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教授获“汪得迈中国学奖”，“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世俗、人文精神强”

11月10日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获颁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该奖旨在表彰他在中国先秦历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现场

法国碑铭与美文科学院在致李零先生的信函中写道：“在您的职业研究生涯中，您在中国出土文献、特别是楚系简帛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贡献了诸多富有原创性、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评委会对此深表赞赏。”（新闻 | 李零教授荣获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

子弹库帛书

李零 著

文物出版社

2017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from Zidanku,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Li Ling（李零）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UHK Press 

2019

李零先生竭四十年之力研究中国，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思想深度和宽度的学者、思想家之一。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李零教授的文章《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出自《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9年版）。

李零 著

本文原刊《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9）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建筑在中西比较上，没有比较就没有研究。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同样离不开比较研究。比较很重要，没问题，但怎样比较却是大问题，关键是文化立场。

20世纪80年代，启蒙压倒一切。人们经常拿中国与西方做比较，问个不休。比如中国为什么只有《金瓶梅》，没有《十日谈》？为什么只有《镜花缘》，没有《鲁滨逊漂流记》？为什么自我封闭，不肯航海和探险？甚至把问题追到吃喝，说中国落后，全都坏在只吃粮食不吃肉。还有人拿中国的《太平御览》跟西方的百科全书做比较，说为什么同样是狐狸，我们只知道狐狸精？一点儿分类学的知识都没有。

此外，说中国没有“超越性的宗教”，没有“贵族精神”，没有“思辨哲学”，没有“赛先生（科学）”，没有“德先生（民主）”，这也让很多人抱恨不已。

其实，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为什么没有跟西方一模一样的东西。

1986年，崔健有一首摇滚，叫《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上面的问题，就像牛问马为什么不长角，马问牛为什么长角，属于风马牛。其实，牛长角固其为牛也，马不长角也无碍其为马。牛不一定是长角的马，马也未必是不长角的牛。

如果我们老是以这样的方式提问，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要讨论中国的知识结构，先要分析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

第一种划分：天、地、人，古人叫三才。古人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语）。人生活在地上，人道最重要。

第二种划分：人分君、臣、民。

第三种划分：民分士、农、工、商。四民以下，另有等级。楚芋尹无宇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士以下，皁、舆是跟随士兵打仗的车夫马弁，属于贱役。隶、僚、仆、台则是奴隶、罪犯。圉、牧是养马、喂牛的人。秦代，就连刑徒也有一套等级。

“绝地天通”见《国语·楚语下》，它是讲通神手段的演变，早先是家为巫史，后来是官分天地。

家为巫史，是民众借助民间的巫史，不通过官方，直接与神灵交通。

官分天地，是把官僚机构分成天官、地官两个系统，天归天，地归地，天官管宗教，地官管世俗，信仰问题交国家管，不再靠巫婆神汉，这叫“绝地天通”。

西周金文中的官制：天官是太史寮，即祝、宗、卜、史类的官员，掌祭祀、礼仪、占卜和记载史事；地官是卿事寮，即司徒、司马、司工类的官员，掌军国大事。

中国和西方都有教俗之分，但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国家管宗教；西方的特点是宗教大一统，国家多元化，宗教管国家。

中国，朝代循环，定期造反。老百姓只有靠宗教整合才能对抗国家大一统。前有东汉的五斗米道，后有宋以来的白莲教、明教和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这些教都是造反的教。

中国，国家很强势，领导一切。宗教多元化有利国家大一统，减少宗教冲突，维持社会稳定。

中国的农村，藏龙卧虎，老百姓可以上下流动，载舟覆舟，非常厉害。

印度有四大种姓：僧侣、武士、平民、贱民。这是印度的四民之序。欧洲的四民之序差不多。魏源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英官教印度庶民，名归四业：一僧，二兵，三商，四役。”（《海国图志》卷二十）僧是僧侣，兵是武士，商是商人，役是工人。

中国的四民之序是士、农、工、商（《管子·小匡》）。士，最初是武士，地位在农民之上，农民又在工、商之上。中国的四民不包括僧侣。僧侣脱离社会，不事生产，被人视为四民之外多余的人。

四民士为首，地位最高。士从武士变文士，是中国官员队伍的来源。士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王洙《神童诗》）。他们可能来自穷乡僻壤，但通过读书，通过考试，从下层到上层，有直通车。官与民可以上下流动。

