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塔利班与拉瓦希里之死；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塔利班与拉瓦希里之死

8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被无人机击毙于阿富汗喀布尔。8月4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阿卜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认为，这一事件可能标志着该组织末日的开始，并使其在阿富汗的东道主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巴西特认为，扎瓦希里是9·11恐怖袭击的主要策划者，对美国而言，消灭他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它一直需要在全球反恐行动中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对长期受困于财政问题、有限的指挥和控制、内斗和缺乏地理避难所的“基地”组织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然而，受这起暗杀事件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塔利班，该事件将迫使塔利班领导人重新评估与美国和“基地”组织的关系，以及它对国际承认的渴望。

巴西特描述了塔利班进退两难的境地。2011年，“基地”组织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被击毙后，扎瓦希里继任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他是一位缺乏魅力但称职的领导人，在动荡时期领导“基地”组织，并勉力维持其声名，尽管在此期间，美国的多次无人机袭击消灭了其主要领导人，而其在伊拉克的分支于2014年自立门户成立了ISIS。

在暗杀事件之前，“基地”组织正在经历缓慢而稳定的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该组织庆祝塔利班的胜利，如同庆祝自己的胜利一般。自从塔利班接管政权以来，扎瓦希里更频繁地发布宣传视频，表明他越来越充满信心。

扎瓦希里被击毙时所在安全屋位于喀布尔的一处高档社区，距离总统府只有1.5公里，这次暗杀行动让塔利班在两条战线上都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塔利班失去华盛顿仅剩的信任，并使其在短期内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化为泡影。因为人们发现协助组织9·11袭击的“基地”组织首领被允许居住在喀布尔。

另一方面，这次暗杀很可能使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严重受损且无法修复。在扎瓦希里被杀之前，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例如，9·11之后，塔利班创始人穆拉·奥马尔（Mullah Omar）宁愿面对美国入侵并丧失权力，也没有将本·拉登交给美国。

扎瓦希里被杀后，“基地”组织无疑难以继续信任塔利班。一些成员将此次暗杀视为塔利班联盟转变的标志，而另一些成员则将其视为该组织日益无能的结果。不管怎样，塔利班领导人可能很难解释在他们的“基地”盟友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除了破坏其与美国和“基地”组织的关系外，刺杀扎瓦希里还将从内部破坏塔利班。这次刺杀事件将加剧塔利班内部两股势力的对立，一方是希望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和其他强硬派组织（如哈卡尼网络）拉开距离的实用主义者，另一方是坚持庇护和支持恐怖组织的空想主义者。

同时，巴西特认为，这一暗杀事件可能标志着“基地”组织的末日。他写道，在本·拉登死后，扎瓦希里遇刺是对“基地”组织的第二大打击，该组织可能无法从中恢复元气。

目前，最有可能成为“基地”组织下一任领导人的两名候选人是扎瓦希里的埃及副手赛义夫·阿德尔（Saif al-Adel）和他摩洛哥出生的女婿兼媒体运营负责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马格利比（Abd al-Rehman al-Maghribi）。目前两人都居住在伊朗，然而，继2020年11月以色列军队在德黑兰杀死“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穆罕默德·马斯里（Abu Muhammad al-Masri）之后，他们不太可能在伊朗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来接替最高职位。

然而，当扎瓦希里在喀布尔遇刺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信任丧失——他们可能觉得在阿富汗领导该组织也是不安全的。

由于在广大的中东地区缺乏一个地理避难所，该组织的领导层可能不得不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某个更安全的分支。目前，由艾哈迈德·迪里耶（Ahmed Diriye）领导的索马里青年党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机敏的“基地”组织分支。但是，如果非阿拉伯人迪里耶担任该组织的领导职务，可能会激怒叙利亚、也门、巴基斯坦等国的成员，并导致该组织的解体。因此，尽管扎瓦希里的个性乏善可陈，但“基地”组织可能很难找到他的继任者。

此外，“基地”组织在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不仅失去了领导人，还失去了避难所，同时在非洲也面临着ISIS的死灰复燃，这威胁到了它的未来。

扎瓦希里死后，所有迹象都表明，他领导了十年的恐怖组织也行将就木。它还可能对塔利班造成重大打击，迫使该组织在寻求国际承认之际重新考虑与强硬派的联盟。

再加上ISIS的全面衰落以及其领导人阿布·易卜拉欣·古雷什（Abu Ibrahim al-Qurayshi）今年2月在叙利亚被击毙，这些迹象显著地表明，跨国恐怖网络的鼎盛时期已成明日黄花。然而，跨国恐怖主义的威胁远未结束，国际社会仍需时刻保持警惕、监测和积极干预，以便必要时在无政府地区消除这种威胁。

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当今世界正面临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COVID-19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冲突等相互关联的冲击令全球粮食、农业、金融、能源体系和市场陷入动荡。

