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垓:摘掉“乙肝村”帽子,没那么容易丨不惑 2024
▲ 李少垓(农健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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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得没得肝病,我一眼就看得出。得了肝病的人,通常脸色发黄、没精神,人比较瘦,接触多了发现他们饭量也偏少。”
“兴旺村二组(据估计有)60%村民得了乙肝,五年之内,60岁以下因肝病死了16人。”回想起2000年代的兴旺村,李少垓仍心有余悸。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5月刊的一篇文章发出呼吁:“救救我的乡亲们”。在中国农业大学就读的李学祥痛陈兴旺村二组乙肝肆虐,“近1/5家庭的主劳动力因乙肝丧生”。
乙肝曾有“中国第一病”之称,是一种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的肝脏疾病,可造成慢性感染,患者死于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较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卫生部组织的调查显示,我国1-59岁人群乙肝病毒携带率为9.75%,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
正是2003年,兴旺村乙肝问题得到中央、湖北省重视,向兴旺村提供上千份免费疫苗,并拨专门款项要求改善兴旺村的水环境。2004年1月,《南方周末》刊发头版报道《一个“乙肝村”的现实和期盼》。
这也拉开了湖北监利市汴河镇兴旺村一段横跨二十年的“乙肝斗争”史。兴旺村位于洪湖西岸,曾是一个进出基本依靠水路的闭塞村庄,饱受水污染的影响。
二十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访兴旺村,近十年来该村乙肝新发病例清零。“可以说,我们摘掉了‘乙肝村’的帽子。”兴旺村原支部书记李少垓说。2001-2018年间,李少垓在兴旺村做了十七年的书记。
兴旺村的变迁,是中国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乙肝防治体系发展的一个切面。但李少垓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
“那时候,出去都不敢说是兴旺村人”
李少垓还记得,乙肝问题曝光后,频繁的乡邻走动在兴旺村二组停滞了,“没人敢去那里吃饭,话都不同他们多讲一句”。即便是二组村民家里有老人去世,亲戚朋友吊唁完都不会留下来饮食。
因为感染乙肝,一位刚刚定亲的村民被退婚。村里一位老师也被学校辞退,原因是校方担心他将乙肝病毒传染给学生。
和这位被辞退的老师一样,大批兴旺村人在本地招工中被排挤和孤立,被迫外出务工。他们多数流动到武汉汉阳黄金口、广州康乐村等地从事制衣行业,“那时候,出去都不敢说是兴旺村人”。
事实上,乙肝病毒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都不会造成乙肝病毒传染。但当时乙肝歧视已成就业中的普遍现象。2003年,安徽芜湖的张先著起诉芜湖市人事局,“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在全国引发反响。
由于缺乏对乙肝防护的认识,兴旺村二组患者多为家庭内部母婴、性接触传染,在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前,很多村民不知道自己得了乙肝,更不会去医院主动检测。“等到家庭中的一人发现肝病时,有些村户甚至全家都感染上了乙肝。”李少垓说。
曾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向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在《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以兴旺村二组为例,呼吁全社会重视慢性传染病在农村的蔓延:“对于很多贫困的患者,即使知道自己患有慢性传染病,不到挨不住的时候是不去医院治疗的,这几乎使所有的人都处于病毒的慢性自杀和他杀之中。”
兴旺村乙肝问题得到政府重视后,当地曾经为兴旺村民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免费乙肝检测、治疗和乙肝疫苗接种。但乙肝的污名化却让村民们一度不敢接受免费的检测。
李少垓表示,虽然检测结果都经严格保密,村干部也无从得知,但村民们为了保护隐私、避免遭到歧视,宁可自己掏钱去医院检查。
为了说服村民留在村里检测乙肝,李少垓挨家挨户通知医疗队上门服务的时间,“其实他们得没得肝病,我一眼就看得出。得了肝病的人,通常脸色发黄、没精神,人比较瘦,接触多了发现他们饭量也偏少。”
从污水、井水到长江水
兴旺村多个村民小组里,为什么偏偏是二组肝病流行?
