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演员，最缺钱

古天乐，这个夏天不太好过。

耗时十年、投入5亿的电影《明日战记》失败，上映15天，票房仅4亿。

第二次“失败”紧随票房滑铁卢之后，电影片方为救亡图存，进行的一系列“卖惨式”营销。

官方宣传企图通过利用情怀呼唤观众买票进入影院，且引发跟风效应，古天乐落泪、机甲梦、拯救香港电影、古天乐手拿白纸黑字大字报等关键词和短视频满天飞。比较致命的是粉丝掺一脚进行“道德绑架”式营销，甚至侵占刘德华的个人账号，要求他为老朋友古天乐宣传电影。

上一次靠“卖惨”挽救票房的，还是2016年的国产文艺片《百鸟朝凤》，导演在镜头前给全国观众下跪，当年这招起了点效果，直接导致票房突破千万大关。

但《明日战记》不大一样。不仅因为科幻片很难引发大众对“文艺片弱势”的类似同情，更重要的是，“古天乐”的名誉和存在感，在这部片的传播效应里占比太大。

粉丝的道德绑架、片方的不当营销，都将舆论矛头引向了“古天乐”这个名字本身——已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整个行业内与他有关的一切。

从“救救古天乐”到“古天乐塌房”，观众的愤怒倒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电影质量的确能挑出明显短板，不管斥资几亿，该不好看还是不好看。

另一方面，在片方的一系列“反市场”宣传下，《明日战记》在多个城市延长上映，且两周后票房突然起势，连续拿下上座率日冠，猫眼预测已从最初的4亿上调至8亿左右。

不过，电影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其中多方让渡、妥协或是掣肘，很难说清楚。因此，仍有相当部分观众相信，这一系列宣传未必是古天乐本人所愿。

嘈杂与喧哗中，被逮着唾骂的古天乐，多少扮演了某种公众情绪的靶。

如今看待一个人讲求“论迹不论心”，但对于古天乐这个人，有些事，很难做到“一码归一码”。

前阵子在新东方直播间里看见古天乐的时候忽然像某种次元壁被打破了，产生一种梦幻联动般的惊愕。直播进行了好一会儿，才确认这是如假包换的古天乐真身。

至少在一代人印象里，古天乐是个很少直接参与线下宣传的电影人，年龄不太大，但他的生活习惯和网络敏感度却宛如老人，几乎从未来过这些“现代化的”“新型的”的网络场合。

因此，当他出现在各种奇奇怪怪的直播间里时，当他尴尬地回应“不是眼泪是汗水”时，当他用生硬的普通话堆着笑和影迷们磕磕绊绊交流，人们看到一个略显僵硬、迷茫，苍老而恳切的古天乐。

像一只惊慌的小兽，被迫出现在各式各样新潮的网络平台里，应付花样繁多的年轻人习惯和人情世故，在一个个陌生的场所里被安排和被解读。

在一次宣传访谈里，古天乐看到纸条上写着问题“《明日战记》内有几多影帝和影後”，他发问，“影后”的“后”是这个“後”吗？工作人员解释称“是繁体字”，而且还是专门为他设的繁体字。古天乐也只是笑笑，没再辩解什么。

从各方面来看，古天乐都是不善于自我展示和宣传的那种人。社交账号里没有商业广告和杂志写真，没有绯闻澄清和律师函，唯一的宣传只会针对电影，剩下的都是老干部一样真诚且“无聊”的个人生活感悟，比如在日记里探究“为何卡通人物的‘灵光一闪’要用灯胆去表示”。

内心住着一个小孩，保持观察，保持思考，但不长袖善舞，与浮躁的流量社会格格不入。

杜琪峰说古天乐是“香港最后一位明星”，但其实他是最不像明星的明星。

不开豪车、不买豪宅、和父母同住三层居民楼、用九十年代产的滑盖手机……就像他那张主动藏进黝黑皮肤的面容，隐匿在灯光之外，保持低调和朴素。

可能只有拍片速率显得像个“圈内人”。入行28年，近80部电影，简直承包了香港电影的半壁江山。即便是目前，古天乐也还有30多部片等待上映。

不过，由于拍片的频率实在太高，烂片概率大，近年来，他的豆瓣6分以下的电影比比皆是，最低的甚至达到2.8分，逐渐变成媒体口中的“烂片之王”。

另外，从2009年开始，古天乐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各式网页弹窗、网站视频开头，游戏广告上，甚至连续三年霸占香港艺人吸金榜第一名。