8月3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Abdulla Shahid）和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布里埃尔·费列罗·德·洛马-奥索里奥（Gabriel Ferrero de Loma-Osorio）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大声疾呼，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危在旦夕，世界上最脆弱人口的时间所剩无几。

两位联合国官员写道，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加剧了本已岌岌可危的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除了造成悲惨的人道主义损失之外，这场战争还通过对黑海地区主要农产品种植、收割、运输和出口的广泛破坏，使人类的苦难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战争还扰乱了燃料和化肥等投入资源的价格和获取渠道。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欢迎为数百万人提供生命线的粮食贸易协议，并强烈敦促各方履行协议。

当地时间2022年8月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悬挂着马耳他国旗的“Rojen”号轮船载着1.3万吨玉米从乌克兰出发，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入口。

甚至在战争之前，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就在加剧，根据五个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和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1年有8.23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一数字令人难以接受。这份报告还指出，到2022年，全球又有500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随着食品价格继续上涨，预计到2023年，全球面临长期营养不良的人口将又增加1900万人。

这些不仅仅是统计数据，而是世界各地真实的人们，从开罗到加拉加斯，从达卡到顿涅茨克，他们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虽然每个人都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挤压，但贫困人口受到的冲击最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食品占一般家庭预算的一半。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负担养家糊口所需的粮食，被迫减少食物摄入量、出售生产资料或让子女辍学。

结果，我们看到多年来减少饥饿和贫困的成果付之一炬，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缩写SDGs）的努力遭到破坏，同时加剧了不平等。世界银行警告称，乌克兰战争可能使多达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使2022年成为有史以来减贫工作第二糟糕的年份，仅次于2020年。

越来越多对小麦及其他商品的出口禁令和贸易限制加剧了危机。这些行动只会适得其反，必须予以纠正。

不过，也有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世界贸易组织100多个成员国的代表最近采取行动，加大了促进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的力度，并重申了避免出口限制的重要性。此外，包括加拿大、欧盟和美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在内的七国集团已经承诺避免实施出口禁令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鉴于冲突、气候变化和极端情况、经济放缓等驱动因素的加剧，以及营养食品的高成本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仍将是一个关键挑战。

两位联合国官员呼吁推进本着多边主义精神的共同努力。他们指出，在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我们都被要求团结起来，肩负起共同的责任，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修复世界需要一个世界。”（It takes a world to fix the world）对我们来说，袖手旁观不是一个选项。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紧急支持受影响的人民、社区和国家。他们赞扬了过去几个月来各国政府、机构和政治论坛发起的几项倡议。这些行动调动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领导力、资金、政治意愿和广泛的政策响应。

他们认为，为了取得成功，我们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应对危机的行动一致。数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没有多余的时间重复或浪费努力。

两位联合国官员列举了政策响应的优先事项。

首先，针对那些已经有需要的人加强人道主义响应。要解决这场危机及其造成的恶性循环，就需要采取一种方法，即着眼于当前的紧急情况，把重点牢牢放在加强生计上，以应对未来的冲击。

第二，紧急稳定市场、债务和大宗商品价格，立即恢复粮食的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使世界各地所有人都能实现食物权。要敦促各国继续向市场投放战略粮食储备和投入资源，尽量减少囤积和其他投机行为，避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

第三，鼓励家庭农民、小规模粮食生产者、中小型企业（small or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缩写SMEs）和合作社增加本地 生产；增加对多样化食品品种的消费；多样化进口食品来源；减少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

第四，恢复化肥供应，确保小农和家庭农民能够持续获得负担得起的肥料。这应与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倡导的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生产转型并举，包括承诺提高能源和化肥的使用效率，释放农业生态和其他可持续农业创新方法的潜力。

第五，加强必要的社会保护体系，防止弱势社区陷入贫困和进一步营养不良。这类措施的例子包括经过时间检验的学校供餐计划，以解决这场危机对儿童营养不良的影响，或现金转移计划，以提高贫困家庭的购买力。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各国需要财政资源和财政空间来支持国家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反应。要为现有的国际融资机制提供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敦促提议削减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缩写ODA）承诺的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决定，并尊重将其国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两位联合国官员写道，2007-08年粮食危机以及最近的COVID-19大流行的教训表明，有意义和有原则的政策应对措施应支持国家主导的、涉及每个社会层面的应对战略，包括农民、消费者、民间社会和企业，尤其是受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企业。

令人高兴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以缓解危机对本国人民的冲击，应鼓励和支持这些解决办法。联合国秘书长的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正在提供来自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联合分析和政策建议。

他们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应对措施与作为可持续发展综合蓝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一致并受其指导。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粮食体系的可持续转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所有人提供充足、安全、负担得起和有营养的食物，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提供就业和收入，同时充分尊重环境安全界限。

与2021年9月举行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时相比，现在更有必要采取行动实现粮食系统转型。

他们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结束这场粮食危机并预防未来的危机。我们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资源。现在是共同行动以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