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一个好老师，起码可以少几千个愚人和坏人

汪曾祺读大学的时候，

教他写作的老师是沈从文。

有一次，

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

文中对话写得极有诗意和哲理，

他写好后拿去给沈从文看，

沈从文看后说：

“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写人写物切忌卖弄，要尽量写得朴素。”

于是后来，

汪曾祺就写了很多平淡的文字，

写了很多没有脑壳打架的文字。

王鼎钧幼年读书的时候，

教他国文的老师是王思璞先生。

有一次，王鼎钧在作文里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

越过惊蛰，越过春分，

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思璞先生对王鼎钧说：

“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清明到了。”

又一次，王鼎钧在作文里写道：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

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思璞先生在这句话上画了一条红杠，

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王鼎钧后来回忆说：

“在思璞先生这里，

我学会了用最普通的字词，

做最准确的表达。”

我们调侃一个人常会说：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历史学家钱穆的语文和历史，

确实是体育老师教的。

钱穆10岁那年，

进了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学校，

教他体育的老师叫钱伯圭。

一天，伯圭先生牵着钱穆的手问：

“你读过《三国演义》吗？”

钱穆点点头。

伯圭先生正色曰：

“此等书以后不必再读，

一开卷即云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

此乃中国历史之错乱，

今日欧洲英法诸国……

我们以后要学他们！”

钱穆听了这番话，

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

钱穆晚年回忆说：

从此74年，我的用心全在这一问题上，

“余之毕生从事学问，

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1938年，为躲避日军战火，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三校合并，迁往昆明，

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联大条件极其艰苦，

不仅衣食不足，

还要时常躲避日机的轰炸。

校长梅贻琦对校舍的要求是，

“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

教室用铁皮做顶，

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有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讲课时，

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大雨敲打铁皮屋顶，

发出巨大的声响，

陈岱孙数次提高音量，

但还是盖不过雨打铁皮声。

同学们以为教授会气急败坏，

可是陈岱孙并没有，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字：静坐听雨。

于是学生们收起了焦急情绪，

开始静静听雨、静静赏雨。

在那样一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在那样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年代，

陈岱孙竟然让学生们静坐听雨。

为什么要让学生浪费时间静坐听雨？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要有从容的心境。

静坐听雨，才能无问西东。”

抗战开始后，

高校纷纷南迁，

武汉大学从武昌迁到了四川乐山。

当时的朱光潜，

便在武大任教务长兼外文系老师。

有一天，

齐邦媛等几名学生，

到朱光潜家中喝茶。

当时正值秋天，

朱光潜家中院子里，

积满了厚厚的落叶，

走上去飒飒作响。

一个男生见状拿起一把扫帚说：

“我们帮老师把这些枯叶扫掉吧。”

朱光潜赶紧制止说：

“别别别，

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

晚上在书房看书，

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

这个记忆，

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

齐邦媛晚年回忆时说：

“朱光潜先生的厚积落叶听秋声，

后来影响了我的一生，

启发了我的生命品味。”

1911年，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

被两所师范请去做了老师，

教音乐和美术。

李叔同当老师，

十分与众不同，

他从不斥责人打骂人，只“鞠躬”。

上课的时候，

有学生偷看其他闲书，

李叔同也不出言点破。

待到下课后，

他轻柔地叫住该同学，

“某某同学等一下。”

等其他同学都出去后，

他轻柔地对该同学说：

“下次不要看闲书了。”

说完倾身就是一个鞠躬。

上课的时候，

有人把痰吐到地板上，

李叔同也不出言责骂。

待到下课后，

他轻柔地叫住该同学，

“某某同学等一下。”

等其他同学都出去后，

他轻柔地对该同学说：

“下次不要随地吐痰了。”

说完倾身就是一个鞠躬。

下课之后，

有学生砰地把门一关，

发出很大的响声。

李叔同也不出言喝斥，

等其他同学走开后，

他走上前轻柔地说：

“下次请轻轻关门。”

说完倾身就是一个鞠躬。

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

“宁受夏戆一顿骂，不受叔同一鞠躬。”

学生们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李叔同轻柔说话，

然后再倾身一鞠躬。

他的学生丰子恺说：

“在叔同先生这里，

我得到了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学会了以尊重、平等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人。”

有一年，北大新生入学，

一个男生手提肩扛，

携带了很多包东西，

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

正在此时，

他看到一位不起眼的老大爷。

男生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

“大爷，麻烦您帮忙照看一会儿。”

说完男生就自己报到去了，

而老大爷就一直在那老老实实地守着。

9月初的北京，天气还是很热，

一位学生见老大爷满头大汗，说：

“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大爷说：

“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许久之后，这位男生才赶回来。

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

这位男生惊讶地发现：

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大爷，

竟是副校长、大教授季羡林。

后来，作家吴敏回忆这件事情时说：

“季羡林先生教会了我一件事，

一个人不管站到多高的位置，

都不要在荣誉和鲜花中度日，

而要在常人、常情、常态中生活。”

我喜欢徐皓峰老师，

尽管很多人不知道他。

他是作家，

写过《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

他是编剧，

写过《一代宗师》。

他是导演，

拍过《箭士柳白猿》《师父》。

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的时候，

对学生们说过一句话：

“别急着学什么，

别急着当个能人，

青春本就是用来浪费的。

选择做个挣不到钱的人，

选择过狼狈一些的生活，

总有人来相依为命，

总有急中生智的一天。”

他把这句话，

自嘲为“认输的影评”。

但他不知道这句“认输的影评”，

其实影响了好些学生。

一个学生在文章里写道：

“人在默默无闻时方见品格和信念，

这信念甚至安慰了当时百无聊赖的我。” 

网上有一个问题：

遇见一个好老师有多幸运？

下面最高赞的回答是：

学生时代，

如果能遇见一位好老师，

那真是一辈子的福气和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