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美国铁路的暴利与困境；瑞典大选与“右转”

美国铁路的暴利与困境

9月15日，美国白宫宣布，主要铁路公司与工会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在最后关头勉强避免了“30年一见”的全国性铁路大罢工。在此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并不知道，美国仍然如此依赖铁路货运：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而且铁路货运每吨每英里排放的温室气体仅为卡车的十分之一。

9月16日，《新共和》杂志特约撰稿人蒂莫西·诺亚（Timothy Noah）在该刊网站撰文认为，尽管铁路罢工在最后一刻被化解，然而美国铁路系统仍然积弊重重。他主张，鉴于铁路是美国最赚钱的工业部门，将铁轨国有化不失为理想的解决之道。

诺亚观察到，虽然铁路运输具有低排放的优势，但其市场份额并没有扩大，反而在萎缩，铁路服务也越来越糟糕，因为控制这个行业的金融家期望一个令人生厌的高投资回报，这就是本周劳资纠纷的核心所在。

本周展现的是工人权力而非管理层权力。参与谈判的12个铁路工会代表了I级（即最大的）铁路公司的工人，拥有比我们通常在劳工运动中看到的更大的影响力。和码头工人一样，铁路工人并不怎么受美国制造业基地衰退的影响，因为他们运送的货物的原产地和目的地并不重要。因此，和码头工人一样，铁路工人也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去年，铁路工人的时薪中位数约为31美元，而汽车工人约为25美元。受新协议影响的I级铁路工人的总薪酬（工资加福利）中位数约为13万美元。一个只有高中文凭或普通教育水平（GED） 的 20 多岁铁路工人可以带回家六位数的薪水。

周三（9月14日），美国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召集了劳资谈判，最终达成了初步协议。诺亚认为这是一场值得赞扬的胜利。该协议包括在五年内加薪24%，外加5000美元奖金，协议效力可上溯至2020年，因为铁路工人已经在无合同的状态下工作了三年。

但诺亚认为，钱不是症结所在。今年7月，总统紧急事务委员会提议加薪24%。（工会要求31%，铁路公司提出17%，紧急事务委员会进行了折中。)争论的焦点是铁路公司强加了狄更斯式的工作规则来管理休假时间。工人们被要求7天24小时随时待命。如果他们拒绝了一项任务，就会被扣分。根据2021年联太公司的一份文件，工人的初始分约为30分，如果请一天病假，将损失3到8分；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拒绝了一项任务，将损失10分；如果在90天内耗尽所有分数，将受到纪律处分。

工会要求更可预测的日程安排。他们对工人因看病和接受治疗而受到惩罚尤为愤怒，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期间。最后，铁路公司同意增加带薪休假日，并允许工人去看医生或接受医疗，而免于扣分。不过，积分系统本身仍然保存。

为什么一个本该以可预测的发车和到站时刻表为荣的行业，却不能为它的员工制定可预测的日程安排？实际上，客运服务仍然是这样运作的，但货运服务并非如此。货运时间表是完全混乱的，而铁路公司不愿意雇佣足够多的工人在混乱中维持最低限度的运作。反之，铁路公司在过去六年中削减了29%的一级员工，净损失约4.5万名员工。

罪魁祸首是所谓的“精确调度铁路”（Precision Scheduled Railroading，缩写PSR）。PSR是1993年已故的CSX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特·哈里森（E. Hunter Harrison）构想的一个系统。PSR与可预测的日程安排无关，而是让货运列车像客运列车一样按照固定的时刻表运行。过去，货运火车等待货物，并在客户准备好时离开；在PSR下，货物等待货运火车到站。过去，集装箱列车和一般商品列车是分开运营的；在PSR下，它们根据需要进行组合。在一定的交通水平下，库存的货运车厢和机车减少了，雇佣的工人也减少了。这种方法以消除可变性为代价，使供应链管理更加精确，运输时间更加一致。

但这是理论上的状态。根据总统紧急事务委员会的数据，在实践中，自PSR出现以来，列车从平均7000英尺加长到9500英尺，班次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托运人支付的费用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随着就业减少而下降，因此，利润一路攀升。

