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纽约州控枪法案风波；乌克兰重建计划损害劳工权益

被最高法院推翻的控枪法与纽约州的抗争‍

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3日对纽约州的控枪法案做出了裁决，推翻了纽约州自1913年起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1]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在7月1日签署了新的控枪法律，禁止在纽约州“敏感场所”持枪，要求持枪许可申请人接受更多训练并提供社交媒体账号供政府审查。[2] 最高法院的决定引发了大量的批评，而纽约州的举措则被视作针对最高法院的直接抵抗。

据纽约律师莉莎·巴特金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对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New York State Rifle & Pistol Association, Inc. v. Bruen）的裁决，首次承认了宪法修正案赋予公众“在户外携带枪支进行自卫的权利”。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推翻了纽约州1911年的《沙利文法案》（Sullivan Act），该法要求申请人在获得公开持枪的许可证之前，必须证明申请人有自我保护的特殊需要。纽约居民担心，该决定会让街道上出现更多的枪支，使得人们面对更多的暴力威胁。但保守派的大法官则认为：危险潜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可能对人们造成威胁，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武装起来。批评人士指出，这种西部世界式的看法正在传递危险的价值观。[3]

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撰写的多数意见中提出，布鲁恩案是2008年最高法院首次确立个人持枪权利的“海勒诉哥伦比亚特区”（Heller v. District of Columbia）的直系后裔。法院在2008年的裁决中对第二修正案进行了解释，以保障个人“在对抗中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但它集中于确立枪支所有者“在家中保护自我、家庭和财产”的权利。在海勒案中，保守的法官们认为：美国人需要保护自己免遭入室窃贼的袭击；而在布鲁恩案中，这种威胁变得“无处不在”。托马斯大法官写道，持枪权必须从家庭扩展到公共场所，因为“对抗和冲突肯定会发生在家庭之外”，并且“许多美国人在家庭之外比在家庭内面临更大的危险”。 

萨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则进一步描绘了公共生活的危险，他写道：“许多人在走出家门后就面临承受致命暴力的风险。”他表示：“没有人知道美国4亿支私人持有的枪支中，有多少是在犯罪分子手中。但毫无疑问，许多抢劫犯和强奸犯配有枪支，显然他们对沙利文法案毫不畏惧。”阿利托指出，有些人“必须穿越黑暗和危险的街道才能到达他们的家”，“他们中一些人有理由相信：除非他们能够挥舞手枪，或在必要时或受到攻击时使用手枪，否则他们可能会被谋杀、遭到强奸或受到其他一些严重伤害。”

在这些情况下，街道、人行道、乡间道路从公共空间，变成了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敌对场所。在推翻纽约州的要求时，托马斯解释说，必须理解宪法所保障“在公共场合持枪的权利”不仅仅针对有特殊自卫需要的人，而是针对所有“有普通自卫需要”的公民。这种解释意味着：只要我们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就需要武装自卫。

然而，当持枪限制被取消后，发生致命性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当个人感知到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威胁时，他完全有理由使用枪支来“保护自己”；如何定义在对抗中“使用武器”也变得模糊不清。此外，法律上的合理谋杀、意外事故和过失杀人等情况的存在让最高法院的决定带来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前美国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指出：每年，与枪支相关的事件导致大约85000人因非致命伤害而被送往急诊室；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支。[4] 正如纽约律师莉莎·巴特金所说：在保守派法官改变了法律后，我们会更加害怕彼此，而这种害怕是合理的。

乌克兰重建计划将极大损害劳工权益

上周二（7月4日），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关于乌克兰重建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卢加诺宣言》(Lugano Declaration [Lugano, 4–5 July, 2022]）被提出，签署方包括欧盟、英国和美国等40个国家。该文件倡导在西方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为乌克兰制定关于重建、现代化和投资的计划。这场会议旨在将政府和企业聚集在一起，讨论投资和乌克兰国内支持投资的必要改革，然而，国际劳工组织或乌克兰国内的工会并没有被邀请参与会议。与此同时，正如有人指出的，文件中也只提及金钱和投资者，对于具体参与到国家重建的乌克兰人（供具体地——乌克兰工人）的相关政策却只字不提。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瑞士南部城市卢加诺，来自数十个国家、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齐聚，期待制定类似“马歇尔计划”的复兴计划来协助重建冲突中的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现在大屏幕上发表讲话。

