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琳：我曾幻想没有“套路贷”的幸福人生丨不惑 2024

▲ 程琳（农健/图）

2017年3月14日，南方周末记者陪同程琳来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程家的房产被一伙“套路贷”人员抵押拍卖，该伙人要求法院强行执行拍卖。

所谓套路贷，就是以高利贷为借贷形式，实则为了侵吞借款人房产的民间贷款行为。

程琳是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套路贷现象中（详见《“套路贷”盯上的其实是你的房子》）唯一愿意接受实名采访的受害人。2013年她的父亲在街边小贷公司借了25万元，到了2016年连本带利要偿还三百余万元，对方的目标是拿下她家的房子。彼时这类案件多被当作民间高利贷处理。

南方周末对套路贷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刊出后引起全国关注，各地警方陆续开展针对套路贷的专项整治。半年后，程家的案件被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以“诈骗罪”为由正式立案，案件重点从民事转为刑事，这伙套路贷人员则由原告变成被告。

两案合并后，程家的房子暂时保住了，也没有继续偿还剩余欠款。但三口之家几近被摧毁。作为当事人的父亲，在涉黑人员的威逼恐吓下一度患上抑郁症、失语症，母亲濒临崩溃，才毕业不久的程琳除了背上巨额债务，还要对抗违法分子的恶意催收。

2019年4月，最高院联合多部委出台《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套路贷处理从民事走向刑事才算有法可依。

2023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见到程琳。自2014年事发，经十年“揉搓”，财务损失、精神创伤或许是其次，对方随时可能报复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家庭。绝望与希望交织，是程琳这十年的人生底色。

程琳曾想过“一了百了”。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不久前，她被律师告知，自家的房子很有可能保不住。

尽管法庭上的程琳仍在向法官据理力争，这三百多万债务是由25万利滚利而来。但她心中明白，对方证据充足，自己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

父母的身体垮了，程琳的仇恨直指那个将父亲拉入“套路贷”漩涡的蒋姓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她查到了对方的家庭住址，“我以后的日子跟家破人亡没有两样，还跟对方‘客气’什么呢？”

套路贷人员最猖狂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跟踪程琳。

有一次程琳害怕地躲进公安局，对方也跟进了警局，但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警察只能目送程琳走出警局的视野，“三个大汉一直跟着我，我只能贴着墙边，寻找有监控的地方走”。

还有一次对方堵在程琳家门口数个小时，报警后，警方只能将程琳带去警局坐一会儿，对方甚至还开车尾随警车，片警恼火地请来交警，将对方驱赶走。那一次程琳差点在警局过夜。

各种不堪入耳的言语侮辱、电话骚扰已成日常。对方甚至到她曾经工作的公司催债，同事赶紧将她藏进一间会议室，她在同事面前假装镇定，“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有多害怕”。

程琳日渐摸透对方的套路，对方并非想对她有实质性的伤害，唯一目的是要她精神崩溃、同意日后卖房。

如今程琳患上某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看到“贷款”二字就觉得心惊肉跳。

最崩溃的时候，程琳提着菜刀与催收人员对峙，对方骂她“疯了”。她甚至主动跳上催收人员的车，只为录下一段录音作为证据，“想想自己没缺胳膊少腿也算是万幸”。

程琳有时会后怕，如果和《南方周末》的相遇晚了一个月，如果当时警方立案再晚一些、法院判决再快一些，房子就没了。

报道引发了全国舆论关注，将她从另一条人生轨迹上拉了回来，之后她还曾作为受害人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警方立案，意味着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这是程琳抗争三年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我感觉自己一度爱上了那个替我立案的警官。”

立案后，对方还时不时地电话骚扰，或偶尔上门“问候”。如果对方来家里堵她，她就朝对方扔东西，多数时候是纸巾，“那时候我几乎天天把门开着，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们找到我，就不会去找我父母”。

程琳几乎独自一人扛起家庭的灾难。

她还记得前往市公安局提交报案材料的场景，见到不少和她类似遭遇的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子女欠了债、父母替他们报案，程琳是反过来的，她几乎是最年轻的那个，有人问她：“你犯了什么事儿？”程琳只觉得心酸。

2019年，立案一年多后，警方调查有了初步结果。好消息是，将程家告上法庭的放款人因多项案件指控被拘留，这也意味着程家的房子暂时不会被拍卖。程琳在警方指导下，在公证处撤销了房产抵押公证。

但这没有解决程家的债务数额认定问题：程父究竟欠了对方多少钱？还需要还多少？警方告诉程琳，之前的还款很难追回，对方涉案数量较多、诈骗情形复杂，很难查清认定双方的债务细节。

父母对这套唯一的房子仍有执念，想要撤销房产抵押，给唯一的女儿留下一个安身之处。程琳理解父母的苦心，但她知道这很难，程父缺乏证据证明这三百多万的由来，“我未来能有房子住，只是不属于自己，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这两年，程琳换了新工作、不断相亲，父母也在逐渐恢复健康，父亲还有两年退休，总算能享享清福。但她仍用“污点”来形容这一段人生经历，家人默契地对过去绝口不提。

“生活在往正常的方向去，但我总害怕别人来报复，毕竟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就连想到父亲骑共享单车都会让程琳忧心，担心被套路贷人员找到，程琳觉得自己有一些“被迫害妄想症”，朋友试着劝她放开一些，不要所有事情都替父母操心。

看着微信朋友圈里开上宝马、穿着名牌的昔日朋友，程琳偶尔也会怨恨父亲，她甚至想过自己租房、离开父母，“落差是肯定有的，如果不是（套路贷）那件事，可能这才是我的人生啊”。

对程琳更大的伤害或许在于，自己最美好的十年青春被消磨殆尽，80后的她至今未婚。悬而未决的债务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能斩断自己的姻缘，“害怕有一天会爆发，如果身边的人不愿与自己一起分担，就相当于二次伤害了”。

回想这一路，程琳用“天无绝人之路”来形容，说一路上遇到了许多贵人。譬如替她分析案情、将她与《南方周末》牵线的王寅翼律师（“套路贷”一词的发明人），譬如耐心教她如何与催收人员周旋、分文未取的桂律师，再譬如一路跟踪她的案件、积极帮她立案拿回房子的普陀刑侦支队吴队长。

现在的她聊起过往，已经轻松许多，甚至像谈论与自己无关的话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