去年，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主席皮特·德法西奥在《财富》杂志上写道，PSR“并不是什么增加货运量、改善运营和减少排放的花哨优化策略；相反，这是华尔街为提高短期利润而推广的一种商业策略。”在整个半个世纪的衰落过程中，铁路公司一直是华尔街的玩物。金融家无休止地将铁路公司拆分，随机重组，并尽可能地出售路权。例如，I级铁路BNSF（又名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和圣达菲铁路公司）由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有。即便是像巴菲特这样回避PSR的“价值投资者”，运营铁路也不是为了运输更多的货物，而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入。

结果是，根据《美国交通杂志》的数据，截至2019年，铁路成为美国最赚钱的行业，利润率为51%。相比之下，房地产（出售世界上最有限的资源——土地）排名第二，为41%；烟草（一种成瘾物质）排名第三，为31%。

铁路比控制它们的银行更加利润丰厚。但需要明确的是，掌控一切的仍然是银行，而不是铁路。铁路是最后才纳入考虑的。

自2004年以来，铁路利润增长了676%，铁路股价上涨了1250%。这种回报率一般只有犯罪企业才能达到。彭博社专栏作家托马斯·布莱克（Thomas Black）上个月写道:“利润率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否则会给消费者和工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但这只是彭博社的观点，《每日工人》（Daily Worker）并不这么认为。

开放市场研究所（the Open Markets Institute）的菲利普·朗曼（Philip Longman）指出，早在19世纪中期，当国家修建铁路时，联邦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纳税人补贴铁路建设，以换取要求铁路以平等条件为所有客户服务的特许状。今天，这些章程没有得到执行。1995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关闭了负责管理火车路线和时刻表的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上世纪70年代，吉米·卡特总统解除对火车、飞机和卡车的管制时，认为管制是不必要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然而它失败了。

去年，朗曼在《华盛顿月刊》上撰文指出，铁路国有化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样做在国家紧急情况下是有先例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将铁路国有化。朗曼建议，可以只将轨道国有化。他指出，这与“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运作方式没有太大区别。”美国的铁轨状况很糟糕，如果联邦政府收购它们，然后把它们提高到美国高速公路的水平，也许高速客运铁路（一项在欧洲和日本广泛使用了40年的技术）最终可以到海岸地区。目前，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的Acela高速列车理论上时速可达150英里，但通常从华盛顿到纽约的时速只有70英里。

诺亚最后呼吁行动。他认为，本周的铁路危机为美国铁路行业的功能失调提供了一个窗口，等华尔街吃干抹净就一无所剩了。工会威胁要关闭铁路货运，实际上是在呼救，美国应该在铁路尚存之时拯救它们。

大选之后，瑞典彻底向右转？

9月14日，瑞典新一轮大选结果陆续出炉，作为瑞典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的领导人，首相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率领的中间与左翼阵营出人意料地败给了右翼联盟，包括偏向中间路线的温和党（Moderate Party）和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也因为选举失利而宣布辞职。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预计将成为新任首相组建新一届政府，而民主党将会扮演的角色也极为引入注目。实际上，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依然在此次大选之中赢得了最多数量的议席，但这并不能保证中左翼政党组成执政联盟——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政坛已经习惯了没有一个绝对优势的政党独自组建政府的局面，更多的是依靠政党间的联盟形成联合执政。相比社民党及其盟友，温和党和瑞典民主党为主的右翼联盟加起来在议会席次上获得了极微小的领先优势，但这也足以保证这个他们掌握该国的最高权力。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首相玛格达莱娜·安德森在斯德哥尔摩出席完新闻发布会后离开。

败选辞职之后，安德松仍然表示社会民主党会尽起最大在野党的职责，同时不排除与温和党展开对话与合作，但对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安德松则极尽抨击。的确，一个极右翼政党在瑞典政坛横空出世，甚至到如今有机会参与政府组织和权力运作，对于瑞典传统政治文化而言是相当程度的冲击。那么，瑞典民主党是怎么一步一步在这个富庶的北欧国家发展到今天的面貌，并在最新一轮大选中获得超过20%的选票的呢？

与成立于1889年并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相比，瑞典民主党显得非常“年轻”。这个党派于1988年正式成立，并且直到2010年才第一次有党员在选举中赢得议席；不过该党在此后历届选举之中的表现不断提高。尽管在2005年，现任党首吉米·埃克松（Jimmie Akesson）上任之后就对外宣称，瑞典民主党对于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并且试图切断该党与其他新纳粹组织的联系，但直到今天，该党的极右翼底色依然没有洗掉——瑞典民主党的发言人在此次大选期间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反移民政策的内容。此举固然受到了不少瑞典政界和媒体人士的批评，但埃克松却表示不会就此道歉。

