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教导“要听话”和“会来事儿”的女孩拿起笔

2022-09-21 05:09

“水像一种爱”，这个句子叩访于一个瞬间。张天翼接住它，继续向下写，“那一刻的感觉真好，比猛灌一大口冰啤酒还好，比亲吻时舌头伸进一个可爱的嘴里还好。水给了浮力，也给了阻力——更像爱了。”

这是短篇小说《泳客》里的一段话，收录于青年作家张天翼的最新作品集《如雪如山》。雪，山，标题里又是两个比喻。张天翼爱用比喻，爱到一些读者连呼过量的地步。她介绍自己是“写小说的手艺人”，手艺人总要有点自己的小乐趣。比喻句就是给自己的小奖励，“每写出一个这样的句子来，就会带来一道非常确定的快乐。”

她还向我分享一段趣闻：“王尔德非常爱用具体宝石和花朵来作比，比如珊瑚、象牙、猫眼石、金子，还有紫罗兰，水仙，玫瑰......他的喻体加在一起，就像一个堆满了钻石孔雀毛这种美丽物品的屋子。这一部分和他的性格和审美有关，一部分也有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殖民全球，把大量奇珍异宝搜刮到本国，掀起贵族赏玩风潮的历史缘由。

“后来，毛姆在他的《作家笔记》里提起这一茬，说他读过王尔德的《莎乐美》之后，也想学会这种笔法。于是就去了大英博物馆，记下好多宝石的名字来做造句练习，有什么青金石、石榴石、珐琅、水苍玉……两个人可以说是隔空相认。”

张天翼的读书笔记

她说：“看一个作者写比喻句所用的喻体，大致可知其审美趣味，阅读广度，童年经历甚至上限下限。把所有喻体集合起来，是一部微缩个人史的关键词。喻体暴露一切。”

一滴血

“白瓷砖地上，洗手池和抽水马桶中间的阴影里，有个红点。是一滴血。”

这滴生理期的血真实存在过，只不过距离现在好几个年头。经血原本应该在的地方是马桶里、卫生纸上、垃圾篓的卫生巾里。当它出现在白色瓷砖上时，你会觉得画面有一点刺眼。

那时张天翼还在念书，假期返校前，不慎在家里的地砖上留下一滴血。看到那滴血时，她脑子里出现一个怪念头，有些舍不得擦掉这个从自己身体里跑出来的东西。“老想着就算人走了，至少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自己留在家里，和妈妈待在一起，那也是很好的。”

现实里的张天翼和母亲拥有过超出平常母女的亲密，故事里的主角粒粒和母亲也是。只不过，现实里她最终还是擦掉了血，而故事中的那一滴被留下来了，留在再婚后的母亲与继父的新家里。父亲在母女关系里总是名闯入者，和许多女儿一样，张天翼对自己的父亲并不满意，背地里偶尔跟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离婚”。她是天津人，记忆里大家分外注重“在外不跌份儿”，夫妻离婚的少之又少。无论日常如何扭曲与倾轧，婚姻这床锦被一盖过，血腥味顿时就被锁在了家门里。

现实里未能如愿的事情，她搬到文字里，只不过也与圆满相去甚远。在短篇《地上的血》里，母亲王嫦娥在女儿粒粒上大学后离婚，经人介绍与一位中学老师再婚。故事是从粒粒放假回来，第一次踏入那个全然陌生的生活空间开始的。每个人在白天或多或少完成对“和美”的扮演，到了半夜，一切被粒粒突如其来的生理期打破平衡。面对染污的床单和不被预料的出血，在“一种阴沉的平静”里，王嫦娥说，自己半年前就停经了。

经期和经血，那本来是只属于母女两个人的秘密。一个三口之家里，背负劳累委屈的母亲通过这“红色印章”与女儿构建起排他的亲密，彼此拥有，不再孤立无援。然而一个重组家庭并不是如此。在女儿的注视下，中年女性被分裂成一个娴熟的“母亲”和一个生疏的“女人”，女儿与爸爸抢妈妈，总是赢的毫无悬念；而女儿与妈妈本人抢“妈妈”时，走向却是两败俱伤。

母亲与女儿无法免于离散，就像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关系那样，这是张天翼隐隐想说的。这次与停经有关的冲击同样源自现实，某一次生理期，她像往常那样去家里老地方翻找母亲的卫生巾，“妈妈总会准备好一切，妈妈就是兜底”，这次却只翻出了最轻薄短小的护垫。面对她的询问，母亲回答说，自己已经快要绝经了，那点出血量用护垫已经绰绰有余。这对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她好像看到两人曾经肌肤相贴的亲密正在随潮消退，而“她当初就乘着这样的红色潮水，从肉体的罅隙中滑进世界，从母亲的盼望中跨入现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活在与亲爱的人共享的部分里”。在渐行渐远中被剥除的不只是关系，也是一部分的自己。而这个故事里，“如果说必须有反派，那也只能是时间了。”

