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全球新型能源危机；“自愿”返回原国的难民

新型能源危机

全球对能源和其他商品的激增，使决策者和消费者都必须面对新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困难现实。俄乌冲突扰乱了商品市场，并且使得近年来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近日采访了美国作家、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请他对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之后的能源市场发展发表了看法。耶金是1991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斗争》（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的作者，2020年出版了名为《新地图：能源、气候和国家间的碰撞》（The New Map：Energy，Climate，and the Clash of Nations）的新书。

关于俄乌冲突会“加速”绿色转型还是使其“倒退”这一问题，耶金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两者皆有。可再生能源发电显然有了新的动力，并将继续推进，例如欧洲的能源独立计划REPowerEU，但这需要时间，并且将面临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的供应链困难和成本上升问题。“倒退”这一表述并不准确，事实上，能源安全和保障供应的重点也发生了更新。人们对于这一关键安全问题的健忘已经结束，例如德国终于承诺在其港口建设新的再气化终端，否则将无法进口和部署液化天然气。能源安全的基本原则是多样化，未来这个议题在欧洲将更为突出。至于欧盟是否会继续推进酝酿已久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该机制旨在对进口能源以及混凝土等碳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耶金认为人们已经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虽然建立这一机制的驱动力仍然存在，但眼下各国政府会更担心将额外成本引入经济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会如何回应也是一个问题。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5日，德国韦尔讷，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传输系统运营商之一的Open Grid Europe (OGE)的管道和压力表。

当被问及各国政府是否在2020年油价暴跌时错过了结束化石燃料补贴的时机时，耶金指出必须注意人们讨论的是哪些补贴。尽管这个术语四处流传，但化石燃料财政补贴的主要用途是在发展中国家为消费者压低价格——通常是出于政治或社会原因。与之相对，至少在美国，另外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据说获得的“补贴”是和其他行业同样的税收待遇。

关于美国能源行业尤其是化石燃料的未来趋势，耶金说在二十年前不管是页岩革命还是太阳能成本的大幅下降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所有的预测都应该谨慎地做出，但未来美国大部分新的发电能力都将是可再生能源，这是公用事业正在做的事情。几年后，电池方面可能会出现重大进展；10年后，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将在能源组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也会趋于明朗。美国很可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之一，但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对于汽油的需求会开始下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是全球能源供应的一大支柱，而供应能力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资源的多少，还取决于获得管道设施许可以及上线的能力。无论如何，碳捕获技术和工艺将取得进展，因为这必须发生。到2030年，人们会知道几年前还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氢能是否会成为一项主要的能源业务。技术和创新不会停滞不前，总有新的、可能改变局面的惊喜在看不到的地方酝酿。但页岩和太阳能带来的一项启示是，一项创新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显现其全部影响的突破点。

俄乌冲突发生后，沙特阿拉伯拒绝了美国关于生产更多石油的请求，迫使美国转而探索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新谈判。对此，耶金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关系正在变动当中。由于页岩革命使美国从根本上实现的净额基础上的能源独立（必须记住由于只有一个石油市场，美国的油价并不是与之隔绝的），该地区的传统盟友感觉到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一直在萎缩。这种感觉是导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之间达成2020年和平条约的因素之一。石油在拜登的访问的议程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次访问也是对美国正在脱离、俄罗斯等国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该地区的普遍看法的一个回应，目的在于表明美国的重新介入。美国对作为“OPEC+”领袖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另一领袖是俄罗斯）投入很多，但俄乌冲突和俄罗斯的减产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产量停滞使得该集团内部的情况越来越不稳定。无论如何，目前形式的原始“OPEC+”协议即将结束。人们当然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沙特石油进入市场，尽管备用产能并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那么巨大。是否有更多的伊朗石油进入市场将取决于核协议是否复苏，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一些已经渗入了市场。在加拉加斯的谈判似乎没有取得进展，跟加拿大尤其是阿尔伯塔进行谈判将是富有成效的。

很多人将当下和1970年代进行比较，当时石油供应国中的战争和革命引发了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滞涨。在耶金看来，现在和1970年代当然有相似之处，人们再次处于一个令人担忧的充满风险的时代，一个见证全球政治重新排序的重要时刻。如同1970年代一样，今后的世界将不同于以往。两者在供应方面也存在相似之处。1973年的危机（源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应对十月战争而决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爆发时，全球石油市场已经非常进展，没有多余产能。同样，俄乌冲突也发生在全球能源市场紧张的时候。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情况不仅涉及石油，还涉及到天然气和煤炭，1970年代不是这样。此外，这次危机的特点是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和潜在冲突，这在1973年只是短暂出现过。