一些观点认为，近年来瑞典大量接收难民，随之而来的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民众开始倾向将选票投给瑞典民主党，因为该党的主张非常明确，就是反对当局的移民政策，拒绝接纳更多难民入境。这种趋势早在四年前的大选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时任首相洛夫文（Stefan Lofven）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携中左翼友党获得大多数议席而得以组阁，但在对手阵营之中，瑞典民主党却已经获得了将近20%的投票，使得该党的国会议席相较于2014年时翻了一倍之多。对此，洛夫文强调将选票投给瑞典民主党是非常危险的，提请民众警惕法西斯主义在该国的蔓延。洛夫文还表示，投票给瑞典民主党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大量接收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在当时，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一度被视作是整个欧洲强奸犯罪最为严重的地方，而这一切也跟这座港口城市涌入大量年轻难民联系在了一起。一些观点认为，瑞典民主党很好地利用了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操作反难民或反移民政策的议题，同时还鼓吹瑞典脱欧，逐渐利用越发严重的社会对立情绪斩获大量选民支持。就在本次大选前夕，瑞典又再一次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暴力事件。两波暴力分子在瑞典埃斯基尔斯蒂纳的一个儿童游乐场爆发枪战，多名儿童也被流弹击中，而这已经是今年第三起类似事件了。整个8月份，瑞典有44人死于枪击，而在2020年该国全年死于枪击的人数是47人。

洛夫文在四年前指出投票给瑞典民主党可能适得其反，这种判断其实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失败，但并不是指他在接收难民这件事情上的对错几何，而是长期以来社民党都没有能够找到更好地让难民或移民融入该国的政策措施。换句话说，社民党无法治难民问题的本，也就使得民主党治标——也就是限制难民入境——的政策路线越发得到关注与肯定，尤其是在那些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的地区。

埃克松已经表示，在参与到政府运作之后，瑞典民主党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解决移民问题。这也再度引发了四年前就已经被搬上台面的一个问题：瑞典，甚至整个欧洲，是否要开始彻底“向右转”了？事实上，也有一些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此次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败北、瑞典民主党之所以得以上位，有一个因素是社民党也在选举策略之中加入了仇恨政治和负面宣传的方式，大量代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元素（例如曾经为纳粹使用的棕色等）被社民党用来对极右政党展开负面宣传。显然，瑞典民主党得以脱颖而出离不开对社会情绪对立的操持，但社民党在选举策略上似乎也开始走类似的路线，反倒使得对立阵营的情绪被鼓动起来，进而“催”出了不少瑞典民主党的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民主党并非目前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实际上该党在该国南部一些城镇获得的选票要多于北部都会，这种选民结构也与不同地区的难民接收与容纳政策运作、社会治安问题的严重程度相挂钩。

但无论如何，对于右翼回潮，甚至是法西斯势力在一个长期由社民党和中左翼执政的北欧富国走上权力顶峰这件事情，人们依然免不了担忧。极右翼参与执政会是未来瑞典政坛的主流走向吗？长期以来瑞典各大政党之间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默契，即采取不同程度的合作，将极右翼势力尽可能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这一点从安德松此次辞职之后的发言也可以观察到，她并未放弃社民党与温和党的合作可能。只不过，瑞典民主党的票源与社民党和其他传统政党的努力没有太直接的相关性，反倒是诸如经济危机这样影响全球的大事件会让这个极右翼政党获益——在2008年金融海啸到来之后，民主党在2010年大选的选票就已经有了可观的增长。另一个因素则是投票率：当投票率不高时，往往极右翼势力会从中获益，这也就考验中左翼政党，尤其是社民党这样历经百余年且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能在下一次大选之中采取有效的方式说服自己的选民出来投票。

尽管种种迹象都表明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获利有着不少看似偶然的因素，社民党本身也依然有着调整的空间，但这场大选的结果依然让不少人从刻板印象的北欧梦中惊醒——难民危机依然是这个国家最为棘手的问题，而潜藏在暴力事件频发之下的，很有可能是早已存在多时的社会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