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国家。“大”是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思想统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中国早期有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一次是秦汉。西周大一统是“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整合疆域；秦汉大一统是兼并六国，整齐制度，兼及宗教与学术。

秦汉大一统分四步走：

1. 秦始皇：初并天下，统一思想很重要，一方面要整合百家争鸣，一方面要整合六国宗教。前者很失败，后者只是开了个头。

2. 汉武帝：用独尊儒术平息百家争鸣，统一学术；用官祠统摄民祠，统一宗教。前者受儒家欢迎，后者遭儒家反对。

3. 王莽：大郊祀改小郊祀，官祠缩小，民祠失控，也很失败。

4. 东汉：老百姓借术立教，导致造反。释之入、道之兴，填补了民间信仰的空白，从此士民各得其所。

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创造，非常现代化的创造。

“国家”是日语借中国词汇表达的西方概念，跟中国的用法不一样。西方传统是小国寡民的自治传统，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是类似草原部落的小国，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也是类似草原部落的小国。这些小国被组织进nation，形成所谓现代的统一民族国家，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他们认为，此前的国家都不算nation，此后的国家，都得照他们的模式，推倒重来，重组之后才能叫nation。

英语有两种国：nation（或译国，或译族，或译国族）和state（或译邦，或译州）。国以下分三级：county（也叫shire）是郡（或译县），city是市，town是镇。

欧洲不是统一的国家，申根国家（Schengen States）只是一批郡县级小国。美国（United States）是统一国家，属于联邦制（federation），联邦的邦是state。前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是各加盟共和国的联合体，今俄罗斯（Russian Federation）是俄联邦。Union也好，Federation也好，都是用小国拼凑大国。

现在有国徽、国旗的国家，都可以叫nation，联合国是United Nations。

读诸史蛮夷传，即中国古代的民族志，我们都会有个印象，草原部落居住分散，难以统一，他们分种为酋豪，往往不立君长；即使立君长，也不尽世袭，往往通过选举（包括武力竞选和财富竞选），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非常自由，非常民主。部落和部落，除去通婚、会盟，只有靠宗教才能捏到一起。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这话什么意思，历来争论不休。我猜，孔子的意思是，夷狄不立君长，即使立君长，也比不上华夏。华夏即使无君长，照样有大小官吏，用礼仪和法度管国家，有一套行政手段。

用行政手段还是宗教手段，这是聚小为大的两种选择。古代统治者往往两手都用，关键是看哪种为主，更占支配地位。

华夷之辨，关键不在种族，不在语言，不在宗教。国家管宗教还是宗教管国家，这才是关键的关键。中国传统是官文化发达。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宗教”是日语借中国词汇表达的西方概念，西方概念有religion和cult之分。世界上的大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喇嘛教、道教，西方叫religion，但国家或正统宗教称为异教、邪教的小教（我国也叫道会门），则多称cult。

世界三大教，即所谓“超越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它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偶像、反对多神，强调唯一，强调统一，排他性很强，与中国的教大不相同。中国不但允许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可以同时信许多教，甚至把不同的教糅在一起，想信什么信什么，想求什么求什么，非常随便，因此很难按西方的宗教概念来定义。

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西方大一统，教皇管宗教，君主管世俗；但皇帝是教民，要由教皇册封。这种大一统是行政效率不足的产物，跟中国的政教结构正好相反。

中国古代法律有所谓“左道”，禁左道不是针对宗教异端，而是针对国家安全。中国的信仰自由是以承认国家大一统为前提，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

有位汉学家说，只要有香炉的地方就有宗教。台湾把各种宗教活动都叫“拜拜”。这个定义对不对？是不是摆个香炉，供个牌位，就叫宗教？

宗教有两面性，一方面，世之宗教多出苦难，原本是解救劳苦大众的学说，往往是造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麻醉劳苦大众的鸦片，同时又是统治者用以消解或制止劳苦大众造反的工具。宗教的基础是劳苦大众，而非社会精英。中国的精英往往不信宗教或宗教感淡薄，有点像西方大学的教授。

礼仪之争再现了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利玛窦传教，走上层路线，看重的是精英，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他想拉这种人入教，通过他们，让皇帝受洗，就像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利玛窦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反对耶稣会的教派认为，儒学还是宗教。罗马教廷的裁定，导致这一路线失败。此后，西方传教又改走群众路线。