战争不仅造成乌克兰无数人死亡和流离失所，它也给乌克兰的经济造成了极端的挑战，而承担这一代价的正是工人。乌克兰预计今年将损失50%的国内生产总值。数以百计的公司被摧毁，30%的工作岗位已经丢失。据《金融时报》报道，到今年年底，乌克兰的失业率将达到25%——创下了欧洲的记录。与此同时，战争可预见地降低了乌克兰的劳动成本。5月份，与战前相比，工资平均下降了10%。原材料开采、安保和体力劳动等领域的工作的招聘工资几乎减半。劳动市场危机的负面影响，工人比雇主体会更深。乌克兰正成为那些没有正式雇用人员的“影子雇主”的天堂，数以千计的私营公司雇员在没有给出官方解释的情况下已经事实上失业数月。

事实上，在《卢加诺宣言》被提出前，国际经济学家在4月已经发表了“乌克兰重建蓝图”。这份蓝图计划包括：1) 引入更灵活的就业合同，取消阻碍自由经济政策发展的劳动立法；2）提供政府补贴，以吸引外国公司；3）大规模私有化，包括乌克兰最大的银行；4）为出口部门提供优先信贷支持；5）使用低技能和劳动密集型公共工程来修复基础设施；6）建立一个技术专家机构，以分配国际援助。在劳工组织看来，这个重建蓝图的主要风险在于，私有化和减少公务员可能会破坏受保护的工作，而新创造的工作将是不稳定的。还有一个威胁是，基础设施项目将仅仅使外国公司致富，乌克兰经济将保持其主要是采掘业的性质，而不是发展新的创新产业。忽视工人组织在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只会加剧影子就业、失业和不平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的重建计划基本上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大量放松管制。乌克兰工会成员和劳工专家担心，随着战时劳工管制的大幅放松，以及今年年初（战前）正在进行的劳工立法“自由化”的常识，国际和国家主导的重建的未来轮廓可能已经确定。近年来，乌克兰政府想要进行的在现代化和自由化名义下的劳工问题改革尝试，均在民众抗争和工会反对之中而失败。劳工权益专家指出，一批乌克兰议员和政府官员利用战争的“机会之窗”，试图推动对该国劳工立法的深远变革，打压劳工组织。议会在战争期间暂停了部分工作场所保护和集体协议，并不断努力通过立法（5371号法律草案），将中小企业的员工——这些企业雇用了高达70%的乌克兰劳动力——排除在现行劳动法的范围之外。5371号法律草案还将赋予雇主随意终止就业合同的权利；最重要的是，雇主能够暂停就业合同：在这种情况下，雇员不领取工资，但仍被视为受雇。乌克兰议会欧盟一体化委员会主席Ivanna Klympush-Tsintsadze议员6月在Facebook上说：“通过这份可耻的法案[第5371号法律草案]不仅是对已经处于困境的人们的劳工权利的打击，也是对我们与欧洲人谈判地位的打击。”议会消息人士7月7日报道，乌克兰议员将在未来几天对5371号法律草案进行投票。

劳工专家建议国际和国内的重建努力应保证乌克兰的社会对话原则——雇主和工会有机会就工作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乌克兰社会有能力自我组织，并因此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没有至少一些“最低限度”的努力，战后乌克兰恶劣的工作条件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力迁移。乌克兰建筑工人工会主席、乌克兰工会联合会（FPU）副主席瓦西尔·安德烈耶夫（Vasyl Andreyev）告诉openDemocracy，重建过程不应该只是短期的经济利益，包括对乌克兰工人而言，还应该是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权利和可持续收入。

乌克兰还需要处理600万人离开该国的事实，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在欧洲，一些人已经在工资较高、法律完善、住房和幼儿园价格合理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让这些年轻母亲回到战争结束后的乌克兰城市工作几乎不太可能。社会学家预测，在目前禁止60岁以下男性出国的戒严令结束后，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移民潮——男性将到国外工作，与家人团聚。为了帮助防止这种人口变化成为永久性的，乌克兰将需要考虑其社会经济政策以鼓励人们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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