的一次警察行动中丧生。7月21日，在同一州的阿莱芒街区（Complexo do Alemao），警方的另一次突袭行动又夺走了18人的生命。
这些只是一个更长链条中的片段。根据联邦弗鲁米内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在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间，仅在里约热内卢就有182人在至少40起不同的警察行动中被杀害。
这些致命的行动得到了巴西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全力支持，他经常赞扬警察在贫民窟的血腥行动，并自豪地宣称所有被当场击毙的人都是“罪犯”和“暴徒”，而他们现在已经被“消灭”（neutralised）。事实上，活动人士和国际组织强调，在这些行动中丧生的人，只有一小部分以其姓名发出的逮捕令。贫民窟的居民经常谈论人们被警察“追捕”，有时甚至在投降后被处决。但在巴西政府看来，这些细节似乎无关紧要。
尽管博索纳罗及其许多支持者经常试图为巴西警察的血腥、明显非法的行动辩护，声称他们是在打击暴力的、全副武装的和危险的犯罪分子，但警察杀死的不仅是所谓的毒贩和帮派成员。
举个例子，5月24日，就在克鲁塞罗贫民窟发生致命袭击的同一天，在东北部塞尔吉佩州，联邦高速公路巡警在警车的后备箱里闷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名为金瓦尔多·德·赫苏斯·桑托斯（Genivaldo de Jesus Santos）。目击者记录的图像现实，警官们将桑托斯按倒在地，然后强行将他留在警车后部，SUV上冒出一团白色浓烟。据其家属称，这名38岁戴着手铐的男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人们可以听到他的尖叫声，他伸出车外的腿蹬了一会儿，直到一动不动。
无论是警察在贫民窟的行动，还是执法人员杀害像桑托斯那样贫穷脆弱的巴西黑人，发生在巴西都不令人惊讶或难以解释。
加西亚接着讨论了这些警察暴力根植的制度和文化土壤。他认为，在巴西，将贫穷和穷人视为有罪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警察的种族暴行。再加上未能对安全部队进行充分的培训，以及当局甚至不愿承认这个问题存在，这种穷人有罪的文化把警察变成了国家批准的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无论其出于自愿或是被动。
警察培训是糟糕的，在街头“边干边学”的文化助长了不端行为，并使其代代相传。警方声称，罪犯通常拥有更好的枪支和装备，导致警察经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增加了他们与民众互动的致命性。
很明显，训练不足，装备不足，总是充满恐惧，巴西的警察们觉得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只有通过先发制人的暴力才能取胜。
然而，警察缺乏培训、资金和支持只能解释问题的一小部分。巴西警察之所以如此行事——似乎是在向穷人发动一场致命的战争——主要原因在于，这支警察部队的成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历史上看，警察部队在巴西成立的原因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而是为了控制、镇压和恐吓奴隶。
巴西的第一个贫民窟出现在19世纪的里约热内卢，并在奴隶制终结后呈指数级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逃离武装冲突的贫穷移民也加入了这些前奴隶及其后代的行列。很快，类似的贫民窟开始涌现，并扩展到该国的其他地区。警察部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精英阶层及其财产与生活方式不受危险“平民”的伤害，并且他们很快把注意力集中于贫民窟。
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理教授大卫·内默（David Nemer）在其著作《被压迫的技术：巴西贫民窟的不平等和数字世俗》（Technology of the Oppressed: Inequity and the Digital Mundane in Favelas of Brazi）中写道:“自从山坡上的定居点开始被视为危险和边缘人的领地以来，偏见就被铭刻了下来。”
巴西的精英们一直认为贫民窟是一个需要受控制的地方，穷人在其中生活必须被监视。而警察作为这些精英的守卫，通过恐吓、虐待和暴力，承担起了控制贫民窟的责任。正如专门研究公共安全问题的记者塞西莉亚·奥利维拉（Cecilia Oliveira）所说：“警察的暴行与巴西社会建设中的许多因素相联系，也与巴西没有清算其从奴隶制到独裁统治的历史相联系。”
今天，以暴力手段维持贫民窟的文化仍在继续，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针对执法部门的不端行为和滥用职权的执法。奥利维拉认为：“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履行其监督警察活动的职能，司法部门没有履行其保护诉诸法庭的被虐受害者的职能，州政府没有管理其代理人，这是一个允许警察为所欲为的完整系统。有人为复杂的问题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而黑人和穷人的生命就是代价。”
巴西的安全部队正在贫民窟散播恐怖，在交通拦检时残忍地杀害脆弱的黑人公民，因为他们被设计成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训练，没有装备，也没有被鼓励以任何其他方式来管理这些社区。
加西亚最后写道，在巴西，除非当权者采取行动彻底改革该国的安全架构，并建立一支愿意并有能力真正保护而不是恐吓民众的警察部队，否则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血腥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只要博索纳罗和他的支持者掌权，在可预见的未来，贫民窟的警察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人们将看到更多像桑托斯遇害那样的警察杀人事件。
意大利大选中的极右翼政党