几个月前，张天翼决定回一趟老家。她告诉妈妈自己订了后天周末的票。回家的前一天，妈妈一反常态，给她发来一张自拍，说，我想让你看看，我现在是长这样。母亲担心自己老得太多太快，离家太久的女儿回去乍一看到会接受不了。然而，“她的害怕令我害怕，她的担心让我更难受”，“人的泥潭通常就是自己”。两人之间套娃式的小心翼翼最后只能归于一句，“以前不是这样的”

《地上的血》写好后，她照着自己的脚，画了一幅简笔画做章节页小图。书印好后寄了一本给妈妈，隔天妈妈给她发来微信，“我还没看内容，翻了一翻，那插图上的脚是你的吧？有一根脚趾弯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绿沙发

《如雪如山》共有七个故事，故事的主角都叫“lili”，有春运火车上的女学生詹立立，有怀抱婴儿、正为产后抑郁所苦的新手母亲俪俪，也有在一周年纪念日上与情人分手的已婚女插画师陶梨栗。据张天翼说，她们的名字是由英文名 Lily 而来，她喜欢词里爽脆的发音，词外百合花的涵义，不知不觉，一个荔荔变成了许多个 lili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边找到一个张丽或者王丽，每个人也或明或暗在这些 lili 身上瞥见自己，“所有女人身上都暗藏一块相同的拼图，她们的悲喜、隐秘的痛苦与爱憎，如此迥异，又彼此相通。”系在她们手腕间那些柔柔的结，有时是母亲与女儿，有时是女人与女孩，有时则是同窗、同事、萍水相逢的同路人……

lili 们也都是某一部分的张天翼，她们的共同特征是乖巧。“女孩子要有眼力见儿”，这是她从小被教导、逐渐深恶痛绝的一句话。在北方，这句话还有一个姊妹篇，叫做“女孩儿要会来事儿”。它们包含某些被整合到一起的规范，从家里的亲戚们口中，砸到每个小姑娘的头上。作为小孩，她花了许多工夫去揣摩，到底什么叫会来事儿，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会来事儿的人。善解人意的同时要学会察言观色，表露聪慧时一定要恰到好处。她的求生欲来自幼时阴晴不定的家庭气氛，“我爸爸脾气不太好，我在家里经常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观察他的脸色，来决定今天是要喘气粗一点，还是不要那么粗；是在家里溜边走，还是走中间车道。”

在《我只想坐下》一篇中，火车上遭遇性骚扰的立立选择噤声，“他喜欢我所以才摸我”、“……换吧，值得”、“……就当免费按摩！要是什么都不想，还觉得有点舒服呢，说不定还能睡一会儿”，她跟自己这么说着。与此同时，那些横陈在车厢中散发臭气的人体、一人跨过千万里去开水房接回四五个人的热水、被不管不顾的中年男人抢走的座位，桩桩件件向她压来，“女孩子在乖巧懂事的造诣上无尽无休”。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会用“讨好型人格”这个词汇。张天翼形容自己是一个“深度讨好型”，她记得自己也如故事中的立立那样，时常出现一种倾向，“想要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保持友善，甚至很努力地去结交与讨好对方，力图扭转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好像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一点。”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如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所说，“被要求蜷缩成特定的形状来讨人喜欢”的女性，也有太多如影片《罗马》女主角克里奥那样，永远乖顺地偏着头承受一切降临的女性。《如雪如山》中的主角总在境遇里隐忍，张天翼把这归结于自己“性格里缺乏勇气，比较懦弱，所以写下来的女性总不够勇敢”。但她也努力地在某些人物身上放置一些坦荡与行动力，让泳池里的白衣女子大声呵斥手脚不干净的泳客，让卖场里的柜员们结成相互帮衬、击退逾矩客人的小团体。“人可能都在不断找补”，当被问及她在找补些什么时，她说，“自由，和一张沙发”。

“我说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按照自己真正的心愿、真正的欲望去选择，而不是被迫选择。”

“我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心愿，想要一个单人沙发，它旁边会放一个落地灯，我可以坐在沙发里看书。其实我在淘宝上看了好多，会去想象我坐在它上面的样子。但也只能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去想象下一次满 300 减 30 的时候，能把它买下来。可是并没有发生。

“我跟我先生也商量很多遍了，但是之前住的是租的房子，现在的住处也不大，会冒出来很多顾虑。比如会被说，这沙发比较碍事儿；放家里不好看；格局被破坏了；单人沙发对颈椎不太好，其实并不那么适合久坐……总之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愿望，都这么难以达成。