随着能源安全成为现在的头等大事，各国政府不仅争相确保能源供应，还在争夺诸如生产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需要的矿产等关键商品，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资源驱动战争和冲突的时代？耶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过头，但人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源竞争的新时代。阅读一下政府关于关键矿产的报告就可以看到，转向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会导致对矿产需求的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采矿、加工和运输需求将大大增加，还需要一个复杂的新供应链。人们早已熟知石油天然气引起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张力，围绕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矿物显然将出现新的地缘政治张力。

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在当今的全球动荡中首当其冲，特别是以粮食危机的形式。但非洲同时也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于非洲是否做好了利用眼下矿产热的准备，还是注定要受到自然资源的诅咒这一问题，耶金指出避免资源诅咒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项挑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共识。目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南北在气候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天然气管道等的资金供应方面。这类投资对发展很重要，它们让当地人不再用木头和垃圾来生火做饭——这些室内空气污染源与许多健康问题有关。发展中国家面临不止一个紧迫任务。除了应对气候变化，还要减少贫困、刺激经济增长和改善健康。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欧洲的十分之一，这个国家的优先事项会有所不同。

关于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耶金认为彼时俄乌冲突可能仍在继续。他认为会议将重点关注天然气、甲烷捕获和一般的碳捕获，以及评估承诺的资金是否被用于资助能源转型。到时候，埃及和其他国家一样可能会更加关注全球粮食危机的紧迫性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挑战，以及处理棘手的通货膨胀及其带来的经济动荡。

“自愿”返回原国的难民

近日，人道主义应急工作者Tiara Sahar Ataii在《雅各宾》批评了欧洲的“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联合国希望支持在欧洲希望返回原籍国的移民。但在实践中，这一计划迫使寻求庇护者在驱逐出境、无限期留在移民中心或赤贫之间做出选择。

对难民Ahmed来说，被希腊移民局拘留最糟糕的事情是与世隔绝，甚至比恶劣的条件、随意的警察暴行以及不知道何时会被释放更糟糕。没有访客，也不能使用手机，他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如果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会发生什么，担心他在阿富汗的家人乱想。

Ahmed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联合国移民机构“国际移民组织”的个案工作者。Ahmed说：“他们穿着深蓝色的马甲，戴着印有联合国标志的挂绳。每周有一到两次，他们会来问我，你不想回家吗？”

国际移民组织实施的“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旨在为移民提供安全、有尊严的返回。这对许多迫切希望回家但缺乏手段的滞留移民来说是一项重要服务。然而，最近，当涉及到从欧盟，特别是希腊返回的难民时，该计划一直被围绕其“自愿”性质的问题所困扰着。

《雅各宾》采访了一位援助工作者，根据她在希腊难民营的经验，她对该计划的自愿性质表示严重怀疑。 “一名国际移民组织的个案工作者在难民营中四处奔波，针对拒绝率较高的国家，完全不知道每个国家的状况如何，也不知道自愿返回的正确方式——他似乎是在没有经过正确培训的情况下随机雇用的，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可能造成的伤害。”

当希腊的寻求庇护者如此频繁地被迫生活在贫困中并且无法进入庇护程序时，她对“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表示担忧。“他们是被迫返回的吗？绝对没有。但是，当一个人因东道国的条件而变得如此脆弱，在希腊没有庇护的前景时，那么他们面前真的只有一个‘选择’，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

现在，她被派驻在伊拉克，随着伊拉克寻求庇护者从希腊返回，她看到了另一面。“当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看到每一个省、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在返回后会给人带来特定的风险。直到2019年，国际移民组织都是在约旦的一家酒店里做关于伊拉克的研究；他们怎么能确定寻求庇护者回国后是安全的？”

《雅各宾》还采访了Juliette Malfaisan，她是“平等法律援助”组织的一名律师，鉴于获得法律援助和了解庇护制度的机会非常少，她也怀疑希腊“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是否能真正实现自愿。“当寻求庇护者被送达拒绝文件时，国际移民组织会给他们一份母语的‘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传单，让他们带回家。同时，关于他们如何上诉或随后申请留在庇护系统中的信息，理论上是通过翻译口头提供的。鉴于被拒绝后的巨大压力，以及可用的翻译人员很少，往往根本不提供这些信息。这给人的印象是，‘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对于希腊的阿富汗社区副主席Hana Ganji来说，乌克兰人在雅典受到的待遇证实了她的怀疑，即“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提供有尊严的自愿返回服务。“国际移民组织在整个雅典领导了一场非常积极的宣传活动，用各种语言张贴广告牌，问：‘你想过要回国吗？’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返回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用乌克兰语写的东西？”

