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广州纪录片节论坛,从介绍国际电影节开始,谈到纪录片导演与制片人的关系,制片人赵佳带来了丰富的海外参展经验,以及她的一些关于跨文化制作的方法论。
赵佳早年在上海、日本、荷兰等地接受教育和生活,曾任职于跨国公司担任高管,后致力于以整合东西方文化为核心的国际性题材纪录片,是MUYI FILM 和 SILK ROAD FILM SALON(丝路影视沙龙)的创始人之一。其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多次入围荷兰国际纪录片节等国际影展,并斩获诸多奖项。其制片代表作包括: 《内心风景》《风中之城喀布尔》《芳舟》《乌鸦是美丽的》等。
以下内容根据赵佳在2019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论坛实录整理而来,内容有所删减和调整。
赵佳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国际电影节有哪些?
找准时机,找对形态。
欧洲除了阿姆斯特丹IDFA非常有名,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纪录片电影节,从1-12月有哪些纪录片电影节,可以梳理一下。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在截止期限内做完片子,什么时候投,投什么节,与形态、制作周期有关系,如果错过一个节展,可能要等很长时间。除了考虑片子的形态和类型以外,还要考虑什么时候做完,投哪个电影节比较合适,这些都相当重要,不能让片子等太久,不要盯在一家身上,没准进不去,又等很长时间。从一月份开始,欧洲哥本哈根有一个相对小型的纪录片节,接下来4月瑞士的一个小城有一个“真实电影节”,在欧洲的夏天还有谢菲尔德,是六月份的电影节。九月份是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再接下来是IDFA。北美圣丹斯的时间点和IDFA是一前一后,一般分为春天和秋天的节展,圣丹斯算是冬天的电影节。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是北美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亚洲的电影节还有韩国的DME,时间是九月底,这其实也是蛮重要,应该有十年的历史。大概纪录片的电影节是以上陈述的这几个。
风中之城喀布尔剧照
再是一些综合电影节的节展,综合电影节从戛纳开始,戛纳电影节对纪录片越来越重视,原来感觉不存在,现在越来越扩大化。再接下来是洛迦诺,应该是八月底九月初,然后是威尼斯,顺着下去是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鹿特丹一过是柏林,大概是这样的概貌。有的电影节是具备提案会或者市场功能,比如说IDFA、莱比锡这些有市场活动,有的其实没有提案会,但会有一对一或者约谈。因此这要看大家对哪方面有兴趣,我们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读解。如果是去国际上参展,两个比较重要,一是电影节的主要的方向,举个例子,比如说IDFA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话题、议题式的东西,比如中东战乱或者人权问题,但是现在慢慢也有一些综合性的变化。如果看哥本哈根电影节,哥本哈根更多代表北欧四国这些资源,起码从融资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即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因为这四国是自成体系,这些国家也有联合制作的一些优惠条件,因此这可能也是和地理位置有一些关系。
如果是作者型的作品,有些可能比较小众,比较艺术。莱比锡是属于比较偏艺术和作者型作品的比较好的平台,如果希望不光是传统纪录片的语境去做纪录片,像鹿特丹对于非欧洲文化或者议题、题材也非常关注。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向,像鹿特丹节是很多大导演的孵化器,不是完全说局限于纪录片,比如说一些跨界类型的东西也可以考虑去参加综合型的电影节。电影节与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刚才说到北欧的电影节,从制片人的角度上来说,更多的是北欧或者欧洲的代表者。IDFA其实不一样,是另外的级别,超出地域性,可能全世界都聚集在那里,它的缺点是大家没有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有点像广州节,大家特别忙。广州节是中国本土的电影节和提案会,偏重点肯定是以中国的内容为主。
如果大家要去日韩找资金或者合作伙伴,有两个,东京、韩国,他们都具备相当亚洲着重点的提案会。有一个不具备电影节功能就是市场,每年有截止期限去创投,包括香港,从明年开始,香港电影节旗下的一个创投市场,到今年为止只是剧情片,但从明年开始,这纪录片部分会扩大成为一半一半,如果大家想经历路演和提案会,或者多做扩展,可以去试一试,从亚洲的创投市场开始入手,可能会比较经济有效。每一个节着重点确实不一样,如果去欧洲,一是费用比较高,二是着重点不完全是亚洲,所以入围的亚洲影片肯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国外创作纪录片,怎么选择合作导演?可能不是我去选择导演,而是导演来选择我,首先是缘分,是否能够撞得上,如果撞上,两个判断标准,一是这个导演和我艺术上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有的可能比较偏向于批判性的作品,有的是人性的东西去刻画或者诗意类型的,这比较重要。对于我来讲,因为制片人和导演之间永远是一种很微妙的共事方式,要走很长的路,特别是纪录片有很多变数,资金相对来讲没有剧情片预算这么大。我们两个不一定要三观统一,但起码美学价值观和对创作、作品是统一的,还有对彼此的尊重。如果从国际内容的角度上来讲,有的东西可能适合于本土来消化,有的适合在海外或者国际上亮相。每个作品都是量体裁衣,不是作品不适合创投,或者海外找钱,但这样会很浪费时间精力。所以,每个项目会量体裁衣定一个方案,你怎么去融资,可能根据这个方案都先定一个计划,是否先执行,先走哪一步。