意大利将于9月25日迎来大选，乔吉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大概率将上台执政。8月25日，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编辑大卫·布罗德（Dabid Broder）在该刊网站发表题为《意大利中间派未能向极右翼宣战》的政治评论，该文认为，梅洛尼的胜券在握得益于放纵的媒体，以及意大利中左翼未能回答如何才能让本国摆脱长期停滞。
意大利兄弟党并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政党。在民意调查中，它与中左翼的民主党（Democrats）势均力敌，尽管后者由于缺乏主要盟友，在将选票转化为席位方面处于更弱势的地位。民主党坚称，他们将延续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领导的跨党派政府的工作，该政府于去年2月成立，旨在拨付欧洲复苏基金。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多数席位也依赖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联盟党和折衷主义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然而，随着这些势力在今年7月撤回他们的支持，民主党独木难支。
这反过来又重新创造了意大利政治典型的光幻视（a typical optical illusion），最近一波右翼反对分子声称他们正在战胜一个永远霸权的左翼，尽管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左翼的声音。德拉吉的内阁是近几十年来一系列大联盟和“技术政府”中最新的一个，其中包括民主党的支持，他们是制度稳定的坚定保证人。但鉴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的基本盘是衰弱论-新自由主义的（declinist-neoliberal）底色， 2022年的竞选将再次在新自由主义-管理主义的（neoliberal-managerial）中左翼和声称将结束“十年左翼统治”的极右翼局外人之间展开。
在政党体系持续动荡的情况下，置身德拉吉政府之外必然有助于意大利兄弟党拉拢右翼选民。它在2018年的支持率仅为4%，目前大约一半的支持刚从联盟党转化而来，后者在2018-19年萨尔维尼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声名鹊起。然而，自2021年2月以来，其他主要政党之间的协议给了梅洛尼垄断批评角色的空间，并以此强调其“建设性”方法，即敌视“左翼”，但不敌视德拉吉本身。意大利兄弟党还经常强调其对欧盟、北约的忠诚，以及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以显示其“大西洋主义者”的身份。
中右翼的一些人最终对德拉吉政府的执政感到不满。因此，竞选初期，民主党人讨好贝卢斯科尼的长期盟友雷纳托·布鲁内塔（Renato Brunetta）等人物，作为回应，布鲁内塔退出了意大利力量党。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人在寻找温和的、“绝不是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一样，某种中左翼心态包括试图找到负责任的右翼分子来充当对话者，即使这意味着一些人（尤其是贝卢斯科尼）曾经扮演“邪恶”的角色，中左翼寄希望于在一场“不那么邪恶”的投票中阻止他。唯一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恶”只会变本加厉。
布罗德观察到，许多意大利媒体不能容忍“妖魔化”梅洛尼的行为。专家保罗·米埃利（Paolo Mieli）在竞选开始时问道：“我们就不能有两个月不谈历史吗？”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声称意大利兄弟党计划发动一场“向罗马进军”，以庆祝贝尼托·墨索里尼掌权100周年。就连民主党领袖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近年来也与梅洛尼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未来总理显然有一些不寻常之处，她坚持认为其政党中的“怀旧者”——指那些使用纳粹傀儡政权萨洛共和国标志和横幅的官员——是“事业的叛徒”。
颇为讽刺的是，作为著名的墨索里尼传记作家伦佐·德·费利斯（Renzo de Felice）的学生，米埃利曾写过多本关于20世纪意大利的著作，但是他关于停止谈论历史的呼吁还是被国家媒体广泛采纳，这些媒体经常表现出明显的健忘症，无视意大利兄弟党是成立于1946年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的继承者的事实，也不理会该党官员的种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赞扬以及与更激进组织的联系，而诡辩称这一切都是“挖坑设套”的问题。这得到了来自右翼日报的记者们的一致支持，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法西斯主义不会回来”——从字面上讲，它当然不会回来——这完全是一个已经死掉的问题。
有一些迹象表明候选人的过去会回来困扰他们，虽然这并没有发生在后法西斯主义阵营身上。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的民主党候选人拉斐尔·拉·雷吉那（Raffaele La Regina）上周末不得不退选，因为此前他被曝在2020年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晚邮报》和《共和国报》等主要日报相当古怪地指出，政客们过去的社交媒体帖子如今正成为选举宣传的工具。即便如此，这也取决于他们是否会感到羞愧。梅洛尼过去一再声称，匈牙利犹太人“高利贷者”乔治·索罗斯正在“资助一项计划，在种族上取代欧洲人”，但这些都没有给目前的竞选活动带来麻烦。