烂片、广告、商演，只要能赚钱，他似乎都来者不拒。

令人费解，他好像一直在赚钱，但一直在缺钱，像个无底洞。杜琪峰好意劝他爱惜羽毛，不要不顾形象什么戏都接。

然后古天乐便给出了那句比台词还经典的回答：“我需要钱，更多人需要我。”

直到2014年，在尔冬升导演的公布下，古天乐持续多年的善行终于公诸于众：

据慈善基金网数据，截至2022年，他在内地捐献的希望小学已经超达143所，几乎遍布全国。除了小学，还包括18所卫生院，750眼水窖，1座小型水利工程及高达3.5亿的扶贫计划资金。

但古天乐很反感拿这些事出来宣传。他曾参加一期《快乐大本营》，节目中途忽然跑上来一群山区孩子，原来是何炅自作主张请来他们，希望让古天乐的善行被全国人民看见。这让低调的古天乐诧异、为难甚至是反感，真正的善行一旦作为人为名誉搭建的一部分，某些部分就变了性质。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拍电影、挣钱是他的能力，但能力之流向，不是宏大的“拯救香港电影”或为个人成就的艺术理想，而是为了更大世界的资源流动，为了将文艺繁荣赚来的钱，投入到看不起电影、读不起书的地方。

《神雕侠侣》里郭靖曾对杨过说：“行侠仗义、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江湖里最紧要两个字，一个“侠”，一个“士”，除了莽撞的行侠仗义之外，真正的侠士，还得有一种舍小为大的抱负和担当，一份古典的情怀和风骨。

《神雕侠侣》的导演李添胜自称，当年选中新人古天乐来演杨过，也是因为他透露出的气质和神韵简直就是杨过本人：性格相对偏激，但足够“真性情”。

那就是一种“侠”的精神气概，是一种当今娱乐圈很难再见到的东西。

在偷漏税遍地、桃色新闻不断、线下奢靡线上烂作泛滥的生态里，古天乐这样的人，别的不说，至少秉持了相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自悟，这是当代“侠士”精神的现实基础。

受恩于他的人不少。比如香港演员吴志雄，曾因投资失败欠债一千多万，古天乐不仅帮他偿清了债务，还援助了50万给吴志雄作为日常花销。后来吴志雄还钱给他，古天乐还不要，前者对着媒体连连称古天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2020年11月，TVB金牌绿叶曾伟权去世，膝下无儿无女的他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托付给古天乐，并交代他悉数捐献给流浪猫狗慈善事业。如非对人品的绝对信任，这等事何敢轻易交付。

疫情三年，本就萎靡的香港电影市场遭到了不可逆的打击和损伤，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古天乐为了帮艺人们脱困，发起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计划”，联合10家公司投资3900万拍摄公益电影。募捐的金额不够，他就自掏腰包，最后为TVB每位艺人争取到了9000港币的救济金。

那句“只有太阳能黑古天乐”的民间传闻并不空穴来风。多年来，针对古天乐的“黑料”，几乎也只有捐建小学的命名问题、学校荒废等问题。

一个人的善意可以是原生自发的、自然流淌的，但持之以恒的善行必须倚藉在一定物质经济基础之上。并不是动动手指头转发微博、喊两句口号，也不是晒出来参与“慈善大比拼”的那种公关手段。

十八岁那年，古天乐交友不慎，一次兄弟聚集犯事后，他主动担起所有抢劫斗殴的罪名，被判入狱近两年。出狱后，还发现“兄弟”撬走了自己的女友。

被背叛、仁义信念短暂轰塌，但古天乐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变得无情无义，反而是愈加坚定余生要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如今，香港影坛昔日辉煌不再，不少老演员北上发展，一些曾经的资深影人也纷纷慨叹大环境已死，“明哲保身”的本能，却与古天乐似乎关系不大。