中国，儒、释、道号称三教，但儒与释、道不同，根本不是教。儒有文庙，有读书人祭拜孔子，但孔子不是神，庙中没有神职人员，除去儒生，没有信众。

鲁迅早就说过，文庙是官方所设，与老百姓无关。佛、道二教和各种民间信仰才是老百姓的精神寄托。

中国文化，士大夫尊孔，老百姓信释、道。儒学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释、道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教。意识形态与宗教有共同点，两者都是对大众的思想控制，但毕竟不一样。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道教、佛教势力很大。梁武帝有“三教合流”说。他以佛教为龙头老大。

宋《虎溪三笑图》（画慧远、陶潜、陆修静）、明《一团和气图》（明成化帝本前一类画而作）和佛寺常见的三教殿（如榆林红石峡明三教殿）也以佛教为老大。这当然是佛教的看法。

宋以来，儒家援释、道济儒术之不足，确有模仿宗教的倾向，立道统、立圣像和刻印《圣迹图》，都是模仿佛教，但他们的“三教合流”说，儒教是中心。比如宋《鲁国之图》碑画曲阜全图，文宪王庙居中，胜果寺在左，白鹤观在右，就是体现这一点。

三教，利玛窦认为，儒最重要，释、道是儒家的左膀右臂。儒关仕途，地位最高，但儒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只是教育、教化意义上的教，孔子也不是耶稣式的教主。儒家领导释、道，是知识分子领导老百姓，国家领导宗教。

这五个字是从《荀子》归纳。《荀子·礼论》的原话是：“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写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

这种牌位何时有？值得研究。我在呼和浩特市博物馆见过一个龟驮碑式的元代牌位，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采集，文字作“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类似的牌位，北京也有。如海云禅师塔和北京鼓楼大街所出，一个是佛教的牌位，一个是道教的牌位（“昭惠灵显真君”是二郎神）。

“天地”，既可以是我们仰观俯察的自然界，也可以是神鬼所居，但牌位上的“天地”主要是一种政治符号，象征政权合法性。天子坐明堂，靠这玩意儿吓唬百姓；百姓造反，也会借这玩意儿，叫“替天行道”。

“君亲师”，这三个字都是人，不是神。君是国君，亲是父母，师是老师。君代表国家，父母的父母是祖宗，老师的老师是孔子。

民国，帝制被推翻，中国南方多把“天地君亲师”换成“天地国亲师”。敬畏自然、忠诚国家、孝养父母、尊重老师是中国人强调的美德，五个字非常现实。

西方，知识多出教会。中世纪，会写拉丁文、会读拉丁文的人，都是僧侣，贵族没文化，老百姓不识字。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上层和下层，并没有一道截然划分的界限。

中国有一种人，高雅的叫法是“文人士大夫”，普通的叫法是“读书人”，他们的背景是农村，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人，即使出身寒微，只要考中了，就能一步登天当大官，像范进中举那样。文人士大夫，亦学亦官，英语翻成scholar-official。他们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僧侣，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早在孔子时代，读书人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仕，一种是隐。仕是从政，出来做官；隐是避世，回家种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达不达，关键在时——运气好不好。郭店楚简叫“穷达以时”。

《儒林外史》为我们描绘了读书人的各种角色。他们科场不利，干什么的都有：坐馆入幕、江湖行医、闾巷卖卜。落第秀才，连上山落草的都有。

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中国古代，文字叫书，写字叫书，写下来的东西也叫书。文字用来记录语言，语言用来表达思想。但光凭定义，不能解决中国文字的起源。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很多学者都已指出，定义说是以西方的拼音文字立论的，忽略了中国文字的特点。

中国文字，视听并行，形声并用。全国各地，殊方异言，政令统一，端赖文字，看比听更重要，此其不同于拼音文字者。它有相当复杂的符号系统，定形定音，必有准备过程。

中国早期的书“书于竹帛”。《汉书·艺文志》中的书，竹书是以篇计，帛书是以卷计。竹书是用竹简从上到下写，然后编联成册，以右边第一简朝外，从右到左展读，故钞写时竖行左行。帛书、纸书仿之，格式依然。

《拉奥孔》，同一题材，诗表现与用雕刻表现不一样。中国早期的书是“图书”，文图互注，如诗画相配或电影配音，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读图时代”不自今日始。