如果意大利兄弟党在政府中站稳了地位，它所构成的真正威胁与其说是“回归法西斯主义”，倒不如说是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典型（极右翼执政的）国家一样，规范被侵蚀，官方组织对批评者和少数群体的中伤。事实上，较之匈牙利，波兰右翼更是梅洛尼政党的榜样，自俄乌战争以来，波兰右翼似乎在欧盟执政圈内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梅洛尼过去曾赞扬过弗拉基米尔·普京，但与联盟党相比，她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者”的立场，尽管事实上她的政党更接近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和美国共和党中的特朗普派，而不是现任的华盛顿政府。
虽然梅洛尼不可能寻求与欧元或欧盟决裂，但她领导的政府可能在两方面造成持久损害。其一是呼吁对移民船只进行海上封锁，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不仅违法，而且可能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其二是各种修改意大利宪法的计划，包括压制左翼批评者的模糊而包罗万象的手段，例如将“为共产主义辩解”或“伊斯兰极权主义”定为犯罪。除了推翻目前宪法（很少强制执行）的反法西斯“偏见”之外，还有一项计划，即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总统制共和国，用头重脚轻的行政机构取代当前的议会制度。
布罗德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经济政策。
鉴于她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梅洛尼的竞选活动一直相当低调，事实上，她几乎完全专注于回应左翼人士对她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的指控。她向国际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表明了意大利讨论这些问题的严肃性——她对着镜头发表声明，没有记者提问——在视频中她坚称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并谴责“1938年的反犹太法”和“独裁”。这种措辞的选择，其尖锐程度甚至比不上历史上意大利社会运动领导人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在1990-2000年代对过去的全面批评，显然是为了避免谴责（新）法西斯传统本身。她坚持认为，左翼谈论历史，是因为他们对政府计划无话可说。
事实上，在两个主要阵营中，都极度缺乏关于未来五年的真正建议。民主党寻找大部分虚构的中间派选票（以及自称代表“第三极”的小新自由主义政党的乌合之众）也是这个问题的附带现象。当意大利兄弟党将右翼选民重新召集到新的领导层之下，中左翼却似乎陷入了瘫痪，他们只能巩固自己对一种经济模式的捍卫。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同时通过临时补贴和救济措施应对了一些影响。这不仅是欧元区成员国身份的问题（没有任何主要政治力量挑战这一点），但与之息息相关，因为各国政府陷入了一个低投资、生产率增长乏力、公共债务沉重、结构性低就业水平的循环。
这并不是说，梅洛尼真的对谈论经济感兴趣。中右翼的提议标志着税收和官僚体制的全面削减，尽管更多的负担将放在非欧盟公民经营的企业身上，这些企业被认为要独自为意大利巨大的逃税漏洞负责。意大利兄弟党促进就业的提议——对增聘员工的（意大利经营的）公司减税——不过是为结构性经济弱点贴膏药，肯定无法填补它提议取消的求职者津贴。在右翼联盟内部，联盟党提出的15%的统一税率——可能会在公共账户上造成800亿欧元的窟窿——太过离谱，以至于让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该党不提出10%或5%的税率。前科累累的贝卢斯科尼时代的财政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出现在意大利兄弟党的候选名单里，明显表明该党缺乏戏剧性的经济政策措施。
民主党左翼或多或少有一些力量试图将社会政策纳入竞选活动。一个是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五星运动，虽然有点堂吉诃德的意思。在上届议会开始时，该党是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的软弱盟友，如今它已将捍卫2019年出台的求职者津贴作为其旗舰政策。在曲折的政治道路和前领导人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离职之后，该党可能获得的选票从2018年的32%掉到10%。除了与民主党结盟的绿色左翼势力（尤其是科特迪瓦出生的农场工人组织者阿布巴卡尔·苏马霍罗），还有一个独立的左翼，即由前那不勒斯市长路易吉·德·马吉斯特里斯（Luigi de Magistris）领导的人民联盟（the Unione Popolare）。这份名单在选举前不久形成，但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入主议会。
布罗德最后写道，观察意大利政治，我们常常忍不住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激烈的修辞两极分化和历史象征主义的反复出现之外，真正的替代方案并没有那么戏剧化。事实上，意大利的经济萎靡是长期的，而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危机时刻：公民对政党的忠诚度下降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我们不会看到一个戏剧性的转变。然而，随着一个许多领导人公开鼓吹白人民族主义阴谋论、为法西斯战争罪犯辩护的政党取得突破，当前时刻确实带来了新的危险。梅洛尼周日（8月21日）发布了一段据称一名妇女被移民强奸的视频，透漏了很多她的真实成分。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她掌权，但这种前景看起来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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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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