其实在座同行们可能都有同感,纪录片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情怀去做成的,不管是产业也好,还是专业方向也好,复杂性决定了变数非常多,有很多不可控性,如果大家不站在一起,肯定走不完这条路。我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制片人来讲必须要不怕麻烦。特别是遇到与导演不统一的情况,不是硬抗,而是在更多价值观统一的前提下去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要去欧洲的基金会申请一个项目的基金,必须制片人出面,它的合理性在于导演应该是内容的负责,但制片人是对整个项目的负责,也就是说,拿到的每一分钱以正常的方式花掉,花在项目上,涉及到很多环节,包括选谁是摄影、剪辑,这么多环节,其实是一个企业家,你要把得到的资金原原本本做成一个该做的作品,其实本身富有很多复杂性的过程。因此有时候做出的判断不一定要和导演完全统一,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磨合和讨论的必要性。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和一个年轻导演的合作方式,可能和一个成熟导演不太一样,我看在座很多都是年轻朋友,就说年轻导演的这部分。其实最开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制片人的角色要和导演把这想法拉扯也好,铸成也好,成为一个方案,该方案要双方认可。基于该方案,制片人要去做预算,预算肯定永远是一个估计值,在估计值不成立的时候,怎么与导演沟通,包括拍摄过程中,可能年轻导演拍着拍着就跑了,本来是这样想,也许真实拍的不一样。做预算有周期限定,也有可能超支,这时候怎么控制预算?这种情况下,制片人和导演在内容上的沟通、把控,是拍摄期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出现一些没有遇见的情况时,双方怎么样努力解决,在不超预算的情况下解决,其实随时可以商量,这是基于信赖关系,也是对于内容的了解,制片人并不光去找钱,对内容全权负责,要和导演一样了解或者一样理解深刻。
当然没有一个成文的规定,但是我作为制片人来讲,这是我职责,导演他可能更多的是内容的创作,而这种外围的更多是辅助性的东西,包括在哪个节去投创投,或者在哪个电视台找预售,这种环节应该是制片人具备的专业知识。我建议大家在资金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初期参加一些离中国不太远的提案会。为什么呢?每一个片子在提案的时候,大家给你反馈的同时,这些反馈给予你很多收获,对方对你这片子的想法,对于我来讲,不管做多少片子,都有很多帮助,其实更多是大家说对你这东西的见解,讨论两三次以后,尤其是讨论完之后有一对一的会议,那种会议其实非常高强度。一对一会给你很多反馈,那时候才慢慢知道,大家觉得这片子哪个地方没有讲清楚,在重新写方案的时候,或者故事构造的时候,把那个地方陈述得更清楚。
每个人讲故事都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比如说《水浒传》的写法和大仲马、小仲马的作品不太一样,这些方面不是说谁比谁更好、更不好,更多的是取长补短,故事的结构对于纪录片来至关重要。简单来说,如果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可能比较倾向于是另外一个文化语境的人来剪辑,或者作为剪辑指导。客观地来讲,欧洲这方面确实有历史可以借鉴,更重要是另外一种文化语境来讲另外一个文化语境的故事,其实能够让它锦上添花,但这对于一个制片人来讲是比较费事的事情,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不费事,因此这是值得的。要讲好一个故事其实特别难,我是比较不倾向于导演自己拍自己剪,导演他不客观看某一些东西,特别是素材量很大的时候,会“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如果能够有一个外方或者有一个比较熟练的剪辑师会比较好。再一个,音像制作在国外非常受重视,这对于纪录片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我找到第一笔钱留在剪辑和音像制作上面,其他在有钱的时候再说,为什么?纪录片的音像制作是被人忽视的环节,正因为纪录片在制作的时候受到一些东西的约束,资金不够或者只有两个人拍,设置的时候不是那么完美,后期的制作包括对于故事的烘托,甚至会直接影响你对故事性的观感。制片人、导演的爱恨情仇,有一个关系,在最开始合作项目接触的时候,在什么阶段会和导演开始谈到,比如说要签合约的问题,或者说会不会先有一个意向书,再循序渐进,因为可能一开始会是信任的关系,什么时候把这些合约谈定比较合适?在欧洲的语境里面,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分成两步,有创投,有剧本资金和制作资金两种,中国因为没有这个环节,暂时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但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例子。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版权的归属,版权即剧本在我进入制片的时候,要求我是版权的拥有方,因为如果我要签一个发行人,或者签一个合制方,我要是不能拍板,等于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推进,这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在欧洲签剧本协议的时候,肯定要写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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