西方，人文学术分文、史、哲，社会科学分政、商、法，自然科学分数、理、化，与中国不同。

先秦古书以六艺、诸子为主。六艺是诸子共享。诸子是百家争鸣，不是一家独大。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是“学”（也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也叫方术）。前者偏人文，后者偏技术。

荀勖《中经新簿》创四部分类法：以六艺为经部，立史书为史部，以兵书、数术、方技和道、释之书附子部，改诗赋为集部。

这种分类法，或以为经部相当西方的古典学，史部相当西方的历史学，子部相当西方的哲学，集部相当西方的文学，但仔细比较，仍有很多出入。

下面分六类，分别讲一下。

六  艺

《汉志·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前六种以经书为主，后三种以传记（传授经学的书，不是人物传记的传记）为主。当时，《论语》《孝经》《尔雅》都是传记，还不是经。

先秦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经解》《庄子·天运》）。古人常以诗、书并称，礼、乐并称。诗、书为先是战国排序，以易为先是汉代排序。

申叔时九艺：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国语·楚语上》），侧重史书。

这九类，可分四组：

1. 春秋以天时记人事，属编年大事记；世记先王世系，属谱牒类，皆晚近史书。它们是一组。

2. 诗出于歌，与乐有关，其用在礼。礼、乐重在行礼，不在读书。春秋时代，礼、乐与诗有关。它们是一组。

3. 令是先王法令，语是治国善语，皆资治之书。它们是一组。

4. 故志、训典是《尚书》类的古书，故志涉及的史事可能近点儿，如《周书》称《周志》；训典涉及的史事可能早点儿，如《尧典》《舜典》。它们是一组。

注意：九艺之中没有易。

儒家习以子曰诗云、子曰书云、子曰易云为言。五经中《诗》《书》《易》最古老，最难读，孔子时代就是经典。《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三礼、三传皆更出。

诸  子

《汉志·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流，外加小说一种为十家。有人说，先秦无派，或一人一派，这是解构主义作怪。

先秦诸子以私学为主，属于自由学术。他们鼓吹尚贤，往往游走侯门，求售其学，人在野而心在朝。禅让之说就是以此为背景。汉代子书多属谏议类的政论。

先秦，儒、墨为显学，但入汉，墨家变神仙家。汉初道家是道—法家，长于治术，后被儒家取代，也变成神仙家。阴阳与天文、历算、五行类的数术之学有关，儒家借灾异讲政治，很有市场。法与法家有关，名与讼辩有关，秦亡，法家名声不好，刑名法术之学上不了台面。纵横家是游说时代的产物，汉代做官，另有途径，纵横家也派不上用场。杂家是不能归类或综合各类的派，本来不是派。先秦农家是古代的重农主义者，专爱拿神农说事。汉代农家是农业专家，偏重实用。小说是流言蜚语、道听途说、稗官野史，类似花边新闻或说书演义。

汉代，先秦学术凋零，只剩儒、道二家，儒、道是后世的显学。

诗  赋

《汉志·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和歌诗五类，各类无小序。

诗赋属于文学。上述五类，前四类是辞赋，后一类是歌诗，合称“诗赋”。汉代，赋比诗时髦，排在诗前。赋是韵文，只诵不歌。诗是歌词，原本可咏唱。

屈原赋和陆贾赋可能是一大类，荀卿赋是另一大类，杂赋可能是总集或选集类。

赋分南系和北系。南系以屈原、唐勒、宋玉为代表，以长短参差的楚辞体为主；北系以荀卿为代表，以秦晋流行的四言体和成相体为主。

扬雄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班固说荀卿、屈原之赋属前者，宋玉、唐勒之赋属后者。屈赋以哀怨取胜，名气最大，但宋赋上承庄谐，下启汉大赋，很有想象力，同样不容忽视。班固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归入后一类。

歌诗分宫廷歌诗和民间采风两大类，前者相当雅、颂，后者相当国风。《汉书·艺文志》的这一类只收汉代作品。

兵  书

《兵书略》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

兵书属于军事学。军事学是综合性的学科，既含自然科学，也含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还包括指挥艺术。人类最尖端的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

古人说：“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古典兵学，中国最发达，一点儿都不夸大。

权谋是偏于战略性质的指挥艺术，形势是偏于战术性质的指挥艺术。指挥艺术，古人叫兵法。先秦兵书，此类保存最多，如《太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