他就像个不闻窗外事的老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拍电影，速度则一如既往风驰电掣，精神则因坚定如山而迟缓。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古天乐是个好人，就必须支持他的电影。电影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内容质量不佳，创作者可以反思并力求进步，宣传让人反感，你也完全可以不去看。说到底，“按头”也不能真的通过一些商业或政策手段，强行更改观众的行为。

宣传期间一度流出“偷票房”的传言，且不论真假，从结果论来看，即便存在通过偷换为某部电影增加销量的现象，最终收益也是归电影院，与片方、导演更是没有直接关系。

话说回来，一个人如果真的能通过“号召”挽救一部电影，公平性是否有受到损噬，也值得另说。

既已知道，那些按头安利甚至涉嫌道德绑架的宣传手段并不能让年轻观众买单，对这部电影没有兴趣的那些人，骂完之后依然不会买票走进电影院。

而剩下那些愿意出于“人情”走进影院的观众，不管是香港影坛的老人也好，被古天乐所感染或实质收益的青年人也罢，即便不是奔着电影本身而是奔着古天乐去的——那些“仗义疏财”的人情，也是他古天乐的本事。

有句话叫“为众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换算成通俗一点的说法，其实就一个词：良心。

做人得有“良心”。何谓“良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良心是由他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简朴、不事炒作，是演员古天乐的生活方式。

这二字与其说是明确的、良善的意志，毋宁说更接近一种“识好歹”的本能。

“识好歹”需要抵抗乌合之众，需要维持一种朴素的共情本能，甚至有时候这会是一种对欲望、贪婪等人性的对抗。

社会历来对善人苛刻，对庸人宽宏，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有的人做过一次善行，就此成为明星大善人，有的人一辈子行善，一次屈躬，就会被打入恶人的地牢。

当年的刘翔，参加48次世界大赛，36次冠军，6次亚军，但大量人只记得他因退赛的那2次。

傅园慧在游泳世锦赛里错失决赛机会，并在后采里表示“我真的很努力了，甚至比拿世界冠军时还要努力，可能我真的不太适合游泳吧，对不起。”

而网友们却将其失败原因归因于参加太多综艺，“不务正业”“捞钱”等主观臆测加诸傅园慧身上。

公众人物理应受到更多监督，但与之对应的，是更容易被放大、被“代表”的一言一行。

类似道理，放在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里，则是“斗米养仇，升米养恩”。

比如说，演员孙俪曾连续四年资助山区贫困生向海清，而后来在资助下进入大学的向海清，开始肆无忌惮乱花钱、逃课谈恋爱，渐渐荒废了学业。无奈之下，孙俪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不料，向海清竟倒打一耙，发长文控诉孙俪，想让她名誉尽毁。

“名誉”是一件武器，也是一个耙。名贵可以以特权压势，但公众也可以以名誉毁人，这类事历来并不罕见。

尤其是自媒体数字时代，有一种建立在思维惰性上的质疑潮流横行霸道，概括起来无非二字：炒作。

但凡有流量的、有传播度的东西，就一定是为了“炒作”。一个人之但凡做出了受人关注的言行举止，就一定是在利用公众的共情或同理心。

独自寻找亲生父母的少年刘学州是“炒作”，独自买下毛坯房的女孩是“炒作”，远嫁西非的女孩是“炒作”，拍片丢了相机的纪录片导演也是炒作……当然，大多数公众，看到这些案例的时候，第一时间并未想到这两个字。

但一旦看见留言评论区有人用这两个字来质疑，就仿佛在脑海里植入了一张芯片，硬是没法彻底撇开它在你脑海里诞下的痕迹了，而后不自主地对真实性生疑。

逐渐地，所有公开表达、展示都得小心翼翼规避流量，规避传播带来的影响力，真诚的表达和勇气慢慢被先入为主的恶意淹没，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它会迫使结论先于思考，最终扼制对理性、整体性的评判和追求，让你我渐渐变成一个苛刻和刁钻的人。

总之，如果不能保持沉默，那就保持一点适当的冷漠。一部电影看不看的，关系不大，但对一个好人的盲目讨伐，是整个社会的忘恩负义。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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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苏米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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