包括李少垓在内的兴旺村民一致认为,这和二组的水污染有关。尽管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乙肝病毒会通过受污染的食品或水传播,但在有钉螺活动的长江流域,污水带来的血吸虫病同样会导致肝硬化。
洪湖边的兴旺村,曾经只靠一条螺山干渠和外界相连。村居沿人工河道而建,村民长期依赖家门口的沟渠取水生活。由于兴旺村地势偏低,汛期关闸后,村内的河道就会变成一潭死水,雨后内涝将厕污一并涌入水中,处在河道末端的兴旺村二组就成了污染重灾区。
在李少垓的印象里,二十年前老林长河的水污浊不堪,用河水煮出来的饭也是偏黑的,但由于打井取水花费较高,在认识到污水和肝病的相关性之前,多数村民并没有放弃饮用。
2003年,湖北省卫生厅在调研兴旺村水质后发文称,老林长河因污染物超标,不能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和地表水源地。2004年,在上级财政的支持下,兴旺村同步开展了人居环境治理、血吸虫防治和乙肝防治工作。
以污水治理为核心的人居环境治理,分为改水、改厕两方面。“厕所革命”进行比较顺利,村里每户交300元修建户厕,解决了“人无厕、畜无圈”的厕污问题,但更换饮用水源却遭遇了难题。
“政府单独花四十几万给兴旺村修了水厂,从村部取水替代老林长河水源,但由于兴旺村的村居分散,自来水管铺设成本高,多数村民负担不起长期使用自来水的电费成本,真正使用的人很少,几个月后水厂就废弃了。”李少垓说。
现在看来,这个供水政策对于当时的兴旺村而言过于超前。十年里,村民们靠自己打井,或与邻里共用井水解决生活用水。直到2014年,汴河镇剅口中心自来水厂投入运营后,汴河镇包括兴旺村在内的22个行政村才真正用上了自来水。
上述自来水厂厂长匡亚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水厂采用116米井深的地下水,能达到国家饮用水质标准,但水的硬度较高、易形成水垢、口感一般。目前水厂已启动水源置换工程,预计在2024年年底实现用长江地表水替代深井水,“让村民们都喝上水质更好的长江水”。
老林长河不再作为饮用水源后,李少垓在兴旺村打通了另一条河道与老林长河相连,形成“U”形河道汇入螺山干渠,把老林长河的死水变活。而后修建水泵,用螺山干渠的清水替换老林长河的污水,使老林长河恢复了清澈。现在,老林长河仍具备生产用水的功能。
告别“乙肝村”
没人记得清楚,兴旺村的乙肝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如同乙肝不再作为热门的公共议题出现一样,这个曾经被推到舆论中心的村落,对乙肝不再谈之色变。
李少垓回忆,经过四年集中式的乙肝防治工作后,兴旺村不再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检测,但村民们仍会自发到卫生院体检、按需接种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示,目前医学界还无法彻底治愈乙肝,只能通过药物治疗延缓肝硬化发展速度,减少肝癌病例。但由于乙肝疫苗的预防率较高(几乎可达100%),疫苗的普及可以有效降低乙肝的新发病率。
监利市汴河中心卫生院院长汤志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随着乙肝疫苗纳入婴儿计划免疫、乙肝病毒母婴阻断技术发展,近十年来兴旺村乃至汴河镇的乙肝新发病例都已清零。
“2009年后,监利市的乡镇卫生院全面撤销产科,所有产妇均需至县市级医院就诊。一方面,保证所有新生儿出生12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另一方面,如孕产妇携带乙肝病毒,会对新生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在出生后12小时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汤志华说。
202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乙肝疫苗新生儿接种率、孕妇乙肝筛查率和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高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注射率都超过99%。全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从1992年的9.7%降至2014年的0.3%。
“反乙肝歧视”在法律层面也获得了进步。2005年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推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取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2010年,人社部、教育部、卫生部进一步限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公民入学、就业体检中开展乙肝项目检测,且“不得要求提供乙肝项目检测报告,也不得询问是否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乙肝村”摘帽后,留给兴旺村的发展难题依然不少。
2017年,监利市开展“合村并组”改革,兴旺村与王垸村合并为王小垸村。“强村并弱村”的改革原则和不再保留的“兴旺”村名,暗示着兴旺村的相对落后。近年来,监利大力发展小龙虾养殖业,村民在稻田养殖小龙虾,每亩可以增收超2500元。村民们仍希望兴旺村得到更多的资金扶持,像周边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村落一样,把路修得更好、水质进一步提升。
12月的兴旺村处于枯水季,河道里仍清晰可见不少水葫芦和杂草。水葫芦具备较强的去氮、磷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水污染,适量的水葫芦,也有利于小龙虾养殖。但到高温夏天,如未能及时清理,繁殖速度较快的水葫芦也会连片生长,导致鱼虾及其他水生动植物缺氧死亡,从而影响水质。
新的一年,李少垓希望有关部门组织清洗兴旺村的所有河道,“这对乙肝防治的帮助很大”,他强调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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