阴阳是数术在军事学上的应用，涉及天文、气象、地形、地貌。

技巧包括兵器学、军事工程学、武术和攻城守城术。后世只有《墨子》城守各篇保存下来。

武王克商，太公有大功。召康公之命，太公为五侯九伯之首。兵法，齐最发达，如《太公》《孙子》《司马法》三书都是齐系兵法。继之者三晋。秦是总其成者。

数  术

《汉志·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

天文以占星候气为主，与天文观测和气象预报有关。历谱以历书、历术、谱牒为主，并包括算法、测时，后世也叫历算。这是科学成分最高的两类。

五行以式法、选择为主。式法用式盘占卜，选择用时令书和日书占卜。这是从天文、历算派生的占卜。

蓍龟即卜筮。卜用兽骨、龟甲占卜，筮用蓍草、筹策占卜。商周，卜筮并用。汉代，卜法衰落，筮法附易学独大。卜筮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但战国秦汉，不得不让位于五行类的占卜，在《数术略》中反而排在五行类之后。

杂占是五行、蓍龟以外的小术，包括占梦、厌劾、祠禳。

形法以相法为主，包括相地形、相宅、相墓、相人、相刀剑、相六畜。

《汉书·艺文志》的这一类，只有《山海经》保留下来。此书兼本草、志怪、博物，是神仙家寻仙访药的地理指南。

方  技

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

医经：是综合性的医学理论，一方面与解剖学有关，涉及脏腑、血脉、经络、骨髓等人体器官和组织，一方面与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属药剂学）等临床医学有关。三大医经，每书皆分内外经。《黄帝医经》，旧称岐黄术，可能是西土医经，内经有《素问》《灵枢》传世，不断被改编，外经失传。《扁鹊医经》可能是东土医经，已出土的老关山医简据说有相关内容。《白氏医经》不详。

经方：是对症下药的处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房中：与房事有关，既与医经、经方有关，也与神仙类有关。

神仙：是以服食、行气、导引、房中，求延年益寿、不老神仙的技术。这类技术后来发展为中国的炼丹术。服食与外丹术有关，行气、导引、房中与内丹术有关。

古人看重药，药分金石之药和草木之药。前者与神仙家关系大，后者与普通人关系大。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早期的知识系统。但此书作于汉代，不能不带有汉代的特点，比如抬高儒经，贬低诸子，这就与先秦大不一样；重视技术，也与后世有所不同。

先秦经典是诸子所传。当今治哲学史者，多称诸子时代为枢轴时代。“枢轴时代”本指我国春秋战国那一阵儿，世界上有一批聪明人，不约而同，纷纷创立各种大宗教。雅斯贝斯说，这批聪明人中也有孔子。孔子是聪明人，但不是宗教先知。他没有创过什么教。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有个翻译五经的工程，他说，没有什么比翻译五经更重要。五经是什么？是人文经典，不是宗教经典。中国传统中，五经的地位远在佛经、道藏之上。

诸子是中国思想的摇篮；但中国士文化，中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科学，而是做官。

中国重史，史书以政事为中心，数量之多，连续性之强，罕有其匹。

《汉书·艺文志》没有史部，但这不等于说先秦没有史书。事实上，先秦古书大多为史书，就连子书也有私史的性质。

中国文学，从诗赋、文章到小说、戏剧，也是世俗性大于宗教性。

中国战略文化发达，兵书之多，水平之高，罕有其匹。

王国维也尊孔。他不喜欢康有为，也不喜欢谭嗣同。他说康有为之“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论近年之学术界》）

中国传统，“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只取经，不传教。中国没有唯一正统、绝对排他的国教，也没有宗教审判、迫害异端。相反，中国曾接纳各种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回回教（伊斯兰教）和一赐乐业教（犹太教），为所有避难中国的教派提供庇护。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看法：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其实是世俗精神强，人文精神强。

相关推荐

大刀阔斧绣花针

李零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中信出版社 2015

视野丛书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总序推荐，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葛兆光、黄子平、王安忆等集体呼应，集合了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作者们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 李零把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称为“放虎归山”，他的杂文、随笔风格独特，有很多拥趸。 《大刀阔斧绣花针》是一部精炼而且精彩的自选集，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李零教授研究和思考的各个面向。此外，他对杂文文体的揣摩和实践，所谓“绣花针”功夫，能以这样一组文章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这也是李零杂文不同于通常所见到的学者散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