“希望 5 年内我能有一个单人沙发，绿色的，绒面的那种。可能如果我确诊了癌症，一咬牙，说我这人都快没了，这个沙发必须给我安排，也许就达成了。之后再跟老公说，亲爱的，癌症是误诊，但是这沙发咱还是留着。于是沙发也有了，婚姻也保住了，大概只能是这样。

“现在就缺一个给我开这种单子的大夫，我得在 5 年内认识一个这种大夫，然后这沙发就有准儿了。”

苹果桃

在大概 10 年前的一期《人民文学》上，张天翼曾分享过自己的租客经历。她是“租二代”，小时候家境不算宽裕，跟随爸妈搬过七个住处，它们通常都是局促逼仄的，人与人的距离被迫变得紧密而没有转圜。叙述总与垃圾箱、公共厕所、无所适从的父母联系到一起。但母亲从没和脏乱和解，主动揽下公厕垃圾筐的清理，每天提着兑有消毒液的水桶冲洗厕所，早一遍，晚一遍，哪怕周围邻居毫不动容地每日持续糟蹋着刚刚洗净的地面，“拿李渔《无声戏》里的话说，老天原是要想法子磨灭好妇人。”后来她自己出来租房，母亲还会特定叮嘱，不要怕吃亏，出力长力，尽力多做公共卫生。

她们始终在向那个干净、整洁的应许之地主动靠近，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避无可避的窘迫被她看在眼里。浑浊而恶习堆积的大学宿舍，敝旧脏乱的群租公寓，不得不短暂“与肉体断绝关系”的春运车厢，没有刻意去记，但多年后抬笔一描，“他人即地狱”的窒息感依然很汹涌。不过那是于读者而言的，当事人已经翻篇了。每个人处理历史擦伤的方式不同，“回忆总是最好的除臭剂”，将一件事放置在记忆中时，它便已经不能构成肉体的痛苦与伤害，她甚至饶有兴味地拆解了一下，“等到动笔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平静中夹杂着一丝愉悦，愉悦中又略有一点感慨，感慨中还带着一些怀念的感觉了。”

不过，发生过的总归是发生了，成长中经受的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可能说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之前的那么多年里，真正的我已经跟被要求成为的我混在一起，就好像你把桃树的枝嫁接到苹果树上，它们长在一起，然后结出一颗苹果桃。既挖不出苹果的部分，也挖不出桃的部分。”

于是，接下来的课题变成如何接受自己这颗苹果桃，怎么做一颗嫁接水果。苹果桃从小被父母要求做计划，计划需要精确到每个小时，到如今，她对每一天、任何事都需要事先有所计划，迎合的对象纠缠到一起，早就分不清那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选择从事自由职业，是因为它能允许人自由地去给自己做计划。

苹果桃喜欢写比喻句，喜欢在动笔前脑子里已经有画面感。生在曲艺之乡，她从小爱听说书人讲风在天上怎么刮，两个人的兵器闪着怎么样的光，他们在过招的时候，衣服是怎么样地飘动。她偏爱有点字词溢出的小说，不必要每段都准确朝着靶心射去，稍微有点迷迷糊糊的东西，也是迷人的。“《雅歌》里写道：‘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完全不合情理，但句子美就行了，谁顾得上情理？”

苹果桃接受了每个人都会看到一滴不一样的血。女儿眼中他是带来伤害的父亲，以至于需要在长大后写成的幻想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塑造温柔又宽容的完美父亲，让小说里的女儿浸泡在那样的爱里；邻居眼中他是不赌不嫖，只是偶尔打老婆的家庭支柱；同事眼中他是温吞耐心的老好人。他算得上一个好男人吗？怎么不算呢？

苹果桃小时候很爱欧·亨利，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有机锋，包袱都抖得响，转折带来一种不可替代的阅读快乐，而更要紧的是，看似荒诞无常的落版才是切了命运的题，她觉得一切像那首老歌唱的，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苹果桃初中时暗恋患有“抽动秽语症”（学名妥瑞症）的同桌，她在豆瓣日记里写，男孩会不时像触电一样哆嗦一下，口中念念有词，只不过他念叨的不是“秽语”，而是“我爱你”，有时抽得剧烈，则会连说“爱你爱你”。第一眼她就喜欢上他，每天近距离听着“我爱你”，觉得可爱死了，更加难以抵抗。

那个男孩拒绝她的喜欢时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我爱你，真的没兴趣，咱们做一对好同桌就行了吧。

后来一次美术课上她帮他画倒钩球，他道谢时说，对啦，就是这样！爱你爱你。哦，这个背后你给我画上 10 ，就是 10 号的意思。

到现在，每次看到球员倒钩射门，她都会想起他。“不知道他对哪个人说出了第一句真正的‘我爱你’？”

这多像个隐喻，又多像命运。像雪，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