Ahmed也有类似的担忧。在监狱里，他无法获得法律援助。当他要求“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团队介绍律师，让他摆脱移民拘留并开始庇护程序时，他们说这不属于他们的任务范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让人们返回。这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计划。这是一个带有几个人道主义考虑的驱逐计划。”

Juliette也提到该计划的人道主义盲点。她怀疑个案工作的质量是否适合那些情况复杂、需要时间密集型个案工作的人。

“有很多情况下，某人有精神健康问题—往往因生活在街头而加剧——可能表现为暴力行为。国际移民组织不屑于将这些人送回，以防他们在国际移民组织的照顾下有什么行为，因此他们被单独留在那里，让他们的精神健康恶化。如果国际移民组织关心的是满足最弱势人群的需求，而这些人在希腊只会变得更加不健康，那么他们也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计划，帮助这些人回到他们的家庭中去。”

此外，国际移民组织要求提供寻求庇护者卡或原籍国的身份证明，以开始“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程序。许多寻求庇护者根本无法获得这些文件。去年11月，可以登记庇护申请的Skype热线被暂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提出庇护申请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对此， Juliette发现，国际移民组织建议无证的寻求庇护者前往雅典，从他们的大使馆获得紧急旅行文件。但是，任何试图这样做的寻求庇护者最终都会暴露在移民突袭中被围捕并被送往土耳其的危险中。她警告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消失的”。

国际移民组织的四名员工认为该项目损害了联合国机构的声誉。一位员工描述了国际移民组织员工对“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的普遍失望，但由于国际移民组织没有“核心”资金，它已经依赖“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来支付基本的运营成本，如租金和全国办事处的支持人员。

还有一种感觉是，除了财政上的驱动力，国际移民组织在进行反歧视审查方面也有政治压力。这些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已经成为任何欧盟资助的前提条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指控；欧盟委员会泄露的一份文件表明，该集团要求阿富汗接受寻求庇护者的自愿重新安置，作为欧盟资助的前提条件。

最近，“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一直是欧盟应对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危机的基石。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被明斯克引导到欧盟的外部边界，并被波兰逼回白俄罗斯。在默克尔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她承诺支持国际移民组织的自愿返回，而不是支持寻求庇护者在欧盟内部处理其申请的权利。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使用“自愿遣返”这一术语的话语影响。他们发现，任何“威慑和武力在后台运作”的方案都只能是软驱逐。

这与目前在伊拉克的一名援助人员产生了共鸣，他向雅各宾报介绍了国际移民组织在解放ISIS控制区后实施的其他自愿返回计划。“他们制定了‘去看看’计划，让境内流离失所者可以看看他们是否想返回家园，但由于全国各地的行动限制，这往往是不现实的。人们试图让原籍地区的社区领袖到营地来，但由于同样的原因，访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风险分析表明，阿拉伯穆斯林会被接受回到他们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但实际上，由于被认为与ISIS有关联，他们不会被接受。尽管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自愿回归最终并不是很自愿。”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国际移民组织的“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项目设计得非常好，受到欢迎，特别是当个案工作者做了额外的努力时。她发现，国际移民组织专门为欧洲的家庭佣工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其中许多人被贩运，失去了他们的文件，或者他们没有钱回家，被职业介绍所束缚住了手脚，这些职业介绍所收取了他们到欧洲的签证费。

一位参加“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项目的摩洛哥人，在等待大使馆发放紧急旅行证件的8个多月里，发现国际移民组织的干预对加快这一进程至关重要，这样他就可以回家了。此外，非洲之角的援助人员解释说，通过“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支付的现金对支持回国者重新融入社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回国后面临着羞辱，因为他们在移民欧洲的“失败”尝试中 “浪费”了家里的钱。

尽管如此，官僚主义往往阻碍了“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计划的发展。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回国的尼日利亚人没有收到承诺的部分现金援助，或者说，学费等支出的支付被拖延，以至于在收到现金时，孩子们已经离开了学校。2021年对阿富汗回返者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与任何联合国机构一样，这两项研究都发现，国际移民组织应对每个回归者的不同需求的能力，可能会受到任何联合国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的阻碍。

其他说法也证实了返回后的再移民风险。《雅各宾》采访了Maurice Stierl，他报告了数十名孟加拉国人在2019年返回的情况，据称他们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压力下签署了一份自愿返回文件，否则就有可能被捕。他报告说，被遣返的孟加拉国人没有一个能够在欧洲申请庇护——甚至包括船上那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些寻求庇护者在没有理解内容的情况下签署了返回文件，依靠他们的一个同伴来翻译。“我了解到，有些返回孟加拉国的人甚至已经不在那里了。这表明该计划本身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即为返回者提供在原籍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